有须秀树 2007-2-10 11:02
恶魔奏鸣曲
序：彼岸的传说
我应该是《恶魔奏鸣曲》最早的几个读者之一。两年前第一次拿到打印稿时，它比现在更长。当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寻思着该怎么退稿——作为一名专业翻译出版社的文学编辑，我不明白这位素昧平生的作者是怎么会把这部原创作品投到我这里来的。
两周之后，我到底还是拨通了哥舒意的电话。一番字斟句酌之后，我发觉自己很难说清楚书稿带给我的感受。我只说得出一句话：你的书，我看完了。一口气看完了。
有必要交代一下这句话的背景：我每天的工作，几乎就是淹没在各种各样的书里——既啃英文原作，也读中文译稿。在文字的汪洋大海上，《恶魔奏鸣曲》是一艘无意间闯进来的小船；然而在那两个星期里，它顽强地浮在我的视线里，一路顺风顺水地驶到了彼岸。
我最终还是没有当成《恶魔奏鸣曲》的编辑，但两年来关于这本书的消息断断续续传来。我知道它得奖了，被人民文学出版社接受了，经过了坚苦卓绝的修改，如今终于要付梓出版。私下里一直觉得欠这本书一笔债，总要替它写下几个字才能心安。于是我讨来了校样，本来只是打算翻一翻唤起两年前的记忆；没想到，一旦翻开了第一页，我便再一次，一口气读到了结尾。
前后两次的“一口气读完”，应该至少可以佐证，这是一本很好读的小说。把《恶魔奏鸣曲》定义为悬疑小说其实并不准确，但你用“悬念迭起”来形容它肯定不算夸张。钢琴家神秘自燃后留下奇怪的遗嘱，青年乐评家遵嘱远赴巴黎却只拿到了一盘空白磁带……悬念不仅从这一点出发向前推进，而且悬念本身的体积也像滚雪球那样越来越大——大到读的人忍不住为写的人担心，不知道小说接下来该怎么发力、加温、产热，才能在限定的篇幅里将雪球合情合理地融化掉。我是在读到“第四乐章第二节”时才渐渐放下心来的。H.A.D公司(小说中企图利用恶魔奏鸣曲统一人类思想的跨国公司)里的文件夹将“奏鸣曲”周围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一一归档，梳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来。沿着这脉络，我跟着人物寻到了“果”；而写到这里，作者终于紧紧扣上了他布局之初就设计好的“因”——我相信，就写作技巧而言，小说的结构大厦的第一块砖，应该就是搭在这里的。
那么，一口气把《恶魔奏鸣曲》看到底，你究竟可能得到怎样的印象呢？那些档案里的核心故事，究竟指向怎样的主题呢？对此，作者似乎有一点隐忧，因此在后记里一丝不苟地交代了情节、人物所对应的象征意义，并且提纲挈领：恶魔音乐用来指代人类文明，希望引发这样的终极思考——我们创造的东西，将帮助我们，还是毁灭我们。
如果非要以这样的方式来解析小说，或许我还可以再替他补上一些名词术语：固然可以把“恶魔音乐“的概念追溯到西方音乐史上的诸多传奇（德国吹笛人传说，《黑色星期五》悬案等），H.A.D公司收买灵魂、控制思想的行为则更能叫人联想起《失乐园》、《浮士德》和《靡菲斯特》（具有类似母题的文学作品实在举不胜举）。从小说中提到的很多作家和书名（《礼拜五——太平洋上的灵薄狱》、《存在与虚无》、莫迪亚诺……）里，其实都可以寻找到《恶魔奏鸣曲》赖以构建的思想基础和风格范本。再把眼光从高远的名著拉回到切近的国际畅销书排行榜，或许你又会惊讶地发现，与《达芬奇密码》、《最后的圣殿骑士》、《历史学家》之类眼下大行其道的“知识/历史悬疑”作品放在一起，《恶魔奏鸣曲》的先天气质有时候显得那么接近……
再类比下去只怕要迷失在一大堆流派、主义和符号里。我从来不觉得这是分析小说的高明办法。然而说到这本书，上面这一段叙述或许并不多余。据我所知，哥舒意本人自小居住在上海，在写完这部小说之前从来没有走出国门半步。但是，如上所述，《恶魔奏鸣曲》的动机、材料、精神背景来自西方，情节大部分都在法国展开，文风接近于翻译小说——是那种译笔流畅老到的翻译小说，环绕在情节主干周围的大量细节——那些美食美景、那些文化象征、那些好听的法国香颂，全都是逼真的异域风貌。不能说全无做作，但这些密集的元素糅合在一起时，彼此并不显得逼仄拥挤，我读得出作者运笔时的细心与真诚。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精致的细节，小说的整体氛围才罩得住读者的期待，而小说的那个其实相当概念化的主题，才不至于显得过分抽象。不过，这些长于烘托气氛的细节一碰到人物——尤其是次要人物时就显得有些力怯气短，这或许是本书最大的遗憾。那几个与奏鸣曲有关的人物，彼此面貌太过相似。那份档案上，几乎每个故事里都有一个少女，少女与少女之间，几乎找不到可以加强区分度的细节。
王安忆说过，小说是个人的心灵世界，而筑造心灵世界的材料却是我们所赖以生存的现实世界。用这个理论来解释《恶魔奏鸣曲》，完全讲得通。小说里的巴黎——那个作者从未到过的巴黎，虽然写得那样逼真，却终究只存在于作者的心灵。而借以构筑这个巴黎的材料从哪里来？书本，电影，音乐……以及被它们催生的无边无际的想象。
哥舒意和我都是七十年代生人，他的心灵世界里有我熟悉的气味。我们这个年纪，战乱饥馑的岁月早已远逝，上山下乡文革之类也基本不沾边；作为第一代独生子女，我们自小孤独地沉醉在书本、电影、音乐里。这些本来已经经过加工的材料在我们的意识中拼贴、膨胀，和我们对周遭生活的观察交织在一切，终于有了自己的血肉、呼吸和生命。第一手材料（生活经历）的相对贫乏和第二手材料（通过媒介获得的印象）的极大丰富，或许可以算是我们这一代比较明显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将《恶魔奏鸣曲》视为作者对于影响他至深的西方文化的某种思悟和致敬，或许并不算牵强。仿如站在此地眺望彼岸的风景，凭空构筑一个发生在彼岸的故事——虽然讲得出那里的一草一木一石一碑，那故事，却终究是自己的。它既不属于此地，也不属于彼岸，它只属于心灵。
黄昱宁
有须秀树 2007-2-10 11:03
前奏曲
钢琴家坐在黑色的三角琴前，弹奏着肖邦的降D大调第十五前奏曲。黑白相间的琴键错落有致地起伏落下，琴声幽静、美妙，犹如闪耀着银光的溪流一样流淌在静谧的黑夜里。月光透过天窗照拂着他和钢琴。他的头发和眼睛同样是黑色的，脸庞看上去有些瘦削，对于一名音乐家来说，这样的外貌反而衬托出了一种宁静孤独的气质。他身穿一件白色衬衫，左手的衣袖垂落在琴键上，右手的衣袖挽到小臂上。手背上那块疤痕清晰可见。疤痕的颜色暗淡，表面皮肤微微凸起，形状像是反转的字母“N”。
黑暗中，那些乐曲里的音符渐渐汇聚起来，形成一个熟悉的人物轮廓。我已经很久没有想起这个轮廓了，也很久没有听到这样打动人心的琴声了，特别是在这间房间里。
这间房间是一幢双层西洋式建筑的阁楼。房屋的建造者利用二层和屋顶之间的巨大空间搭建了这个阁楼。阁楼原本的用途是放置杂物，但由于地方实在过于宽敞，后来的房主又喜欢弹奏钢琴，就在这个阁楼房间的墙壁上装了隔音板，把这里改造成了琴房。房屋是木制结构，地板和楼梯表面的红漆已经差不多掉完了，暴露在外的木头纹理都失去了本来的颜色，如同久远的记忆。
只剩眼前这台三角钢琴还崭新如初，在黑夜里闪烁着黑色的光泽。
一曲完毕，房间陷入音乐结束后特有的岑寂里。
“对不起，您刚才问我什么？”
钢琴家的法语每个元音都特别清晰，听起来有一种天然的韵律感。
“对您来说，音乐意味着什么？”我重复了一遍自己的问题。
“这属于采访的问题吗？”
“不，这只是我个人想问的问题。”
他站起身，有些漫不经心地走到窗前，打开窗户。冰冷的空气一下子就涌入了房间。他无动于衷地站在窗前，思索了一会。琴声的回响消失在了寒风低沉的呼啸里。
“我读过一个关于音乐的剧本。剧本大意是说在人类刚刚直立起来不久的时候，他们发现要想生存下去实在是十分困难的事情。许许多多的困难，甚至多到了痛苦的程度。许多人在彷徨中死去，更多的人在彷徨中等待死去。就在这个时候，人们听见天空中传来了上帝的声音。上帝说：‘请听音乐。’人们按照上帝的提示听起了音乐。音乐使人们得以减轻痛苦，获得欢乐。音乐给了人们希望，人类也因此顺利地生存了下去，一直延续到了今天。”钢琴家说，“这个剧本很短，情节也谈不上引人入胜。作者试图用象征的手法来说明音乐的意义，但是象征得过于笼统了。把剧本里的音乐换成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其主题似乎依然可以成立。总之这远不是一个完美的剧本。不过剧本我还是读完了，因为它提到的是音乐。”
“这是您对音乐的看法？”
他摇了摇头，右手扶着窗沿，手指以一种固定的节奏轻轻敲击着木框。这个动作在我看来有些熟悉。
“无论哪一本《圣经》里都没有提到神创造了音乐。但音乐在某些方面十分类似于上帝所造之物。音乐没有善恶之分。只有完美的和不完美的差别。 对于我这个演奏音乐的人来说，问题的答案就是自我。”
“自我？”
“音乐使我意识到自己的存在。”
钢琴家离开窗户，回到钢琴前。他的衬衫在黑暗里白得有些耀眼。轻柔朦胧，飘渺凄迷的琴声再度响了起来。琴声的线条连绵不断。肖邦的前奏曲一首接一首地浮现在了黑暗中。
我坐在房间里唯一的一个单人沙发上，闭起眼睛聆听着他的演奏，继续沉浸在熟悉的琴曲里。这的确是无与伦比的演奏，让我感到自己回到了过去的某个时刻。或者应该这么说，过去的时刻又再次来到我的面前。过去，我曾如醉如痴地欣赏这二十四首前奏曲，感受乐曲浓郁的诗意和优美的意境。现在，我的意识随着琴声而摇摆起伏，完全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音乐的确可以使人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使人对死亡和生命的进行思考。在本质上音乐和生命都是一种瞬间的艺术。瞬间产生，瞬间消失，却具备着某种永恒性和无限性。
但对于我来说，它又意味着什么呢？
我喜欢音乐。用喜欢来形容可能不怎么恰当，应该说是习惯，习惯于音乐，因此听了许许多多不同的音乐——富有宗教意味的巴赫、华丽旋转着的约翰施特劳斯、愤怒咆哮的贝多芬、激进浪漫的柏辽茨、不可一世的瓦格纳、深情与优雅并举的肖邦，还有其他一些——也许这些只是音乐中属于古典音乐范畴的一小部分而已，不过对于我这一渺小的人类个体来说已经是非常多、非常多了。欣赏音乐不需要复杂的知识和昂贵的装置，只要像现在这样静静地坐着就行了。
然而，在聆听音乐的同时，有一个问题始终，甚至可以说是越来越让我自己感到难以理解。我时常在欣赏音乐的中途想起这个问题，或是有意识的，或是无意识的，然而差不多每一次都迷失在迷宫里——节奏和旋律构成的迷宫，忘记了自己来到这里的目的，不得不困惑地从乐曲的迷宫里原路返回。
——对于我来说，音乐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记得雨天的时候，未婚妻立在窗前，缓缓拉奏着她钟爱的小提琴。我站在她身后，默默聆听着穿梭在雨中的温柔而优美的琴曲。
那时我问过她相似的问题。音乐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她垂下手中的琴弓，沉思了很长时间。雨滴划着优美的弧线落在窗台边，打在玻璃上，汇聚在一起、消失。可是她没有回答，只是微微地一笑，敞开琴弓轻轻低头，做出请欣赏的姿势。然后抬起纤细的手臂，再度架起小提琴，继续拉奏下一个曲目。
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明白她这样做的含义。她希望我能聆听她所演奏的音乐。那个时候，她也需要着我。而我却只纠缠于自身的问题，无暇他顾。现在，我时常记起雨天，记起她的这个动作。她的这个动作像她拉奏的曲子一样深入我心。
现在，我时常记起雨天，但我所聆听的琴曲已经消失了。
钢琴家结束了弹奏。
“我非常欣赏这二十四首前奏曲，这是肖邦独一无二的作品。一首《天堂》，一首《恶梦》，从美丽到神秘，从预言到哀伤，从命运到死亡，每一首都有不同的调性，我们生命里的一切都应有尽有。比如这首a小调第二前奏曲，左手弹奏的是不可抗拒的命运，右手弹奏的是人生的悲哀。左手命运，右手人生。每次弹奏它们的时候，都让我无比强烈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存在。”
“我也很喜欢这个作品。”我说。
“肖邦的前奏曲不仅仅是乐曲开头部分那种意义上的前奏。它同时也是独立的乐曲。”
他转过身体，静静地注视了我一会，左手的食指和中指按在右手的手背上，轻轻抚摸着那快形状奇特的疤痕。
“您以前去过巴黎没有？”
“还没有去过。”我说。
“我建议您去一次巴黎。柏辽兹曾说巴黎有可怕的尸体和迷人的跳舞。巴黎同样也有迷人的音乐。”他说，“那里有音乐等待着您去聆听。”
“巴黎有音乐等待着我去聆听？”我问。
“您会明白的。”他说，“假如您仔细聆听的话，就会发觉，属于您一个人的音乐已经响起。”
“属于我一个人的音乐？”
钢琴家点了点头，没有再对我解释什么。采访结束，我起身告辞，并预祝第二天他的独奏音乐会获得成功。他微微笑了笑，与我握手告别。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的笑容，也是最后一次。
第二天，他死了。
一个月以后，我收到了一封寄自巴黎的邀请信。
有须秀树 2007-2-10 11:06
第一节 组曲（1）
三月初，我接到一个女性朋友打来的问候电话。说是朋友，我和她之间其实并不怎么熟悉，只是因为在同一本音乐杂志上撰稿的关系因而在编辑部见过一次面。电话里她介绍自己目前在一家颇有名气的广告公司做文案，已经不再写关于音乐的稿件了，口吻听来并不遗憾。聊了一阵后，她问我有没有兴趣参加广告公司为新摄汽车广告大获好评而举办的派对酒会，就是那种有高级香槟和像样的水果拼盘的并且有一些社会名流参加的纯社交型聚会。
“非常热闹的酒会。我们正好可以见个面。”她说。
虽然我并不喜欢热闹，但是觉得偶尔以这种方式保持与外部社会的联系没有什么坏处，于是便答应了下来。另一方面，我也知道她提出这个邀请并没有别的含义在里面。她已婚，并且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儿。
结束通话前，我们聊了些霍夫曼和帕德列夫斯基。除去音乐，两个人的共同话题非常有限。
“虽然已经不再写东西了，但音乐杂志还一直在看。你最近写的那篇关于他的专访我刚读完，所以想到给你打个电话的。”她仿佛是在解释什么，“也许你不知道，我是他的乐迷。”
让雅克科洛。这是她提起的音乐家的名字。
挂掉电话后，我拿起昨天的一份报纸浏览。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报纸上仍旧有着关于法国钢琴家让雅克科洛的系列报道。这也难怪。毕竟死去的是当今世界赫赫有名的音乐家，死得又是那样突然：一月十七日，也就是他原定在上海进行自己“远东音乐之旅”的首场演奏会的那一天，因突发性心脏病不治逝世。
当晚，世界各主要媒体都播报了这一新闻。
一月和二月，“传奇钢琴家之死”几乎是各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的保留节目。相关他的钢琴热潮也刹那间席卷世界，有关专家特将此现象命名为“科洛效应”。
现在所能看到的钢琴家生前的照片差不多都是一个模式，他身穿黑色礼服坐在黑色的三角钢琴前弹奏乐曲。照片上的钢琴家面貌端正，体型瘦削。有人说他带有犹太血统。从外表来看，确实有一些东方式的感觉。
从官方资料上能确认的只有让雅克科洛是法国人这一点。一九七三年他出生于巴黎市郊。二十四岁前的他还没有出名，和这个世界上数以亿计的人一样默默无闻。从资料上看（至少没有官方记载），科洛从没有在任何一间有名的音乐学校学习过音乐方面的知识，似乎也没有什么有名的专业人士教授过他钢琴方面的技巧。换言之，这个被誉为“天才中的天才”的年轻音乐家确实是自学成才。他在巴黎某个角落里默默弹了十几年的钢琴，在二十四岁的时候，一举成名。
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一九九七年那场使他成名的的传奇演奏。那一年的三月，他参加了欧洲一个有着近百年传统的国际钢琴比赛，预赛中排在最后出场。当他演奏完一曲肖邦的奏鸣曲后，评委们鸦雀无声，许多人潸然泪下，有近半的比赛选手悄悄退场，人们都站了起来。
他征服了那里所有的人。
在这以后的短短两三年里，让雅克科洛将他的影响扩散到了世界的每个角落。他先后在欧洲的维也纳、柏林、圣彼得堡、阿姆斯特丹进行钢琴独奏演出，不久演出地就换到了北美——纽约、费城、芝加哥。所到之处，人们无不为之疯狂，盛赞他的演奏是具有神奇的魔力，赞美他是“天才中的天才”、“钢琴演奏的神”。许多狂热者跪倒在他行进的路上祈求他的祝福，母亲们争先恐后恳求他用手触摸自己的孩子，冀望自己的孩子得到他的才华的庇护。人们确实把他看作了神，音乐之神。
事实上，和公众常常见识到的由强力的广告宣传捧红的明星不同，让雅克科洛的名气并非是建立在媒体夸大的泡沫上。他的名声完全是由听过他现场演出的听众们口耳相传得来的。最早被他的演奏征服的是传统的欧美古典音乐界，只要听过他的现场演奏，无论是不是古典音乐乐迷都会心醉神迷，被琴声所展示出来的魅力所折服。他的乐迷数量是以几何级数的方式增长着。媒体当然也迎合公众心理而对之进行大肆宣传。这样，让雅克科洛在当代古典音乐演奏上的经典地位就不可动摇地形成了。
“现代钢琴的帕格尼尼”——《时代周刊》评论：“即便李斯特再生、肖邦转世也无法在演奏上取得像让－雅克科洛这样的成就。”
看完报纸上关于音乐家的报道，我走进厨房冲了包速溶咖啡。喝咖啡时，我想起了大学时听过的“门”乐队。一九七一年七月，“门”乐队的主唱吉姆莫里斯死在了巴黎。音乐和死亡，这是钢琴家与摇滚歌手的共同之处。两个人都死在了同一个年龄上。二十九岁。除此以外，死去的钢琴家还有个非常特殊的地方——他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微笑过。
他是个没有笑容的钢琴演奏家。
周日晚上我照约定去了广告公司为新摄汽车广告大获好评而举办的派对酒会。
如同电话里描述的那样，酒会本身是很热闹。不过我没有遇到什么认识的人，似乎也没有什么人有兴趣认识我。基本上我只是独自坐在一个角落默默品尝水果和饮料。那则大获好评的汽车广告有幸在电视上看到过，内容并不复杂。大意是：昂贵的车，漂亮的女人，成功的男人。蕴含着现实意义的成功广告。就如同怒吼的一九二零年代，金钱、汽车、速度、性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价值标准。
与汽车广告差不多，这个酒会是一个彬彬有礼的，充斥着荷尔蒙与货币味道的、热闹的、却又是冷漠感十足的人类社会的小小模型。总体来说，参加派对的男男女女无不穿着得体的服饰，挂着体面的笑容，三三两两在一起状似亲热地交谈。
随着时间一点一滴地过去，无聊感一点一滴地积聚了起来，酒会时间还没有过半，我已经深刻地领会了哲学层面上的无聊人生定义，并且萌生出离开这个毫无意义的地方回家的念头。于是我找到那位担任广告公司文案的女性朋友，感谢她邀请自己参加如此规格的酒会，并解释说临时有事不得不先离开。
告辞后，我穿上外套，走向酒会大厅的出口。一个身穿青色连衣裙的女郎也在这时来到出口。她看了我一眼，语气平淡地说：
“上海好像不大，是不是？”
声音听起来有些耳熟——就像是不经意间在唱片里听到某段令人怀念的旋律那样。我看向她的面孔。她过去的影像从记忆里破茧而出，与我面前的这个形象重合为一。
我认出了她，不由自主地停住了脚步。有那么一小会儿，我不知道自己应该说些什么，最后能说出口的只是一个缺乏感情色彩的普通问候。
“你好。”我说。
“你好。”她说，“没想到能在这里碰见你。”
“我也没想到。”我说。
“你好像没怎么变。”
也许是没怎么变。一个人的二十岁和他的二十九岁相差得并不能算非常遥远。
我们沉默地站在出口旁边。她扭头漠视了一会身后的酒会大厅。
“你是不是准备走了？”她问。
我点点头。
“我也正想离开这里。”她说，“我们换个地方怎么样？”
“换个地方？”
“好久不见，我很想和你说点什么，这里可不适合聊天。当然，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不反对的话。”
我没有反对。等她穿上大衣，我们一同离开酒会大厅来到酒店外的停车场。我从一堆名牌车里开出自己那部老旧不堪的桑塔纳Ⅰ型车。光点火就点了有五分钟。
“Carriole。（注：法语，老爷车）”她评价道。听起来她的幽默感并没有改变多少。
隔街就是酒吧林立的衡山路。我把车开至领馆广场停妥，我们挑了间不怎么嘈杂的酒吧坐了进去，酒吧正在播放的背景音乐是某个斯堪的纳维亚乐队的适合商业氛围的新音乐。她要了加冰块的汽酒，我要了咖啡。接着，两人沉默地喝了一会各自要的东西。
“我不知道你回国了。”我说。
她奚落似地笑了。“你当然不知道。”
“那你回国……”
“先不谈这个好吗？”她打断我的话，转了转手中的玻璃杯，喝了几口饮料。“对了，你怎么会参加刚才那个酒会的？工作和广告这一行有关？”
“和广告没有关系。”我说，“有一个朋友在广告公司做事。酒会是碰巧参加的。”
“我觉得你也不会做这一行，和你的个性不符。” 她端起酒杯。“那么，你现在从事哪一方面的工作？”
“自由职业。”
“自由职业？”
“主要靠写古典音乐方面的评论谋生。”
“古典乐、评论家？”她显然有些意想不到。
“只是三流水平的。”
她看了我一眼，脸上渐渐露出和以前差不多的带着调侃味道的微笑。接着我们又聊了些别的——时间，天气，人物。一如詹姆斯乔伊斯的写作手法。但话题有些不太合拍。我很想知道她这些年过得怎么样，在国外如何生活，或者是回国的种种情况，但她似乎非常不愿意提起和自己有关的事情，有意回避了这些话题。
两个人断断续续的谈话中时常出现接不上话的冷场局面，这种时候她便低头喝自己杯子里的酒精饮料。在她喝饮料时，我却想起几次三番没有读完的《尤利西斯》这本名著。没有读完它大概是因为我从来就没有打算读完它，也有可能因为自己并不适合读这本书。读书的人和被读的书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
二十岁以前，我曾经希望能够读完这个世界上所有有阅读价值的书籍。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希望渐渐成为了渺茫的希望，然后又从渺茫的希望变成毫无希望。大概人们所说的现实就是这个意思。现实就是希望湮灭的过程。
当我把目光重新转回她身上时，她已经显出醉态。我甚至记不清她到底喝了几杯酒。她要么是已经喝醉，要么是即将喝醉，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我都不愿意看到。
“别再喝了，” 我说。
她抬起眼睛，像是研究美术馆里的石膏雕像一样看了我半天。
“为什么？”
“我觉得，你会喝醉的。”
“有这个可能。但是现在还好。”
“你回国多久了？”
“聊这个干什么。”她心烦意乱地甩甩头，“说说，你现在怎么样。”
“刚才不是说过了么，在写乐评。”我说，“你真的有点醉了。”
“真的是在做乐评？”她把额头抵在酒杯下沿，不怎么当真地问。
“自己开的公司倒闭了，所以只好做这个混饭吃。”我也不怎么当真地回答。
她一连喝了两口酒，眼神恍惚起来，其主观意识仿佛迷离了一阵，甚至让人觉得有什么东西扑通一声掉在了水里。接着那东西又挣扎着爬上岸，她则继续刚才的话题。
“那，那么……公司经营什么的？”
“贩卖人口。把非洲象牙海岸的黑人掠到利物浦的奴隶市场拍卖，以及类似的生意。”
“怎么会倒闭的呢？”
“猎头族的首领警告说，再干下去的话，要把我炖成罗宋汤。所以破产。”
她呆板地对着我看，片刻后，脸上出现了类似调笑的表情。
“你真逗。”
说完，她就仿佛被子弹击中似的醉倒了。
我独自呆楞楞地坐了半天之后，一个面无表情的侍者走过来询问是否结帐，顺便告知酒吧还有半小时打烊的讯息。
结完帐，我试着叫醒她，随即觉察这就好像是单枪匹马从海里打捞一条鲸鱼一样不可能——她醉的完全不省人事，谁来叫都不会起任何作用。我有些不知所措。酒吧快要关门了，显然不能把她丢在这里，但是又能带她去哪里呢？九年前我大概知道她住的地方，但是现在，我对她的情况一无所知。
最终，我扶她上了车，带她回了我的家。这是我考虑半天后所能想到的唯一的主意。
带喝醉酒的人回家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醉酒者的身体远比人们想像的沉重，哪怕是一个身段苗条面容漂亮的醉酒者也不能例外。
把她放倒在床上后，我去卫生间浸了条毛巾，再回到卧室，她已经自己钻进了被子里，深色大衣和连衣裙扔在了床边的地板上。她是怎么清醒片刻然后迅速脱掉外衣钻进被被子里的呢？纳闷之余，我还是用湿毛巾将她脸上的油腻及化妆揩掉。
她丝毫没有主动醒来的迹象。
我另取了一条被子躺到了客厅的沙发上，又看了会书，然后睡了。
第一节 组曲（2）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她已经起床。微冷的晨风从洞开的窗门拂过房间，她独自靠在阳台的栏杆上看着外滩对岸的风景。风有时吹乱头发，她便轻松地用一只手抚齐。日光已经偏离的客厅的西侧，渐渐移往地板中央位置。
我悄然看了一会，慢慢坐起身来。
“你醒了。” 她听见声音，回过头。
“醒了。”我觉得还是应该先解释一下昨天的事情。“昨天晚上……”
“这个我知道，你不用解释什么。是我喝醉了。”她的脸上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没有微笑，也没有生气。“这是你的家？”
我点了点头。
“记得大学的时候，我一直没有来过你家。也许应该这么说，你从来没有带我来过你的家。”她说，“但是你去过我家的，在放假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家搬了没有。”我说，“本来是想直接送你回家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
她摇摇头，从阳台返回客厅，合起玻璃滑门，冷风和渡轮的汽笛声同时被切断了。她走到沙发的另一边坐下，顺手拾起地板上的法语小说翻了两三页。
“现在还在看法语小说？”
“有时还看。”
“以前我也看过一点，出国以后就没再看过。”
“为什么？”
“因为没有时间吧。”
“这些年，你一直呆在加拿大？”
她点了下头，身子望沙发上一靠。“马拉雪橇，枫糖浆，大火和飓风。有的地方很漂亮，有的地方非常冷。”
“去过法国没有？”
“没有。没想过要去。”她把书合起放在我手上，“你呢，也没去过？”
“到现在为止。”
“可惜了你学的法语。”
“没什么可惜。”我说。
“这倒是的，我们学法语的目的不一样。我是为了出国，你是为了读小说。” 她默默地拍了几下沙发。“我们有很多地方都不一样，……三流乐评家。”
“三流乐评家？”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突然这样称呼我。
“这是你自己说的——三流的古典乐评论家，我觉得这比你原来的名字要顺耳些，”她微微一笑，“你不这样认为？”
“……”
“三流乐评家，大概你既没有结婚，也没有女友吧？” 她用判断多于疑问的语气问我。
“基本上是的。”我说。
阳光渐渐浸满了这间不大的客厅，空气里的尘埃颗粒像静止一样地漂浮在上午的阳光里。打开音响，是《黄泉的天鹅》，皮亚提哥斯演奏的圣桑作品。音乐里的每一个音符也如同尘埃一样静止着。
音乐转第二遍时，我们开始靠在一起接吻。然后我们便做爱了。至于事情为什么会发展到这个地步，或许因为性是人之常情的缘故，况且过去我们曾经恋爱过。
“大学时我们做过爱没有？”她问我。
“恐怕没有。至少我不记得有。”
“那我们单独在一起时干些什么呢？”
“一些初步的生理了解。一边背法语单词。”
她笑了笑，将裸露在外的身体缩回了被子里。“说说你怎么会成为三流乐评家的吧，”她问，“你怎么会做这个的呢？”
“因为公司倒闭了……”
“别开玩笑了。”
“不是开玩笑。”我说，“真的开过公司，而且公司真的倒闭了。大学毕业以后，我开了间很小的公司，基本上只有我一个人，主要做一些掮客性质的生意——说句不好听的，简直和皮包公司差不多，也许就是的。”
“那倒闭是怎么一回事？”
“公司的资金是舅舅出的，生意也基本上是他介绍的。没有他的支持，公司很难维持下去。但是他生病死了。昨天那辆很旧的桑塔纳车就是他留给我的。”
“然后就倒闭了？”
“还没这么快。其实本来还不会倒闭的。后来在考驾照的时候认识了一个研究英国文学的生意人，自称莎士比亚全集读过十遍以上，爱引用莎翁十四行诗，张口闭口戏剧对白，不时冒出一句‘非要他一磅肉不可’之类的话。他交游广泛。我们不久便合伙做起了生意。做生意时完全由他主导，没办法，我没怎么读过莎士比亚。”
她笑了笑，说：“大学时你就不喜欢英语。”
“买卖的下家是以前打过交道的生意上的朋友，很信任我，连货款也是先付的。之后发生的事可想而知，货款就此消失。和钱一块无影无踪的便是那位满口戏剧台词的莎士比亚仁兄。不过想想也是，熟读莎士比亚戏剧的人不可能不对人性有透彻的了解。”
“然后呢？”
“黑锅自然由我来背。连咨询的律师脸上都明显带着同情我的神色，打官司必输无疑，还牵涉商业诈骗。只能想办法还钱。”
“你还了？”
“还了。以前家里留下一幢花园式洋房。用卖房的钱免去官司和牢狱之灾。事情了结后，我关掉了公司，用剩下的钱买了现在住的这地方作为从此以后的安身之处。”
“那怎么又成了古典乐评论家的？”她问。
“公司倒闭以后，因为无聊，一边听音乐一边写了几篇音乐方面的文章。正好有杂志征稿，就寄了过去。没想到刊登了出来，杂志的编辑希望我再写一些，说是反响不错。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定期为一些音乐刊物写专栏和评论文章。稿费的收入不多，可是我开销也不大，可以维持生活，再说还可以经常听到免费的唱片。”我枕起双手，说，“综上所述，我就成了三流的古典乐评论家。”
听完三流乐评家的诞生过程，她有一会没有说话。
“以后你就打算继续这样下去？”她轻声问我。
我没有回答她。以后，多长时候才算是以后呢？是十分钟，还是十年呢？以后的概念对我来说是件过于遥远的事。虽然我已经将近三十岁。
“我喜欢现在的生活，读书听音乐写文章。”
她略微仰起脸看了看我，又低头枕在我的手臂上。
“多长时间没有过性生活了？”
“有些时候了。”
“身为三流乐评家，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是Judy还是Monigue？”
“不觉得问题有点粗俗吗？”
“粗俗还是难以回答？”
“女孩儿家怎么会问这种事？”
“因为我已经不是女孩了。”
我心里忽然有些难过。可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难过。
“你和别的女孩睡过觉么？”她问。
“当然。”
“和谁？”
“未婚妻。”
一段沉默。
“真奇怪，你居然会有未婚妻。”她抬起眼睛看着我，“以前我觉得你是不会和任何人结婚的。有她的照片么？”
“没有。”我说。
“我不相信。”
“是没有。基本上我们没有照过照片。”
“那你形容一下吧，她是什么样的？”
“她是……”我想了很长时间，能够想起的却只是一些音乐的片段——小提琴和钢琴的演奏的乐曲依稀缭绕在胸口，压迫着心脏的部位，使我无法再继续想下去。“……她也喜欢古典乐。”
“难怪。”她再次一笑，不再问什么。
下午我去法国领事馆询问有关签证的事情，她也去同一方向。我开车送了她一程。一路上她都紧紧闭着嘴唇，侧着脸茫然看着市区沿路的街景。试着搭了几次话，都没有得到正常的回应。显然，她有些不愉快，在为某些事情而生气，这一点甚至不用怎么观察就可以得出结论。但我不知道她感到不愉快的内容是否和我有关。我希望与我无关。
她的目的地很快就到了，市中心一条繁华的商业街道。我在附近的小路上把车慢慢停下。但她没有立刻下车。我们在车里默默坐了一会。街道上充斥着最新的流行乐曲，它们按固定的程序从音乐车间里生产出来，供人们随时随地使用。杂乱的音乐从四周灌入车厢。
“有句话想问你。”她开口说。
“是什么？”我问。
“有了未婚妻还和别的女人上床的人，是不是特别卑鄙？”
我默默无语。她轻轻打开车门。
“还有，请不要放古典乐，如果以后还能再见面的话。”
有须秀树 2007-2-10 11:06
第一节 组曲（3）
一个星期渐渐过去了，我去法国领事馆申请了旅游签证。她却一直没有消息。我不知道她的电话和住址。她大概是有意没有留下。
如果以后还能见面的话——也许是以后不再见面的意思。
为打发时间，我把家里收拾了一遍，还去楼下的音像店借了几部几十年前的法国影片，都是些非常古老的影片。
在我看贝尔蒙多主演的《断了气》的时候，电话铃响了起来。
不是她，也不是法国领事馆，是一个爱好古典乐的朋友打来的，
“晚上出来吃顿饭吧。”他说。
我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事。我更想在家等某人的电话。
“事情倒没有。只有一个故事。和你的工作有关的故事。”他说，“我想你会感兴趣的。”
我和这个爱好古典乐的朋友认识是在我公司倒闭以后。这个爱好古典乐的朋友的整个家族都和法律打着交道，他也不例外，是个职位不低的警官，又喜欢海顿的音乐。我原来以为警察大多喜欢瓦格纳的音乐，又或者是贝多芬的音乐。海顿的音乐相对来说过于宁静了。但是他却真的喜欢海顿，家里收集的唱片大都是海顿的作品。
见面的地方是在某商业中心的四楼，一家经营改良式西餐的餐厅。两个人点了西式套餐。另外要了红酒。台上的东南亚乐队好不容易折磨完了一首蹩脚的英文歌曲，安静了下来。
“你是说有一个和我的工作有关的故事？”我问。
“是的。”他说，“你的工作不是和音乐有关么，我想跟你说的就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故事。”
“愿闻其详。”
他竖起餐叉点了点，说：“虽然只不过是个故事，可是你不能告诉别人，也不能作为素材写到文章里。——我不想拿自己的职业前途开玩笑。”
“那又为什么要告诉我？”
“每个人内心里都有倾诉的需求。”他这次点的是餐刀，“我信得过你这个音乐上的朋友。再说这又是关于音乐的。”
我答应了他。
他以职业特有的审视目光环视了一遍餐厅。今天不是周末，客人并不多。我们附近的桌子都空着，连乐队也打消了再演奏的念头。
“我不知道你是否会觉得这个故事荒谬。”
“荒谬？”我把手里的刀叉交叉在一起，“为什么？”
“故事里有人死了。”
“所以荒谬？”
“死并不荒谬，是死的方式荒谬。”
“死的方式荒谬？”
我渐渐被他的话吸引住了。
“简单说来，”他说，“故事是这样的。”
从前（也可以说是不久前，时间在故事里并不重要），有一位非常有名的钢琴演奏家（请忽略音乐家的性别和国籍）。某一天，这位著名的钢琴演奏家要在某个地方（地点也不重要）举行他的钢琴演奏会。演奏会的门票在几个月前就已经销售一空。音乐会是定在晚上举行的。但是这名钢琴家在下午的时候就已经来到音乐厅，为体验演出效果，他提前进入舞台进行试奏，并请求单独待在音乐厅里。于是所有人都退到了外面的大堂里等待。演奏厅和后台的门都关上了。
事情就在他单独待在演奏厅试奏的时候发生了。
有个耳聋的清洁工在后台收拾杂物（音乐厅工作的清洁工居然耳聋，十足的黑色幽默）。因为耳聋，他对周围的动静一无所知。也就没有应钢琴家的请求及时回避。他因此成为了唯一的目击者。事实上，据他事后写下的笔录，他并非是先看到，而是先“听”到了异常。
（听到了异常？故事里负责笔录的办案人员不解，不是聋子么？）
“我是耳聋，但不是不能察觉到声音。”清洁工写道，“只不过我耳朵所察觉到的，只是声音的波动。我能感觉到那是声音，可是我不能听见。但是当时的情况有点不太一样。我连任何声音都感觉不到了。那样子就像是周围的世界一下子死了，所以声音都消失了。我觉得事情不大对，就从后台走了出来。”
这时，他听见了琴声。
“我从来没有听过音乐。”清洁工写道，“我仅仅能感觉到几种乐器发出的声音的振荡。钢琴就是其中之一。可我当时却不是感觉到振荡，而是钢琴所发出的无比真实的声音。是的，我听见了琴声，在声音消失的世界里。”
（听到什么就不用写了，关键的是你看到了什么。办案人员提示。他们对一个聋子的听觉并不信任。）
听见了琴声的清洁工无比激动。他颤抖着走了出来，走到前面的舞台上，看见了弹奏钢琴的钢琴家。琴声越来越美妙，在他看来，钢琴家就像是神一样，浑身上下散发着散发着明亮而圣洁的光芒。钢琴家的身体确实异常明亮。
钢琴家的身体在燃烧。
他还以为是自己过于激动产生了错觉。但那的确是火焰，飞腾跃动的红色火焰。钢琴家从头到脚燃烧着火。滚烫的气流扑面而来，空气里有人体烧焦的异味。可是钢琴家居然还在不停地弹着钢琴。琴声依然从他手指间流淌出来。
清洁工意识到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可他一动也不能动。也许是琴声过于动听，也许是场面过于可怕，反正他只能像石头雕像一样木立在离钢琴家不远的地方，听着美妙的钢琴曲在演奏厅里飘浮回荡，看着熊熊之火在舞台上燃烧。
钢琴家浑身包裹在火里，如同穿了一件神圣的盔甲。火焰随着他的手臂而上下翻跃，随着他的呼吸而伸缩不停。乐符犹如精灵一样从钢琴家的燃着火手指下，从黑白的键盘间钻了出来，仿佛魔鬼的火苗迅速扑上前去，将乐符吞没在扭曲的身躯里。精灵们再次破火而出，在火的周围飞速旋转。火，交织着音乐；音乐，催动着火。再也分不清是火在吟唱还是音乐在燃烧。
在过了短暂如光，漫长如死的一段时间后，钢琴家的身体在火焰中逐渐模糊了起来。琴声也越来越微弱了，逐渐地低沉了下去。
清洁工觉得自己能动了，可是腿软得站都站不起来。他挣扎着爬下舞台，朝演奏厅的大门爬去。他爬到了那里。用发抖的手打开了大门。等人们来到舞台的时候，钢琴家已经完全消失了。只剩下一堆白色的灰烬，以及躺在钢琴的键盘上的一只完整的右手。
有须秀树 2007-2-10 11:06
第一节 组曲（4）
“完整的右手？”我问。
他抬起自己的右手，手心向里，手背向外。
“如果不是因为有这只断手，说不定人们还以为这是钢琴家和大家所开的一个玩笑。”他指着自己的手背说，“钢琴家的右手手背上有个非常容易辨认的疤痕，疤痕呈暗红色，形状就像是……”
“反写的N字母。”我说。
他点了点头，
“但是形状不是非常规则。经过种种技术手段——血型及DNA检验，这确实是他的右手。也就是说，那堆灰的确是——或者说曾经是著名钢琴演奏家某某先生。”
他把右手伸在桌面上模拟演奏钢琴，沉默了一会。
“整个故事里，有三个疑问无法得到解答。第一，当时音乐厅里除了钢琴家和清洁工之外，再没有第三个人在场，清洁工经过审查也排除了嫌疑，所以基本可以排除是人为纵火的可能。舞台上也没有任何可以引起明火的东西存在。那么请问，火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第二，短短十分钟里，钢琴家居然被烧得点滴不剩——除了那只完好无损的右手以外，从毛发肌肉到牙齿骨骼，从皮肤脂肪到五脏六腑，全都烧得干干净净。这可不是我们通常烧煤气做饭热水的那点温度能办到的。连火葬场的焚尸炉都未必能烧的这么干净。把人体完全烧成灰要多高温度，你知道吗？”
我摇头。
“3000度。这样的高温才能把人完全地烧成灰烬，不留一根骨头。只有特制的高压焚尸炉才能做到。难以想像空旷的舞台上燃烧的火能达到这个温度。何况，钢琴家演奏的钢琴、坐的琴凳以及舞台的地板上，却连最轻微的烧灼痕迹也没有留下。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没有接话。他继续说下去。
“第三，钢琴家为什么没有挣扎求生？从清洁工的证词来看，燃烧着的钢琴家并没有痛苦的表情，连忍耐痛苦都谈不上。他近乎无动于衷地让火在自己身上燃烧，一边还悠然自得地弹奏着钢琴，直到火完全将他吞没，将他的身体烧成灰烬——去过火葬场吗？”
“去过一两次。”
“有没有见过烧尸体的场面？”
“没有。”
“因为办案，我常去火葬场，不止一次地看见冷冰冰的尸体被绑在钢板上送进焚尸炉。有些尸体，在进炉前受到高温刺激，身上的筋肉紧缩起来，尸体便会像活过来似的坐起身来。赤白的火舔着尸体，把人烤成焦炭，烧成灰。那场面，光看着就让人难以忍受，更不用说是烧在自己身上了。而他却能轻轻松松地弹奏钢琴，直到消失。”
“就是说，钢琴家是自己烧死的？”
“准确的说法是自燃。身体内部产生极高热量，最终焚成灰烬。这是科学解释。”他说，“但是故事就是荒谬在这个地方。谁也不能解释人体自燃这一现象是怎么发生的。故事里负责此事件的有关研究小组最后交出一份可能性分析报告——简直可以和美国的X档案相媲美。报告提供了几种可能性解释以供参考，什么大气层球状高温闪电恰巧经过音乐厅，瞬间将钢琴家化为乌有。可是故事里当日晴空万里。又说是什么体内酒精过量受静电触发内火，开玩笑，钢琴家并不酗酒。还有认为是体内的化学元素磷积累过量导致燃烧，提出此观点的人大约是自己脑中供氧不足。但还有一个观点认为钢琴家的死与音乐有关。”
“与音乐有什么关系？”
“该观点认为，某些特定高频的声波会引起人体自身的燃烧。不过仔细一想也说不通，钢琴家是在弹奏音乐，一旁的清洁工为什么就没事呢？而且世界上又不止是钢琴家一个人在弹奏钢琴，从来没有听说有同样的事发生。这个假设也不能成立。”
我们默默吃完套餐。我觉得自己的头脑有些混乱——不是因为刚刚喝的几杯酒，而是他说的这个故事。
“你的这个故事非常荒谬，”我说。“就像斯蒂芬金的小说。”
“是的，”他若有所思地笑了，“所以在故事的结尾，钢琴家并没有死得如此荒谬。他是因为某种突发性疾病去世的，这样一处理，故事就显得正常了。这是人们所能接受的正常的故事结局。不过，荒谬归荒谬，别忘了你答应我的话。”
我点点头。他扬了扬手，一个弱不禁风的侍者走过来递上帐单。
“有一个细节我很想知道。”我说，“那个时候钢琴家所弹奏的是什么曲子？”
“不清楚，”他颇为遗憾地说，“我自己也很想知道。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那一定是一首非常美妙动听的曲子。”
有须秀树 2007-2-10 11:07
第一节 组曲（5）
让－雅克科洛是一月十日来到上海的，此后七天，他一直住在复兴路一幢法式花园建筑里，除接受预定采访外足不出户。举行演奏会的一月十七日，钢琴家于上午十一点被接离住所，中午在淮海路某餐厅用餐。午餐后他独自去了某咖啡店喝咖啡休憩，中途曾短暂离开至附近邮局寄了封信。两点时音乐会工作人员到咖啡店接其离开。
下午六点时，电视插播新闻宣布音乐会因故取消。晚上十点，再次插播新闻，钢琴家让－雅克科洛因突发性心脏病不治身亡。
三天后，也就是一月二十日，遗体运回法国。
对于喜欢或崇拜他的乐迷来说，唯一遗憾的一点就是钢琴家还从来没有发行过唱片。自从九七年开始，全球最为著名的三家发行古典类音乐唱片的唱片公司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他的追逐。但均遭到他的拒绝。有记者问及此事，他冷淡地回答说：“我更愿意让人们听到现实中的我的演奏，而不是冰冷的机器发出的声音。”这句话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一段时期内各类古典音乐唱片的销售遭受重创。
在二零零一年底，人们听到了一条好消息，钢琴家准备正式录制唱片。虽然为其录制唱片的是法国一家名气不大的公司，但乐迷们已经欣喜若狂。各类唱片指南杂志纷纷预言，只要该唱片面市，就将创造古典音乐唱片史上的神话。然而由于他突然去世，唱片发行计划也就被迫中止了。
我知道一些荒谬的死法。古希腊诗人菲利门对自己所说的笑话欣赏之极，大笑而死。此外哲学家克里希波斯据说是在看到一只驴子吃无花果而捧腹大笑死去的。也有不幸在舞台上死去的人，例如美国歌剧演员利奥纳德沃伦。一九六零年，他在表演威尔第的歌剧，唱到“命运”这个词时，心脏病发作倒地死去。
但是我却无法想像故事里钢琴家演奏钢琴时被火焰吞噬的场面，因为它过于荒谬了。
三月转眼过去了一半，心情渐渐如同梅雨季节的天气一样压抑难忍。我不再想那个荒谬的故事，每天只是听杂志社新送来的唱片，慢慢地写稿。觉得自己和鸵鸟差不多。鸵鸟一头扎进沙石，我一头扎进音乐。
电话铃响起的时候，我正在整理一些唱片。我等了几秒，直到确认确实响起了电话铃声，这才提起听筒。
“你好，三流古典乐评论家，一会儿到你那儿去。”说完，她挂上了电话。
我搁下听筒，看了看表，两点刚过。外面有街灯茫然的光亮，夜沉得仿佛昏了过去。
她仍旧穿着上次那件深茶色长羊毛大衣。来到后，她从整理的唱片里选了自己喜欢的《老鹰》放入音响。熟悉的旋律从音响里流淌了出来，就像是很久以前的某个时候。音乐容易让人想起过去。
“你是不是觉得我变了很多？” 她默默地听了一会音乐，问。
“指什么？”我问。
“指你看到的和感觉到的。”她说。
“我不知道你具体指什么。”
我慢慢地把几张唱片叠在一起。青白色的日光灯均匀地照着她的侧方，她和以前一样漂亮，但确实改变了很多。我形容不出她的改变。也许变化的不是对方的样貌，而是我们自己头脑里的东西。
我虽然看着现在在我面前的她，但实际看见的却是很久以前那个刻苦地背英语单词准备托福考试的女孩，活泼、可怜，同时又稚气十足的女孩。就像现在一样，那时我没有真正爱她，但是现在的我却对那时的她怀有爱意。二十九岁的我爱着过去的那个二十岁的女孩。然而她已经消失了，消失在了逝去的时间里。我们无法挽回已经消失的任何东西。
“前几年我就已经拿到绿卡了。”她慢慢地说，“这次回国没有想到会碰到你。你和大学时一样显得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看到你，我有些不知所措。老实说，我已经不再爱你了，也没想过再见到你。但我想和你说话。因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可能因为你是我的第一个真正交往的男孩吧，见到你就像见到了二十岁时的自己。你明白这种感觉吧？”
我点了点头。
她注视了一会我的脸，说：“别笑话我，见到你以后，为了能够顺畅地说点什么，我喝了不少酒，结果糊里糊涂就喝醉了。别以为我在国外过了几年，就学会喝醉酒和陌生男人回家上床，好吗？”
“我没有这样想过。”我说。我真的没有这样想过。
“其实我也没有真的喝醉。脑子里某些地方还清醒着。我很想知道如果自己喝醉了，你究竟会怎么做。只不过后来是真醉倒了。”
她低头看自己交叉在一起的手指。看了很久。
“见到你以后，我时常想起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你还记得那时的事吗？”
“有些忘了，有些还记得。”
她淡淡一笑。“那时，你很想得到我，是不是？”
“大概是的。”
“想想那时候的你也很可怜，一直被我拒绝。其实如果你不想的话说不定我会不高兴，可是我又觉得你只是想和我睡觉，其他一切都不考虑。我气不过这一点。如果你真的爱我的话，我一定把自己全部奉献出来，我一定让你得到我，即便知道最后还是和你分手我也愿意。我试图了解你，可你却毫无反应。所以我最后只能离开。我跟你说过，虽然说是我提出的分手，但其实是你甩了我。我一直这么认为，并且到现在还是这么认为。”
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只能缄默。房间里除了音乐外好像什么都没有。
“但是我时常后悔，如果那个时候……”她沉默了一会，说，“问题是，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都已经过去了。”
我很难明白她的想法。也许我应该明白，在很多年以前就应该明白，但实际上直到现在也无法明白。一个人很难理解自己以外的人。我们都是一个个的自我，每个自我的人生都像是一支陌生乐队演奏的乐曲。乐曲或许无人问津。但乐队始终在不停地演奏。不管怎样，她试图了解我，也试图让我了解她。她付出的努力要远远超过我，因此，感受到的痛苦也就远远大过我。
所以我感到难过。
“上次的事……”我说，“我想请你原谅。”
“那没什么，”她摇了摇头，“我只是耍了点脾气，你不用放在心上。再说我也没跟你说自己的事，不过你已经感觉到了吧？”
“感觉到什么？”
她伸出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一个细巧的戒指。
“和你见面的时候摘下来了。”她说，“我已经结婚了。如果应该谴责，也只能谴责我自己。可我必须这样做。”
“为什么？”我问。
“我必须还债。”
“还债？”
“不是你欠我什么，也不是我欠你什么，而是我欠自己的。”她低下头说，“你不会明白的，永远不会。”
音乐在流动。《加州旅馆》。
You can check out any time you like , but you can never leave。
（你任何时候都可以结帐，但你永远无法离去。）
“这恐怕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她说，“我要回加拿大了，下午的航班。”
“我也在等签证。”我说。
“去哪里？”
“巴黎。”
“为什么去巴黎？”
“和音乐有关的事情。”
“也许你是应该去巴黎。”她沉默了一会，说，“如果那时候我去的是法国的话，我们两个现在会怎么样呢？”
我想不出来。有可能不一样，也有可能没什么不一样。
“你的那个学钢琴的朋友，他叫阿静，是吧？” 她突然问。
我没有说话。
“我该走了。”她站起身，“再见了，三流古典乐评论家。”
有须秀树 2007-2-10 11:07
第一节 组曲（6）
她离开很长时间以后，我仍然毫无睡意。
下午，领事馆打来电话，签证下来了。大概这时正是她离开的时候。
我开始做出国旅行的准备工作。
先去中国银行办理定额的旅行支票。国际信用卡我原本就有，另外零换了些欧元带在身边。随后到哈密路办检疫证和打预防针。机票从一家经营国际业务的旅行社订得，法航班机，波音客机，经济舱。旅行社的小姐问是否需要预订旅馆，大概看我乘坐的是经济舱，倒也没推荐里茨之类的豪华酒店。我于是预订了她所提供的一间小型旅馆里的单人客房。旅馆位于拉丁区，价格是她所提供的所有旅馆里最不离谱的。
回到家里准备行李。说是准备行李，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东西可带，只有几件换洗的衣物和一些零星的个人用品。想了想，还是带了两本书和几张唱片。一个Outdoor旅行背包差不多就装满了。
行装打理完毕，下楼打开信箱，从一摞**广告中找出最近月份的电话费、煤气费、水电费帐单，去银行交纳完毕。与社会相关联的事务告一段落。
可是我感觉自己仍然遗忘了什么东西。我遗忘了什么呢？
动身的前一天，我开车去郊外散心，沿着新开通的市郊公路随意行驶，路边的景色变得越来越荒凉。停下来时已身处不知名的地方。视野里能看见的只是大片的开阔地。朝远处看似乎有个什么工地。脚下的土地在打桩声中有节奏地脉动，地上湿气缭绕，有些草在枯黄中簇成一点绿意。阳光慢慢暗淡下来，一片稠红色罩在地表上，远处有人走动，隐隐约约，朦胧得仿佛是印象主义时期的音乐，无法言喻的微妙感受。
打开车上的收音机，某波段在播放曼陀凡尼交响乐团的选曲。我坐在车顶上听了《G弦上的咏叹调》，《维也纳森林的故事》，《第五号匈牙利舞曲》，《第二号E小调斯拉夫舞曲》。在车顶上听轻音乐好像还是第一次。曼陀凡尼交响乐团的作品十分适合在车顶上欣赏。对我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人生收获。
仰头望向天空，天上有一条飞机留下的气流轨迹。我本来不愿在这个时候想起任何人，可是只要想起了便无法加以遏止。我想起了她，想起了大学时两人共处的那段日子，想起了过去的许多音乐。那些音乐多数我都无法记起了，但它们居然还好好地保存在我的记忆中，这让我感到有些意外。一旦记起了遗忘的音乐，就无可避免地想到演奏它们的人。
曼陀凡尼交响乐团的选曲播放完后，一切都寂静了下来。我的头脑里也一片空旷。不久，如同石子投进平静的湖面。美妙的琴声开始荡漾在了这片空荡荡的寂静里。
是肖邦的琴曲。
起初我以为这是电台里播放的音乐。但很快就就知道不是。琴曲是从远处飘来的。向远处看去，血红的落日映着城市的轮廓一动不动地浮在地平线上。稠红色的原野上，一个瘦弱的少年正弹奏着一台黑色的三角琴。夕阳把钢琴和他的身影拉成了一条细长的黑线。
一曲结束后，身穿黑色长裤和白色衬衫的少年站起身，在原地踌躇了一会，向我所在的方向走了过来。走到了轿车旁边，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有些困惑不解。他向我微笑着。
我注视了他很长时间，伸出了右手。但少年没有任何反应。他只是微笑着。
琴声回荡在暮色里。暮色渐渐加重了，夕阳渐渐暗淡了。地表上那台黑色的三角琴已经消失不见。
我把头深深地埋在臂弯里。不用看我也知道，少年并不在我身边。他哪里都不在。
很久以后，钢琴声才慢慢地消失了。周围彻底寂静了下来。
有须秀树 2007-2-10 11:07
第二节 琴曲（1）
母亲去世以后，我搬去了舅舅家。从此就和舅舅一起生活。
舅舅家的书房里大约有一两千册藏书。除去枯燥难懂的政治类与经济类书籍外，相当一部分是国外的翻译小说。我常常在里面看上一整天，每打开一本书好像就是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从一开始，我接触到的就大部分外国文学作品。从《希腊神话故事》，翻译成小说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鲁滨逊漂流记》，然后换成英国的侦探小说，看完了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全集》，舅舅又推荐了凡尔纳的系列科幻小说。在他的指导下，我读书慢慢上了轨道，先后阅读了一批可以说是重量级的世界名著，其中又以法国作家居多。卢梭、伏尔泰、梅里美、大仲马、雨果、巴尔扎克、福楼拜、莫泊桑、司汤达。八十年代外国小说翻译大都是原汁原味，我倒没有消化不良。
一个人读书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安静，坏处则是太安静。
我就读的学校是一所类似于英国公立学校的重点中学。学校位于城市近郊，里面的学生大都有着了不得的家庭背景，似乎足以构成十几年以后的社会上层建筑。
这所学校比一般的中学要大了许多。操场大得可以用来举行阅兵仪式。在两幢教学楼后面还有一个教堂式样的红砖建筑，这是学校的礼堂所在。在礼堂里面，放有一架黑色的三角钢琴。这个礼堂其实很少派上用处。学校另外有两间音乐教室，不知道为什么会有架钢琴放在这个礼堂里。学生们很少会到那里去，礼堂因此显得空旷和幽暗。那架黑色的三角琴就犹如一个孤独的老人沉默地坐在往昔的回忆里，让人感到不胜凄凉。
开学不久的一天放学后，我因为做值日留在了学校。等到打扫完卫生离开教室时，整幢教学楼里已经没有几个人了。这时，我听见了从礼堂的方向传过来的钢琴声。乐曲的旋律似乎曾经听到过，优美，恍若沉入梦境。
走到礼堂，我看见那台三角钢琴安稳地立在原处，一个少年在琴前端坐，专心地弹奏着乐曲。他脸上的汗汇聚到了下巴上，又滴落到白色的汗衫上。可奇怪的是，听他弹奏的我却没有从他的乐曲里感受到丝毫焦躁的成分。他那种专注的模样甚至让我产生一种错觉，觉得他穿着笔挺的燕尾服坐在灯光明亮的舞台上，为这个世界上的所有愿意聆听音乐的人演奏着。
我在他背后不远的地方坐了下来，继续听他弹奏，一边打量演奏者的模样。少年大约和我的年龄相仿，身材瘦削，总体来说显得有些文弱，却又如同他的琴声一样使人心生好感。他的皮肤就像其手指下触动的白色琴键一样异常白皙。这可能是由于礼堂的光线过于昏暗的缘故。
我不知道他弹奏的是什么曲子。琴声回转如意，温馨，情感奔流。尽管我不知道他弹奏的是什么乐曲，也不懂得欣赏音乐，可是我仍然听得出来，这是一种只有诚挚的人才能表达出来的优美音乐。琴声解读了这个世界的美好，又将这美好留在了聆听它的人的心里。
他似乎没有意识到有人进来，只是一首接一首地演奏相同或不尽相同的琴曲。直到天色已经昏暗得辨不清手指时他才停止了演奏。他大约演奏了两到三个小时，在后边默默听着的我却完全没觉得有这么长时间，只是觉得天色暗得太快了些。弹琴的少年站起身时才发现了我。他轮廓模糊地向着我所在的方向欠了欠身，大约是问好的意思。我也默默地向他点了点头。我们走出礼堂，他把大门关上。
从第二天开始，我常常在放学后借故留在学校。只有在傍晚时，那名少年才会出现在礼堂里弹奏钢琴。
他先将琴身用干布擦净，然后坐下，翻起琴盖，轻轻敲了几个键，仿佛在考虑先这天练习的内容。他把琴谱打开，一个乐句一个乐句地领会乐曲的佳妙之处，接着在这台钢琴上再现乐曲的思想感情。有时他的手指恶作剧般的在琴键上一滑而过，弄出滑冰似的美妙声响来。轻松的片刻弹奏后，少年开始认真地做起当天的技巧练习。只要一次不到位的敲击，他就会全部重来，脸上滴着汗，神情既沮丧又不甘。如果一连几遍无法通过。他脸上渐渐露出绝望的神情，手指急躁地在键盘上重重敲击，有如内心正狂风暴雨。不久，他的神色温柔下来。他仿佛找对了感觉，钢琴在他手下驯服了，他也不用再折磨它。于是，喷发的火山寂静下来，世界进入和谐境界。
练习两个小时后，他似乎要起身走了。他又看见了我，对我微微一笑，仿佛是有什么失礼的地方请我原谅，于是重又坐下，弹起了一支曲调柔和的曲子。这一支曲子似乎是特意为我而演奏的。不管奇不奇怪，傍晚的时候，互不相识的我和他总是身处空荡阴沉的礼堂里，一个弹奏，一个聆听。
在刚开始几周时间里，我们甚至没有怎么说过话，有一两次，他在练琴时停了下来问我想听什么曲子。但我对音乐却一无所知。只能默默摇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渐渐地也能说上一两句话了。一天，他告诉我某个叫霍洛维茨的人死了。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等他解释以后，才知道那是个非常著名钢琴演奏家。
“……他是俄罗斯人，我很喜欢他演奏的柴可夫斯基。”弹钢琴的少年说。
我说自己没有听过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不过倒是看过列托尔斯泰的小说。
他于是笑了，并非是嘲讽什么，只是单纯而自然的微笑，单纯到近乎纯粹。
阿静就是这个弹钢琴的少年的名字。他的姓氏很生僻，发音也非常拗口。和他熟悉以后，我只叫他阿静。他也是这所学校的学生，我们年龄相同。
音乐是他的家学渊源，从三岁起，他的祖父就开始教他认识五线谱了。他的祖父出身教会人家，上的也是注重音乐教育的教会学校，曾师从过病居上海的李斯特再传弟子，意大利的梅帕契。祖父是他唯一的亲人，在这一点上我们两个人也非常相似。我们都没有父母。
我和他每天放学后都来到礼堂。我一边阅读浪漫主义时期的小说，一边聆听浪漫主义时期的音乐，就像是我的整个课余生活是在十八、十九世纪的法国度过的。从那纯粹的、单纯和宁静的琴声里，我渐渐可以体会到那宁静后的忧伤。悠扬柔美里的深沉和忧郁。感觉到这些也许并非是因为我懂得音乐，而是因为他的演奏。他拥有的音乐才华使他轻而易举地就能在琴声里体现这些情感。
我喜欢读书，他喜欢弹琴。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都生活在自己的孤独世界里。在长期的弹奏和聆听的过程里，我们理解了对方。大概是因为这个，我们才习惯了两个人的单独相处，成为了朋友。
有须秀树 2007-2-10 11:08
第二节 琴曲（2）
与弹琴时的轻松自如不同，在日常生活时，一离开钢琴他就手足无措，神经紧张，连说话也会结结巴巴的。但是，每天放学后在那个礼堂里时，我看见的他却又是那样气质高贵，举止自若。眉清目秀的他坐在三角琴前，就仿佛一个音乐的圣徒。越是如此，我越是难以理解人们为什么不懂得欣赏他的才华，不能静下心来聆听这样优美的音乐。
他和祖父住在学校旁的棚户区里。那里都是些破陋拥挤的平房，他的家大概是这些房子里最破最小的一个。房子总共只有一个房间，几乎没有多余的家具，唯一的奢侈品是一台笨重的卡带式录音机。
一台从琴厂租来的立式钢琴占去了房间的一角，上面堆着半人高的乐谱。这台立式钢琴自然不是贝希斯坦（Bechstein）、波森道佛（Bosendorfer），还有斯坦威（Steinway）这样的名琴，它时好时坏，已修理过多次。所幸阿静的祖父就是一名钢琴调音师，所以那台破旧的立式钢琴音色和音质都保养得很好。阿静的祖父头发花白，穿一身劳动布做的旧衣服，虽然不苟言笑，对我却很亲切。他常年背着工具箱给人上门调音修琴，因为腿脚不好拄了根拐杖。拐杖的把柄处已经磨损得油光发亮。他们的日常生活完全倚仗这份调琴所得的收入。
他之所以在礼堂里弹琴，是因为他喜欢弹三角琴。
我和阿静两个人的住处离得不远。他也来过几次我住的地方。但一来那其实不是我的家而是舅舅的家，二来家里也没有钢琴。所以我们最常见面的地方还是学校的礼堂。我们两个相处时几乎没有产生过什么争执。只有一件事他对我有些不理解。他觉得我既然喜欢音乐，那一定也想自己动手弹奏，因此，他想教我弹奏钢琴。
“你不是喜欢音乐的吗？”他问。
“我是喜欢。”我说。
“那你为什么不愿意学钢琴呢？”
惟独这个问题我不愿意回答。我说自己不识谱，没有音乐才华。可在他看来这些都不是问题。
“我可以教你。实在不行可以让祖父教你。”他说，“你学会以后我们可以四手联奏。”
“不，我的意思是说，音乐上我除了聆听以外什么都做不了。”
他不能理解我的话。其实不会弹琴在我看来并不是什么遗憾。何况可以聆听他的弹奏。我在听他弹奏的时候喜欢看些轻松的散文。他弹德彪西、李斯特和肖邦的音乐；我读蒙田、伏尔泰、兰波。
从他那里，我学到了许多古典音乐方面的知识。我知道了巴赫、贝多芬、莫扎特、马勒、舒曼、柴可夫斯基，这些不朽作曲家的名字和他们各自不同的音乐；知道了柏林爱乐乐团和卡拉扬；知道了维也纳爱乐和新年音乐会；但是了解的最多的还是钢琴。
“我喜欢的三位钢琴家是霍洛维茨、鲁宾斯坦和科尔托。”他对我说。
阿静就是用那台笨重的三洋牌卡带式录音机听这三个人的演奏磁带的。他钟爱肖邦，肖邦的曲子他在那时就已经能全部弹奏下来。在他的影响下，我也喜欢上了古典乐。开始用零用钱购买古典乐方面的磁带，并且收听起收音机里乐曲频道里的古典音乐。我们两个常常聚在一起，倾听机器里发出的模糊不清的乐曲声，品评各个曲子的佳妙之处。我像喜欢上读书那样喜欢上了古典乐。
在这个弹奏和聆听过程中，我们都从十六岁长到了十八岁。他变得更为沉静和清秀，也不再那么瘦弱了，只有弹奏钢琴时的高贵仪态没有改变。我则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古典乐迷。
由于艺术类院校是提前招生，在七月以前，他就已经被音乐学院录取。
七月中旬，阿静的祖父死了。
几天后，老人在火葬场里化成了灰烬。阿静把祖父的骨灰葬在了郊外一个荒凉的墓地里。墓地里，纸钱的灰烬像死者的灵魂一样飞舞着。
“我的父母也都在这里。”他沉默了一会，说，“他们都是钢琴演奏家，在文革时自杀了。听祖父说，那是一九七五年春天的事。”
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兴起了带阿静去自己原来住的那个花园洋房的念头。
“我想带你去个地方。”我说。
“什么地方？”他问。
“我原来的家。”我说。
第二节 琴曲（3）
我带阿静去了以前我和母亲一起住的花园洋房。房子是在复兴路旁的一条僻静的小路上。路上整天看不见一个人影。小路两边都是一座座齐整宽大的砖石结构的老式洋房。每家楼前都有一个样子相同的小花园，花园门口清一色是法国梧桐，梧桐树的树冠彼此相连。母亲去世后，我还是第一次回到这里。已经有九年时间了。
“你以前住在这里？”他问。
“以前住在这里。”我说，“这些房子是二三十年代由法国人建造的。这里原来属于法租界。”
我谈起房子的来历。这个洋房原来的主人是一个民族资本家。解放后，资本家的女儿和一个南下的解放军军官结婚了。他们就是我的外祖母和外祖父。说不清是幸运和是不幸，两个人在文革开始前就双双去世了。他们把洋房留给了我的母亲。母亲死后，这房子就留给我了。
我们走进花园，花园的石板路上残留着青苔。隔壁花园的橘子树枝伸了过来，院子里长着不知名的花草。有些人十分希望住在这样的老洋房里。其实住在这种房子里没什么好的。头顶梁柱酥松，隔三岔五漏水停电，墙皮开裂瓦片下坠，雕花楼梯摇摇欲坠，木头地板吱嘎作响。一派破旧颓败的景象。
洋房有两层半。底层居中是客厅，另有一个会客室。厨房位于正门的一旁，旁边是宽敞的卫生间。从客厅沿踩着老朽的木头楼梯上到二楼是两间卧室，其中一间的落地钢窗正对着朝南的露台和花园。整个建筑的地板被刷成深红色，有些潮湿的角落已经腐烂，长出了不知种类的蘑菇。洋房里终年阴暗潮湿，有一股挥之不去的霉味，雕铜花的栏杆全是铜锈。墙壁本来是白的，因为年代久远变成了灰白色。我原本以为洋房里一定满是灰尘，但房间里却干净得有些出人意料。
房子是尖顶结构。屋顶与二楼之间，有一个异常大的空间。这个空间便被封闭成一个一百多平方的阁楼。走入阁楼房间。两个南北向的窗户开在了屋顶的青灰色瓦片当中。我打开向南的的木格窗户，燥热和清新的空气同时涌入。夏日的光线使得眼前豁然一亮，就像是房间里原本积攒了好多年的阳光似的。
房间中央有一台用白色床单覆盖的钢琴。白色床单就像是殓尸布一样覆盖在钢琴上。我伸手掀起了这块白布，现出了下面的钢琴。一台黑色的三角钢琴。Grand piano 。Steinway。
“不知道还能不能弹。”我说，“你试一下好了。”
阿静像是不敢相信似的把手放在了琴身上，很久都没说一句话。静止一会后，他打开琴盖，摁了一下中央位置白色琴键。一个剔透的音符点破了周围的宁静。蝉鸣消失了，屋瓦上的麻雀振翅飞起。C4的音符在我们耳朵里回荡了大约有一分钟的时间。
不用我说什么，他已经坐在琴凳上，开始弹奏起肖邦的《F小调幻想曲》来。他闭上眼沉醉在琴声里，流利时快速闪烁，激情处火花四溅，慢板时抒情婉转，结尾部分华彩夺目。令人迷醉倾倒的乐曲旋转在我们身体周围。直到停止弹奏以后，音乐仍然在整幢房子里回旋。
他睁开眼睛，有些不好意思地微微一笑。
“我还从来没弹过斯坦威呢。”
“你觉得声音怎么样？”
“无可挑剔，连音也不用调。”他说，“这是你家的琴吗？”
“是的。”
“既然你家里有琴，你怎么没有学钢琴呢？”
“可能是没有这方面的天赋吧。”我说。
“很容易就可以学会的。”
我手扶着三角琴的琴身摇了摇头。阿静盖上琴盖，站了起来。
“你可以继续弹这台钢琴。”我说。
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阿静。这幢房子现在没有人住，房子里又有一台三角钢琴。他可以搬到这里来住。
“可这里是你的家。”他说，“再说我也没钱住这样的房子。”
“我又不收房租，”我笑了，“就当是免费听了三年音乐的报答吧。你就放心住在这里好了。再过一个多月就开学了。你平时可以住在学校的宿舍里，周六周日再回到这里。我周末也到这里来。这样，我们和原来没什么区别，我照样可以听你的演奏。”
阿静有些犹豫，大概不知道说什么好。他当然十分希望弹这台斯坦威三角琴，所以他最终还是答应了。他说不知道应该怎么感谢我。然而我没有告诉阿静，其实真正心生感激的是我。我需要他住在这里，需要他的琴声来驱赶这幢房子里死一般的寂静。但我无法把这话说出来，尽管他是我唯一的朋友。
老人的葬礼结束后不久，阿静把钢琴也退回了琴厂，搬出了那间简陋的平房。他把他的东西都搬到了复兴路的洋房里。他的个人物品只有一些衣服被褥，乐谱磁带，还有那台笨重的老式录音机。
那个夏天，我同阿静一起住在洋房里，我读《约翰克里斯朵夫》，他弹奏肖邦。但是现在我已经记不清楚那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究竟是怎么度过的了。能想起来的好像只有音乐。我们听海顿，听威尔第，听莫扎特，听肖斯塔科维奇。阿静一直在弹奏着。晚上我们就睡在琴房里。有时夜里醒来，我看见他一动不动地靠在窗沿，搂着肩膀，静静注视着外面的黑夜，仿佛那里依稀藏有什么神秘的东西。
一天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阿静总在弹那台斯坦威钢琴。他坐在钢琴中间；琴凳稍稍靠后；双腿自然放松，脚跟着地；肘部和小臂略高于钢琴的键盘；手成弧形放在琴键上。这个沉静的瞬间已经永远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以后每当看见钢琴家们的现场演奏，我都会想起他的这个形象，并以这个形象作为标准来评判我面前的演奏者。我失望地发现，几乎没有一个人的姿势像阿静那样完美。
在他弹奏的时候，我就看着手指在黑白键间灵活地跳跃。他的手掌薄而宽大，手背骨节分明。手指修长，完美得像是艺术品。可能也只有那样的手才能弹出那样美妙的音乐来吧。
除了音乐，那个夏天还有什么呢？
我时常觉得自己听到过一种声音，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一个人呆着的时候。那种声音清晰又模糊。清晰得仿佛伸手就可以抓住，模糊得却怎么抓都抓不住。我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听见它的。但当我清醒过来时，这个声音已经杳然消失了。
我记得那个傍晚的演奏。夕阳的光束从屋顶的窗口斜斜地射在阁楼东面的地板上。房间里有点安静。阿静已经练习了一下午的钢琴，这时正坐在琴前眺望窗外的暮色，几丝金色的光芒落在了他的眼睛里，他很久都没有动一下身体。我坐在椅子上阅读阿波利奈尔的诗集，一开始并没有留心到他的神情。直到琴声响起才注意到了异常。
他弹奏的是肖邦的《降B小调奏鸣曲》。这首奏鸣曲我并不是第一次听到，在高中的三年时间里我曾听他弹过几次，但这个傍晚他弹奏的这首曲子，其完美程度要超过以前的任何一次。
直到现在，听了许多著名钢琴家演奏的这首曲子后，我也觉得其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弹得像我记忆中的这次演奏一样完美。就如同这个安静、悲伤和忧郁的傍晚，琴声也同样安静、悲伤而忧郁。弹到第三乐章的“葬礼进行曲”时，他的眼泪已经流了下来。自从认识他以来，我还是第一次见到阿静流泪，就算在葬礼上时他也没有流过眼泪。他把自己的一切情感都表达在了琴声里。此刻，只有听到这首曲子的我，才感受到了他内心的悲痛。
有须秀树 2007-2-10 11:09
第二节 琴曲（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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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过后，我们都进入了各自的大学。阿静在音乐学院里学钢琴，我则考入了国际贸易学院，选修法语专业。因为我喜欢读法国小说，觉得这样的话读起原版比较方便。 再说，世界上多一个会说法语的人也不是什么坏事。
不过，商业法语和法语文学确实是两回事。而且学法语远比我想像要困难，看一看课程表就知道了，每天基本上都是法语课。什么基础法语、法语泛读、法语精读、法语口语等等。为了练习小舌音，寝室里整天都有人用水漱口在喉咙口发出咕噜声。
学校里教法语的有一半是外籍教师。在所有的法语课程里，口语课是大家最喜欢的。教授这门课的是法籍教师。他的年龄在五十岁上下，为人风趣幽默，拉丁性情在其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会说中文——只不过是卷着舌头的。别具风味的中国话。无论是不是法语系的学生都很喜欢来听他讲课。
据他说，他曾在巴黎的拉丁区捱过不少时光——“我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岁月和一个女孩在一起。”他们相识在萨特与加缪走过的林荫道上，在杜拉斯写作的窗掾下接吻，在毕加索享用午茶的地方喝咖啡。他们经过丹东殉难的房前，与罗伯斯比尔砍掉脑袋的地方争吵。最后他们在塞纳河左岸永远分手了。——一个听起来像小说那样曲折动人的爱情故事。他追忆似水年华时，深情的双眸一一扫过坐在前排的女生们，女生们有的已经噙着泪花，眼睛蒙上了雾气。然后他叹口气，用最绅士的派头邀请其中某位女孩在课余空闲时，“陪不幸的人喝杯咖啡”。受到邀请的女生无不红晕上面，内心欢喜。仅这一条，所有的男生就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
他随意讲解巴黎的不朽风景。例如百货大楼顶端的天体露台——好家伙，整百人的教室寂静无声。大家都怕听漏了什么。他讲香榭里舍大道随意接吻的情侣，“隔着衣服做爱”，教室里的感慨声此起彼伏。他说巴黎是世界的心脏，艾非尔铁塔是世界的阳具，法语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
“所以，大家要好好学习法语啊。”他用特有的卷舌中国话引诱在座的学生。
许多人因此立志要学会法语。当然法语不是短短几天就能学会的。每天坚持背单词也要花不少的工夫。但为了随便接吻与天体夏令营来上课的男生和为了时装香水与浪漫爱情来上课的多情女孩一样大有人在。人的毅力往往是和欲望是成正比的。不久，在朗读优美的法语散文是时候，甚至在背不规则动词表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确实已经喜欢上了法语。
我和阿静也保持着联系。我经常去音乐学院找他。时间一长，我也熟悉了音乐学院那座陈旧的铅色大门，那里绿树遮掩的教室，装着隔音板琴房，不乏亲切气息的木格窗户和空气中各种乐器的声音。
周末时我们常常回到复兴路的洋房里，继续两个人之间的弹奏和聆听。他一边弹琴一边告诉我音乐学院各个系别之间有趣的琐事，新学的乐理知识和刚听过的琴曲版本。
进入音乐学院以后，阿静有了很大的变化。他弹琴时的仪态并没有什么改变，但日常生活中的手足无措和神经紧张几乎见不到了。无论是否在弹琴，他都是一个性格沉静的清秀男孩。纵然衣着有些不太讲究——当然也无法讲究，他身上特有的音乐气质已经表露无疑。这让我相信他迟早会成为我们这个时代里出类拔萃的钢琴演奏家。
大学一年级上半个学期很快就过去了，假期时，阿静找了一份酒吧兼职的工作。之前他做过两份家教，但都不算成功。他木讷的性格并不适合教授别人钢琴。所以在酒吧当沉默的钢琴手看来是最适合他的兼职了。
新学期开学后我们才又见面。他的穿着变得整齐了许多，和他弹奏的古典乐的气质很匹配。他说现在在使馆区的一个酒吧当钢琴手，每天晚上弹奏古典作品。
酒吧在衡山宾馆附近的一条不起眼的小路上。与其说是酒吧，不如说更像是一座荒废了的花园。花园尽头是座西式别墅。走进别墅，大厅中央是摆着一台三角钢琴。一位妙龄少女正在琴旁拉着小提琴。
阿静带我到大厅的一个角落，然后去做演奏前的准备。我独自喝着姜汁汽水，一边打量这个酒吧。这个地方客人不怎么多，而且是以隆鼻深目的外籍人士居多。侍者招呼客人无一不用流利的英文。以我的英语水准而言，说不定连这里的服务生都当不上。
台上拉奏小提琴的少女身着白裙。白色的裙摆随着身体的晃动轻轻擦拂着裸露的小腿，漆皮皮鞋上的白色脚踝纤细得有些可怜。我不太熟悉小提琴，不知道她正演奏的是何曲目。少女迅捷轻巧地拉锯琴弓，流泻出的音乐却相对缓慢自如，带有种慵懒的意味。
演奏完一曲后，小提琴少女朝我所处在的角落走来，然后默然坐在桌子对面。侍者随即给她端来一杯果汁。她喝了一口，抬起眼睛看着对面的我。目光秀丽无物。她在看我，可是又并非是在看我。我不由低下头。
阿静加了件黑色晚服上装，坐到了钢琴前。少女像是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一样专注地注视着他。阿静弹奏的是肖邦的《夜曲》。微妙敏感的琴声顿时超越了富丽堂皇的所在，周围一切仿佛都消失不见了。世界依附在琴声上，逐渐拉长，化做细柔的流质灌入人的身体。直到最后一个音符消失，现实世界才回到我们身边。
周围响起稀稀落落的掌声。少女于是不出声地微笑了起来。她脖颈的曲线异常优美，咽喉处似乎有个白色的十字架首饰。我盯着那个十字架看了半天才发觉，那根本不是什么首饰。那只是一块十字形状的伤疤。
阿静结束了独奏，提琴少女站到钢琴前，两人开始协奏。小提琴旋律曼妙，钢琴灵光闪动，他们配合演奏出的音乐仿佛能带人到不知名的幸福和缠绵的地方。
离开酒吧回家的路上，阿静跟我说了酒吧的情况。酒吧采用会所式经营，在上海的外籍人士中口碑不错，往来的客人大都具有相当古典乐方面的素养。阿静驻奏酒吧时间不长，已经拥有了一批拥磊，每晚固定时间来倾听捧场。小提琴少女先于阿静来到。她的提琴曲也颇受欢迎。每天晚上的演出交替进行，总是由少女先独奏一段小提琴，然后阿静独奏钢琴，双方再合奏曲目。
“她好像不太喜欢说话。”我说。
“她是不太喜欢说话。”阿静说，“你看见她脖子上的伤口了吗？”
“喉咙这里？”
阿静点了点头，说：“她的嗓子小时候生过毛病，声带被切除了。”
“她不能再说话了？”
“不通过声带振动来发出声音，但她还是可以说话的。”阿静模拟气流发声的方式，说，“只是声音很轻就是了。”
我试着不通过声带说了两句话。声音果然轻得听不清楚，再摸着自己喉咙用正常方式说话，感觉到里面声带的振动。然而拉小提琴的少女已经永远失去了声带，这让我觉得她十分可怜。
第二节 琴曲（5）
寒假过后，回到国际贸易学院，我在法语口语课上认识了一个英语系的女生。她觉得我因为读小说而学法语简直太奇怪了。因为她学英语的目标是为了出国，为此，她还选修了法语。
“国外始终要比国内好。”她说。
“指哪方面？”我问。
“全部。首先人少。”
“这倒是的。”
“人少，所以傻瓜也少。”
“傻瓜也少？”
“比如说，像你这样为看小说而学法语的。”她看着我说，“这么说你不会不开心吧？”
“这个，不会太不开心。”
“不过，我想你这种类型的哪里都很少。”她判断说。
另外，她觉得我这个年龄听古典乐也是不正常的，为了挽救我，她借给我一盘欧美摇滚乐磁带，让我听过以后在下周的口语课还给她。
我和她没有在下一周的口语课上见面。因为在周末的时候，我突然得了急性的肝炎。当天就穿上了医院的消毒服，开始输液治疗。
我住在传染病区，病房里只有我一个人。在吊盐水的时候我把英语系的女孩借给我的那盘磁带我听了很多遍。那盘磁带是THE EAGLES的专辑，里面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是《HOTEL CALIFORNIA》。
傍晚没事做的时候，我去医院花园里的小径散步，或是无所事事地坐在路边的矮凳上读些什么。晚上刷牙后我就去公共休息室看电视。我看得意兴阑珊，却不想挪动地方，直到护士来赶我回房。唯一没想到的是，医院的夜里会这么冷。我闭上双眼，回想着《加州旅馆》的歌词和旋律，想像着阳光下加州旅馆的模样，慢慢进入冰冷的睡眠中。
住院以后，阿静每个星期都到医院来看我。两个人坐在花园的长凳上讨论我的肝炎和他的音乐。我竭力在交谈中给自己的这次生病住院的经历涂抹上一种喜剧色彩，用威廉萨默塞特毛姆的话来说，我提起自己的肝炎的就像是百万富翁炫耀他们的棕榈海滩一样。起初一两次我还能夸夸其谈，但一两个礼拜过后，就再也提不起精神来了。
“你在这里相当难熬吧？”他问。
“我不喜欢住院。”我说出了实话，“医院里消毒药水的味道太难闻了。而且这里也听不到什么音乐。”
“可惜这里没有钢琴，要不然可以给你弹上一段。又没办法背台钢琴到这里来。”他想了想，说，“不过，也许会有办法的。”
这次交谈后的周末傍晚，我吊完药水，正在病房里背法语不规则动词表时，护士进来说有人找我。走出传染病房的隔离区，我看到来的人不是阿静而是提琴少女，这让我觉得很意外。她提着装小提琴的琴盒，不过没有穿演奏时的白裙。
少女没有开口和我说话，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跟她说些什么，两个人默默走到医院的花园里，找了条长凳坐了下来。一想到自己还穿着滑稽的住院服，我的心情就多少有些郁闷。年轻的医生偶尔会把好奇的目光投向我们，每到这个时候我就仰头看天上的晚霞。
我询问提琴少女怎么会来医院。
“我跟他约好在医院见面的。”她说。
她的声音非常非常的轻，就像是耳语一样，一阵风就可以使其飘散，如果不注意听根本就不知道她在说什么。我从侧方看着她咽喉处的十字伤痕。提琴少女转过面孔回看我。我只能错开视线，向花园里练习走路的病人看去。她是我所见过的最为清纯美丽的女孩，却被剥夺了正常说话的权利。她无法像正常人一样说话这一点反过来又深深打动着我。
我不知道阿静为什么要约提琴少女在这里见面。他并没有跟我提过少女的事。但等来等去，始终都看不见阿静的身影。天上的晚霞渐渐变成了暮色里的阴影。
“你们为什么约在医院里见面？”我问她。
她耸了一下像鸟儿一样瘦削的肩膀，脑袋后面用白手绢扎起的马尾辫也像小鸟似的点了两下。
我们继续在长凳上坐了一会。但阿静还是没有露面。提琴少女轻轻叹了口气，打开琴盒，取出里面的小提琴，左手拿着小提琴，右手拿着琴弓，自然而然地摆出了演奏的架势。她纯净的眼睛看着我，似乎是在询问我是否想聆听她的提琴演奏。我迟疑着点了点头。
提琴少女于是拉奏起了小提琴。小提琴的声音不像钢琴那样宽广雄厚，但却更为清亮而富有穿透力。少女拉奏出的琴声平静而轻灵，犹如蝴蝶穿梭在花园里。花园里的人们不自禁都转过头来看着她，倾听她的演奏。我也默默注视着提琴少女。她按在琴弦上的手指细长纤小，却又伸展自如。小提琴曲仿佛是圣女的祈祷一样动人。
她拉奏的这首曲子是巴赫的《G弦咏叹调》。她喜欢演奏巴赫的无伴奏小提琴组曲。这是我以后才知道的。
演奏了几支曲子后，她看了看我，把小提琴收进了琴匣里。天色暗淡了下来。
“今天他大概不会来了。”我说。
少女稍稍点了一下头，然后无声地向我微微一笑，站了起来。我也站起身。
“再见。”她轻声说。
“再见。”我说。
第二天阿静来医院后，说学校里临时有钢琴考试，所以没来得及赶来。
“我是说你约她来医院里干什么？”
“你不是想听音乐么？所以我就求她来给你拉奏小提琴。”他说。
一个月以后，我出院回到了学校，把磁带还给了英语系的女孩。为了表示歉意，我请她去看了场电影。那是是部载歌载舞的印度电影，我只记得在黑漆漆的影院里，她的指尖在我掌心里划来划去。电影似乎短得出奇，一不留神就结束了。
我和她就渐渐熟悉了起来。因为英语系和法语系课程不同的关系，白天我们基本见不上面。有时中午在食堂吃饭时能碰见她们英语系的女孩簇在一起。只有在晚上时，两个人才在公共教室里一起复习功课。她每天背大量托福单词，听大段的听力练习磁带。我光在一旁看着就觉得辛苦。
女孩跟我说了很多她生活里的琐事¬ 。我还记得其中的一些。这些事情包括她是如何为了一只猫的丢失而伤心欲绝，又是如何为多拿了一点压岁钱而快乐；她的母亲曾在船厂工作，所以她每次听到汽笛声都感到温馨；她的父亲是业余垒球队教练，她又是如何对垒球运动了如指掌等等。我很喜欢她和我说的这些事情。当她靠着我的肩膀唠叨这些家庭生活的琐事时，我从来没有觉得厌烦过，只感到了某种亲密和温情。
暑假里我去了她的家。她的父亲是公派驻加拿大的外交人员，母亲在城市规划院当工程师，白天只有她一个人在家，我在她的卧室里吻她。但当我想进一步时，她却拒绝了我。
她借给了我许多欧美摇滚乐磁带，一部分是她从国内买的，一部分是她在国外的父亲寄给她的。我们听了许多曾流行一时的音乐。像甲壳虫、门、鲍勃迪伦，皇后、老鹰、平克佛洛依德、警察等等。这些人有的已经死了，有的已经老了。但他们的歌曲却留存在了磁带里，现在又通过磁带留存在了我们的记忆里。
她希望我能分享她的感受。我分享到了。也许她并不知道我会因此而感谢她。但我确实感激她所做的这一切。
有须秀树 2007-2-10 11:09
第二节 琴曲（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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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学校后，我每隔一两周去一趟阿静兼职的酒吧。阿静与提琴少女配合得越来越默契了，钢琴与小提琴的琴声交织成艳丽柔美的乐曲。两个人在台上演奏的时候看起来异常谐和般配。
酒吧的演奏结束，阿静一般都要送提琴少女走过酒吧外面那条僻静黑暗的小路，有时我也陪着他一起护送少女。他们无疑已经相恋了，这从他们协奏的乐曲里就可以听出来。可能两个人从第一次见面起就互生好感了。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他们一个弹奏钢琴，一个拉奏小提琴；一个拙于言谈，一个无法正常说话；一个秀逸，一个美丽；又都处在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不管怎么看，他们两个人都只有相爱这一种可能。他们的恋情或许就是通过音乐来发展的。我喜欢阿静，也喜欢他身旁静谧美丽的提琴少女。看到他们的相爱，就如同聆听一首美妙的琴曲一样令人感到美好。
与我们熟悉以后，提琴少女也经常带着提琴来到洋房里。在阁楼的琴房里，她也小口喝着冰过的啤酒。阿静自顾自弹起肖邦的《圆舞曲》。少女和着旋律轻轻地晃着手里的玻璃杯，犹如跳着三部式三段体的华尔兹。不久，她放下了酒杯，嘴唇上绽着笑意，用左手三指按住琴弦，微微耸起肩膀，夹住琴身，几乎一下子抓住旋律，切入了阿静的演奏。他们的音乐里有柔情的孤独和爱情的惆怅，还有那无法言喻的，永远弥漫于心头的雾霭。
少女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小提琴。她的小提琴的声音犹如柔丝一般动听。除了医院那次以外，我和她基本上没有交谈过什么。她的个人情况，阿静或许跟我讲过一些，但我知道的不是很清楚。她现在好像是独自生活，靠在酒吧演奏小提琴为生。她习惯于沉默，习惯于用那双森林里的潭水一样幽深的眼睛凝视着阿静，有时也凝视着我。在我的印象里，他们时常是沉默着的。
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反而很少说话。
在洋房里聆听他们两个人的演奏，始终能给我带来无法用语言描述的美妙感受。但同时，我也感受到了孤独。他们两个都不太说话，因为他们的语言就是音乐。他们明白对方每一个音符的含义。他们通过音乐的交流而把我排除在外。每当提琴少女目不转睛地看着飞驰在黑白键盘上的阿静的双手时，我感到自己是一个多余的，碍事的听众。而除了聆听以外，这里已经没有我任何可做的事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首先他们是一对恋人，再者两个人又都拥有杰出的音乐才华，他们的确不怎么需要我。但是实际上，不管是音乐还是相处，他们却又从来没有抛下我过。
经过一个夏天，我们都习惯了各自在音乐演奏会里的位置。阿静和提琴少女是音乐会的演出者，而我是唯一的听众。在酒吧里，轮到阿静独奏的时候，提琴少女就和我坐在一起聆听。她不再显得那样沉默，有时也会用她特有的轻言细语和我短短地交谈两句。但谈话的内容我已经忘记了。
进入大学二年级，我和英语系女孩的关系出现了些问题。她一直拒绝我。有几次问她原因的时候，她的眼圈都红了。
“不会有事的，”我一边抚摸她一边说，“只要保护措施得当的话……”
“你什么都不明白！”
结果她还是哭了。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安慰她，只是坐在一边劝她不要再哭了。
“可雅，我喜欢你，爱你。可是，你不要再强迫我了，好吗？”
说话的时候，她的脸上失去了以往嬉笑的表情。她就这么注视我，带有目空一切的忧郁，让我身体里的存在的欲望因此而缓缓回落。一切如同潮水退却后遍布贝壳的沙滩。我不愿意看到她这样的表情，所以只能答应了她。
我和她的关系并没有因为她拒绝和我做爱而冷淡下来。她做出了许多努力来弥补这一点。其实本应该是我来安慰她的。但我却浑然不觉，以为自己得到的安抚是本应该得到的。我努力使自己不再去考虑做爱的事，时间久了，这个念头确实慢慢消退了。她是个聪明漂亮的女孩。我喜欢和她在一起，就像喜欢听那些欧美摇滚乐一样。就算跟她在一起只能接吻，只能互相用手抚摸身体，我也喜欢她。如果可能的话，我也希望自己一直和她在一起。
阿静和提琴少女也在相爱，我很想知道他们是否遇到了和我们一样的难题。有几次，酒吧演奏结束后，三个人走在衡山路上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实在很难启齿，虽然我和阿静几乎无话不谈，但我无法把一位清纯美丽，而且不能正常说话的少女牵扯进有关性的话题里。而且即便问了阿静这个问题，想必他也回答不出什么来。所以，我也只是默默看着他们手牵着手走在安静的小路上。
他们走在路上的时候，似乎总是牵着对方的手。提琴少女习惯走在阿静的右边，用右手提着提琴盒，左手轻轻握着阿静的右手。两个人的手都长得很好看。每次他们演奏的时候，我的注意力总会被他们的手所吸引。少女的手拉奏着小提琴，阿静的手弹奏着钢琴的键盘，如同是魔法一样，动听的音乐纷纷从他们的手下诞生出来。所以当他们互相拉着手时，我的耳朵里仍然可以听见缠绕在他们双手之间的残留的乐曲。我通常走在阿静的左边，不过有时提琴少女也会插在我和阿静之间，当我和阿静交谈些什么，她便微微仰起面孔看着我们，嘴角挂着若有若无的笑容。与我们相伴而行时，少女基本都保持着她固有的寂然无声。因为她的沉默，我和阿静也习惯了无声的行走。但没有声音并不代表沉闷乏味，许多的心情在这种寂静的时候反而更能顺畅地交流。
新年过后，阿静把去美国参加钢琴比赛的消息告诉了我和提琴少女。他通过了音乐学院的选拔比赛，三月份动身去美国。
离开的前一个晚上，他最后弹奏的是肖邦的《E大调练习曲离别曲》。这是我最后一次在阁楼的琴房里聆听阿静的演奏。
一九九三年三月，他去了美国，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第二节 琴曲（7）
阿静失踪以后，音乐学院的人来国际贸易学院找过我两次。他没有亲人，因此他们找到了我。根据音乐学院的人所说的，阿静在预赛时发挥得极为出色，获得了一致的好评，本来已经顺利进入了决赛，但决赛的前一天晚上，他却失踪了。他的行李还在宾馆的房间里，护照在带队的教师那里，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最后见到阿静的是宾馆的迎宾员。迎宾员看见这个中国青年走出了宾馆的大门。此后，再也没有人见过他。
没有人清楚阿静到底是滞留在了美国还是遇到了什么意外。钢琴比赛的那段时间里，纽约的黑人为争取民权反对种族歧视进行的示威游行引发了骚乱。参赛选手入住的宾馆靠近黑人居住的哈林姆区，所以无论发生任何事情都不足为奇。如同新闻报道里的习惯说法，他们不说死，只说失踪。有时候死和失踪是一回事，有时候则完全不同。
音乐学院的人认为阿静有可能滞留在了美国，因为反正国内他已经没有了亲人，他们找到我，想知道他是否和我联系过。不知道为什么，这让我异常反感。音乐学院是有不少学生为了出国留学而中途退学，但他们不了解阿静，又凭什么以他们的想法来这样推测呢？我告诉音乐学院的人，阿静在酒吧演奏时，就有客人提出希望赞助他去国外的音乐学院深造，但他都拒绝了。这确有其事。他想的只是弹奏钢琴。
但我宁愿阿静能够与我联系。倘若他能与我联系，至少说明他没有发生意外。我觉得，不管遇到什么事，只要他还活着，他迟早会跟我取得联系。然而随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他始终杳无音信。我越是相信他会与我联系就越是感到绝望。我的相信使我不得不面对另一种越来越确凿的可能。
我去酒吧找提琴少女的时候，她已经知道了这件事。那天晚上她身穿一条素白的连衣裙，在酒吧里不太明亮的光线下看来，全身上下所有的一切都安静得近似透明。她的脸上看不出太多表情，眼睛里也没有太多内容。我想问阿静有没有和她联系过，但始终开不了这个口，也许她并不需要我的安慰。有几次她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我看，仿佛我的存在让她无法理解。后来她撇下我，登台拉奏起小提琴。她拉奏的是巴赫的《小提琴曲》，琴声里却带出了凄楚孤单的韵味。听了四首短曲后，我离开了酒吧。
之后的两个月我没有再去过那个酒吧。两个月时间里也没有阿静的任何消息。我感到自己日常生活里忽然空出了很大一块空间。
我每天都和英语系的女孩待在一起，听着她的摇滚乐磁带。可是对我来说，听到耳朵里的摇滚乐并不是我真正想要聆听的音乐。
六月底期末考试之前，提琴少女来国际贸易学院找过我一次。室友传话说有个女孩在宿舍楼下找我。下楼一看，是她在等我。她虽然知道我在这里读书，以前却从来没有来过这里，所以我感到有些意外。
提琴少女是来请我跟她一起去音乐学院取回阿静留在那里的东西的。阿静的个人物品已经被整理过，装在一个纸箱里。打开箱子，里面有几件衣服，一些琴谱，十几盘古典乐磁带，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纸箱里的这些东西很难让我联想起真实的人来。真实的人一旦消失了，就显得不再那么真实了。
我告诉提琴少女，复兴路的房子里还有阿静的一些东西。她凝视了我一会，慢慢摇了一下头。我帮她把箱子拿到汾阳路上，叫了一辆出租车，把纸箱放进后座。她微微一笑，握了一下我的手，大概是表示感谢的意思。她的微笑就像小提琴的琴声一样有一股不着痕迹的婉伤，虽然很动人，但我不想看见她这样微笑。
等我考完试再去衡山路的那家酒吧的时候，提琴少女已经不在那里演奏了。她的情况我并不熟悉。以前都是阿静送她回家的，我不知道她所在宿舍的具体地址。酒吧里也没有人知道。她仅仅留下了一个无法打通的联系电话。
随着阿静的消失，提琴少女也消失了。他们都从我的生活里消失了。与他们一起消失的，是钢琴曲和小提琴曲，是一直以来都陪伴着我的音乐。
英语系的女孩在七月初飞往多伦多看望她的父亲去了。暑假开始后，世界上好像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我常常独自一人待在复兴路的洋房里，坐在阁楼的琴房里茫然注视着眼前的黑色斯坦威。音乐会已经不存在了，三角琴因此落寞不堪。钢琴孤单到伫立在房间的中央，但是弹奏它的人已经不知去向。弹奏它的人去了哪里，我不愿去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已经想得太多了。想得越多，越是难以避免得出自己不愿得出的结论。
我一个劲地回想曾回荡在这幢房子里的琴曲，回想那梦幻一般优美的旋律。渐渐地，我觉得自己与这台斯坦威钢琴没有了区别。我们都同样沉默，也同样孤单。它在默然考虑什么，我也在默然思索什么。在沉默中，我化身成了钢琴，钢琴化身成了我。在沉默中，钢琴依然是钢琴，我依然是我。
七月底，我去了海南的三亚，并在海边的度假村里一直住到了暑假的结束。
新的学年开始了，我如同梦游一样地坐在教室里，躺在寝室的床上，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辨认出一张张原本认识的面孔。
英语系的女孩说我是听多了古典音乐变痴呆了。从加拿大回来后，她跟我讲了许多那里的事情。从躺在温哥华海滩上度假的人们的打扮，国会山上飘扬的红色枫叶国旗，到周末夜晚港口附近的焰火表演。这些极其美丽的，充满异国风味的情景由她讲来无不栩栩如生。但这些栩栩如生的内容并没有真正进入我的头脑里。加拿大可能的确是个既美丽，又干净，而且人口又十分稀少的国家。可这些又与我有什么关系呢？
“听过卡罗尔金的歌吗？”她问我。
“哪一首？”我问。
“《IT MIGHT AS WELL RAIN UNTIL SEPTEMBER》。”她说，“《还不如一直下雨到九月》。”
“没有听过。”
“在加拿大的两个月里我常常听这首歌。我的心思就像歌词一样。”她轻轻哼着歌词，“The weather here is as nice as it would be , Although it doesn’t really matter much to me . For all the fun I’ll have while you’re so far away . It might as well rain until September. (这儿的天气依然很好，可这于我毫无意义。你离开这么远，我得不到一点乐趣。因此还不如一直下雨到九月)。”
虽然现在已经不是九月，而且天上也没有下雨，但我只能保持沉默。她轻轻地哼唱声让我难以自制。我十分渴望得到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迫切想要得到她的身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渴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得到了她以后会怎么样我根本没有考虑过，我现在只能考虑自己。
“你怎么了？”她惊讶地问。
“我想要你。”我说。
她默默凝视了我很长时间。很久以后，她还是拒绝了我。我不知道我们两个人谁更为此而伤心。她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却勉力不让泪水流出眼眶。可是我没有办法去考虑她为什么而难过，只是漠然地看着她的眼睛。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知道自己并不爱她，虽然以前我觉得自己可能是爱她的。对我来说，她只是工具，获得自我满足的工具，和播放音乐的录音机没有任何区别。这正是我自私的地方。
有须秀树 2007-2-10 11:10
第二节 琴曲（8）
半年后，我和她分手了。分手是她提出来的。她没有办法不提出来。我一直在疏远她，我们的关系慢慢冷淡了。感情上我不愿离开她，然而自我意志却逼迫我自身离开她。在实施这样的行为的同时，自身的感觉越来越麻木不仁，好像是看着另一个人在做这件事。我把自己从早到晚抛在图书馆里阅读大量的书，但过后连一本书的书名也无从记起。
最后一次见面时，她问我是不是已经不爱她了。我摇头。我不愿意让她知道我从来就没有爱过她这一点，那实在太伤人的心了。
“我一直在想，你是不是想了解女人的生理结构才和我交往的，到底是不是？和我在一起是不是满足了你的这份好奇心？”她一边流泪一边说，“我想你不会知道我有多么喜欢你。我想和你在一起，就像我想出国一样的想。可是我感觉不到你到底怎样喜欢我的。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像进到一个空无一人的屋子一样感觉心里空空荡荡的。屋子里本来应该有人，那个人应该是你。可是屋子里没有人。我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你能不能告诉我呢？”
我摇了摇头。
她反手擦了擦眼泪。
“虽然你看起来呆头呆脑，又不太爱说话，可是我喜欢你，喜欢得不知如何是好。但是每次你抱着我的时候，我都没有觉着你抱的是我。你不过是对亲近你的人做出类似于感情的反应，就像是回馈。这样的比喻没错吧？巴甫洛夫的实验，狗见到食物流口水。你对我做的就是类似的事情。除去这些回馈，你完全空洞无物。你究竟在隐瞒什么呢？你为什么不和我说实话，说你不爱我呢？表面上你的确一团温和，但我却感觉你的心里没有任何感情，那里完全是一片寒冷。你就像是台冰箱，还是打不开门的冰箱，让人无法知道里面到底藏着些什么。你以此拒绝和伤害靠近你的人。绝对零度，你的心就是这么回事。你的心里什么都没有。”
女孩以为是她一直拒绝和我睡觉这点使我不能原谅她。其实不是的。虽然我内心的确为此感到有些遗憾，但她给予我的东西远比这个重要，比如说那些过去年代的摇滚乐。我聆听了那些音乐，并将它们记在了内心深处，它们逐渐成为了我自身的一部分。与她分手，我当然也难受，可是心底又觉得如释重负。
女孩放弃了选修的法语课。国际贸易学院虽然地方不大，分手后我们却很少见面。有几次在图书馆里，我看见她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坐在一个角落翻阅托福考试的参考资料，我下意识地掉头走开。她那孤单的模样深深刺痛了我，让我无法不心怀歉意。也许正是我伤害了她，从而改变了她。可是我又能怎么样呢？即便心怀歉意又能弥补什么呢？
之后她似乎有过一段短暂的恋情，对方是她同系的一个男孩。但是他们的关系只维持了两个月。后来我听说她在毕业前就出了国，有人说是魁北克的某所大学，也有人说是多伦多的一所国际学校。我不清楚她到底是在哪个城市，总之是在加拿大，不在这里，就在那里。
时间日复一日地过去了，月份牌上的号码总是在不停变化。我依然没有任何关于阿静的消息，再过一段时间，大概谁也不会再记起这个名字了。
在阿静消失后的第二年春天，我把那台笨重的录音机和那些琴谱装在一个木箱里埋在了花园里。花园里长满了各种不知名的花草，只有埋东西的那块地方再也没有长出过什么来。
有须秀树 2007-2-10 11:10
第一节 遗嘱（1）
三月二十日清早，我提早来到了机场，验过签证取了登机牌，坐在候机大厅里等了一会，飞往巴黎的法航班机就开始登机了。
我坐的经济舱位于客机的最后一节，这节经济舱里，中国人占了大多数。多数都是些学生模样的少男少女。法航的乘务员不时经过我身边的走道。走道尽头是卫生间和贮藏室。再往里去大概是乘务人员休息的地方，她们越往那里走脸上越缺乏表情。
舷窗外一架客机腾空而起，在视线里缓缓地凝缩模糊，摆脱宿命般地消失在了晨旭里。天空上留下一条气流曲线——那是飞机的人生轨迹。一个巨大的圆弧，一条一去不复返的路，一个不知道降落在哪里的明天。气流曲线很快就了无痕迹了。透过舷窗看机场停机坪上的飞机，简直像些奇妙的模型玩具。然而有许多人已经，或者即将钻进这个奇妙的玩具里去往异国他乡。玩具飞机载着种种不同的人与种种不同的人生在天际滑翔。具有悲剧色彩的人往往有着悲剧性的人生，可是具有喜剧色彩的人却并非就一定背负着喜剧性的人生。人生总体来说比飞机更为奇妙。
在我看着舷窗外面的时候，一名年轻女子沿着通道走到了我身边，把一个手提皮箱放在了行李架上，然后坐在了我右手边的座位上。她的座位靠窗，晨光正好透过舷窗映在了她的侧脸上。女子向窗外看了一会，从衣袋里拿出一本书静静看了起来。
我也从外套口袋里拿出《礼拜五或太平洋上的虚无缥缈境》默读起来。乘飞机旅行也许更适合读圣埃克苏佩里的《夜航》，但图尔尼埃的寓言式小说大多有着我所喜爱的窖藏葡萄酒般的隽永蕴味。
客机起飞时，我感觉自己缓慢而迅速地离开地面，从城市的上空扫过。随着发动机的轰鸣声笼罩心脏，空荡荡的感觉慢慢地消失了。不久之后，飞机到了固定高度，稳定下来。窗外能看见的只有厚厚的白云。机舱里有一股循环空气特有的气味。
我放下小说，打开触摸屏电视。有十几个频道可供挑选。几个频道在放就消磨时间来说效果不错的影片，影片里的歌曲像口香糖一样只有一次性的甜味。我关掉电视，继续阅读小说。
邻座的年轻女子一直低头看书，她看的好像是一本法语诗集。从我的角度来看，她相当好看，但瞩目处不在漂亮。女子二十来岁，衣着普通，穿一条旧得发白的牛仔裤，白衬衫不带一丝皱折，外面套了一件银灰色的泡棉外套，脖子上轻松地环绕着一条浅紫色的丝巾。有两个地方我很中意——浅紫色的丝巾超出实用范畴的长，其长度足以让人想起伊莎蓓拉邓肯的死（注：美国著名舞蹈演员，一九二四年在法国尼斯外出旅行时，因围巾绞进车轮而被勒死）；还有就是她读的是诗集这点。
缠绕浅紫色长丝巾的女子阅读诗集，两者合于一体具有一种永恒性质的美感。
女子专心读书的神态让我想起帷幕降落大地，世界轻雾弥漫的情景。她大概在默默吟诵着诗句。二十岁之前我也喜欢过诗，读过龙沙、缪塞，喜欢兰波、阿波利奈尔。她读的是谁的诗句呢？我留神听了会儿，没有听她的哪怕是只言片语，她完全没有声音。从上飞机开始她就一直寂然无声。
我想起了记忆中某个人的寂然无声。像她那样轻言寡语的人世界上少之又少。况且她沉默时的微笑十分动人。现在我已经不确定自己究竟是喜欢她的微笑还是沉默。也许都喜欢。
乘务员开始送上中法文对照的菜单，她从菜单上点了一份三明治套餐。我要了份法式牛扒套餐。饭后我起身去了趟洗手间，回来接着读图尔尼埃的小说。
飞至西伯利亚上空，客机遭遇到了乱流。遍野雪光照得机舱内异常明亮，舷窗结着冰霜，冷意不觉来临。行李柜没有关好，掉下了两件行李，还好没有伤到人。机身颤动的时候，邻座的女子用力握住了我的右手。我向一旁看去，正好碰上她的目光。她的目光并不显得慌乱，似乎更像是在询问我什么。过了会，她闭上了眼睛，手略微松了松，随后又更紧地握住了我。
好像过了很久以后，客机才摆脱了乱流。机身不再无节奏的抖动，恢复了平稳。机上广播用法语和普通话各播报了一遍飞机已恢复正常飞行的消息。客舱里有如释重负的喧哗。几名乘务员在整理零乱的客舱。透过舷窗往外看去，阳光将云流漆得流金烁银，如同明信片的画面一般亮丽。
我解开安全带，弯腰去拾掉在地上的小说。座位下有两本书，除了图尔尼埃的小说外，另一本是阿波利奈尔的诗集。诗集的扉页上用蓝色墨水笔写着 “Violetto”，笔迹柔顺娟秀。我拾起诗集，把它还给了邻座的女子。
“谢谢。”她轻声说。
“不用谢。”
“刚才，请您原谅。”
“原谅什么？”
“遇到乱流的时候，我有点紧张，不小心握住了您的手。”她似乎非常介意，“我一紧张就容易抓住什么不放。”
“那没什么。刚才我也很紧张。”
“可是你看上去好像非常镇定的样子。”
“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摇了摇头，“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碰到乱流。”
她微笑了一下，抬起左手把垂落的鬓发拨到耳后。这个动作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大概所有留长发的女孩都有这个习惯动作吧。她的头发在脑后扎成了一条马尾辫。马尾辫的末端稍稍翘了起来，那翘起来的方式很难使人不心生好感。
女子低头翻了几页诗集，仿佛想起来什么似的抬起头，问我：“您是去巴黎旅行吗？”
“基本上是的。”我说，“你也是吗？”
“不，我是回家。”她说，“我住在巴黎。”
客机再无广播响起，显然飞行状况良好。舱内显得十分安静。按旅程来算的话，现在应该已经到达地理意义上的欧洲。从窗口向下看去，一望无际的平原被道路线条分割得整整齐齐，红色屋顶的矮房像蛋糕上的果脯般点缀其中，油画似的景观。
邻座的女子看见我读的是法语原版小说，于是问我是否会说法语。我说曾经学过。本来以为她和我一样是去巴黎旅游的中国人，交谈过后才知道她是法籍华人，她的父母都是移民欧洲的中国人，到她这里，连名字也彻底法国化了。诗集扉页上写的就是她的名字，Violetto。 在法语里这个单词是“紫罗兰”的意思。有趣的是，她又姓Rolland，罗兰。因此，她的名字翻译成中文可以说是：紫罗兰罗兰。这让我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称呼她才好。
“叫我薇奥莱特好了。”她说。
“你的普通话的发音比我还要标准。我还以为你跟我一样是中国人。”我说。
“以前说得可不怎么样。”她把诗集抱在胸口，说，“在巴黎读完大学，我专门去学了半年的汉语。加上现在的工作又要经常说中国话，才慢慢好起来的。”
“你的工作要经常说中国话？”
“我在一个中法文化交流中心工作。不过不能算是政府机构，只是社会性的。交流中心的经营范围包括教育留学、文化交流等等。我做的就是这方面的工作。”她停了停，“你呢？”
“我？”
“你的工作和文化交流有关吗？”
“我的工作只和音乐有些关系。”我说，“主要是写一些关于古典乐方面的评论文章。”
“古典音乐？”
“是的。”
“古典音乐我听得不多。从兴趣来说，我更喜欢绘画艺术。”她说，“业余时间都花在逛美术馆上面了，这个现在也成了我的工作。”
“逛美术馆？”我问。
她点了点头。
“交流中心和中国国内的几家电视台有合作关系。作为文化交流的一部分，双方希望拍摄一些介绍巴黎美术馆的电视记录片，向中国国内的艺术爱好者介绍巴黎的博物馆和艺术馆现状。这次我来中国就是和制片方商讨合作的细节问题的。”
“顺利吗？”
“还可以，只是回巴黎后要制订一份详细的艺术馆导游日程表。就是说，我要先去各个美术馆浏览一遍。”
“很有意思的工作。”我说。
第一节 遗嘱（2）
交谈一会后，我们继续读各自的书。她收起了阿波利奈尔的诗集，改看起了一本法国时装杂志。我其实很想问她是不是喜欢阿波利奈尔的诗，但随即想到自己已经二十九岁，早就过了读诗的年龄。那我应该读些什么呢？考虑了一会，没有得出任何结论。
不久，阳光暗淡了下来，不过与心情无关。向舷窗外望去，让人心情晦涩压抑的乌云一朵朵一团团地挤在一起，其面积估计可以覆盖整个地中海。连地面也看不见。
乌云，挣扎，压抑，命运。如此情景最适合播放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
命运在敲门，最后的搏斗，辉煌的场面。但结尾并非总是一片光明。
“快到巴黎了。”她抬起头，“巴黎现在大概在下雨。每年这几天巴黎都下雨。”
“是吗？”
“你不喜欢雨天？”
我摇了摇头。我不讨厌雨天，雨滴的节奏有音乐性，下雨的时候睡觉也比平时安稳些。但一到雨天，许多人的心情往往会有微妙的变化。我只是没想到到达巴黎时会碰上下雨。
飞机穿越了云层后，飞到了大巴黎区上空。巴黎的天空果然阴沉沉的，不过并未下雨。我想看看地面上巴黎，但看到的景色平淡无奇，与其说这是巴黎，不如说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平淡的地方，甚至和离开上海时从空中所见到到机场郊区景色没有什么区别。这让我多少有些失望。薇奥莱特仿佛看出了我的失望。
“这里只是巴黎的郊区。从这里看不到真正的巴黎。”
我看着窗外，点了点头。
她把时装杂志摊在腿上，也看了一会窗外，然后转过面孔看着我。
“你是不是第一次来巴黎？”
“是的。”
“有朋友在巴黎吗？”
“没有。我在巴黎基本不认识什么人。”
她略微低头，似乎在琢磨着什么。片刻后她合上杂志，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名片，提笔在上面写了一行字，随后把名片递给了我。
我仔细看了看名片，这是法航公司给乘客的广告名片，上面有法航的订票热线。在名片的背面有她用手写的名字：“Violetto Rolland”，名字下面一行是八个有限不循环的数字，看着像是电话号码。
“本来应该给你我自己的名片的，但是名片已经用完了。只好用这个代替。”她说，“这是我家里的电话。”
“电话？”
“你是一个人来旅行，又没有什么朋友在巴黎，万一遇到什么事需要帮助的话，打给我好了。”她解释说，“我在交流中心工作，也许可以帮上一点忙的。”
“谢谢。”我说。
“不用谢的。”她微微一笑。
我把这张名片夹进图尔尼埃的小说里。把书放回外套的口袋里。随后，我照着屏幕上的时间把手表往后拨了六个小时，系紧了安全带。
下午五点二十分，飞机着陆在了戴高乐2号机场。我来到了巴黎。
有须秀树 2007-2-10 11:11
第一节 遗嘱（3）
在２E大厅办完有些繁琐的入境检查手续，我把护照和皮夹都塞进背包夹层里，背着包独自走出了戴高乐2号机场。此刻已经是晚上六点，又是雨天，机场外的巴黎天空暗得有些让人透不过气来。几辆巴士在不远的广场上犹如听到号令一般依次启动，一批当地的华人正接待进出机场的中国乘客，提供咨询、协助办理转机等业务。前来接机的人手捧写着姓名的迎接牌看着从身边经过的人。
我停下脚步，考虑如何前去预订的旅馆。旅行社指南手册上的介绍大约是乘机场某部巴士或是RER转地铁。犹豫片刻后，我改向出租车候车点走去。无论谁坐了整整一天的飞机大概都会纵容自己的惰性，不想再多费周折找东问西，再说我还付得起出租车费。
刚走到候车点，一辆黄色雷诺出租车正好驶到面前。车顶的三个灯都着亮着，是空车。我拉开后座的车门上了车。驾驶出租车的司机从内视镜看了看我。该司机金发碧眼，不苟言笑，神情冷酷如《独行杀手》里的阿兰德隆。就相貌而言，做一个普通出租车司机有些委屈。
“您是中国人？”他问。
我点点头。看来我的外貌的确具备种族的普遍性。
“坐的是从上海到巴黎的法航班机？”
“你怎么知道的？” 我说。
“经常接机，航班大致知道。”他以一种缺乏感情色彩的平板法语解释。“可以看看您的护照么？”
这大概是外国游客坐巴黎出租车的程序之一，我拿出护照给他看了。司机点了点头，简单地问了大致方向，踩油门上路。
出租车转眼便驶入郊区高速公路。我昏昏欲睡，几次险些在座位上歪倒。为使神智保持清醒，我打开后座的车窗。冰凉湿润的夜晚冷风吹在脸上似乎也没起什么效果。我放松神经，将后背抵住海绵靠背，用头脑里最后残余的意识辨认司机的身影。
“你是斯堪的纳维亚人？”我问。
“是的。”他从内视镜里扫我一眼。“我生在奥斯陆。”
出租车开得四平八稳，极少颠簸。向外看去，巴黎郊区的夜景不外是树、笔直道路、各色汽车穿梭不停，只有路边不时掠过的硕大法文广告牌提醒我已经身处法国的事实。
金发碧眼的北欧司机打开了车载立体声。法式香颂款款袭来，不知不觉覆上了我的眼睛。没等香颂的第二节放完，我就缩在汽车后座上睡着了。
我感觉自己好像浮沉于海水之中，似乎有人喃喃低语“Sous le ciel de Paris……”（注：法语，巴黎天空下。法国著名歌手爱蒂特比亚芙在一九五三推出的唱片）我想游向海面听清楚些……
蓦地，我恢复意识，醒了过来。
出租车好像已经停下，香颂却不知所终。由于车内没有开灯，只能朦朦胧胧地看见司机开着前窗吸烟。烟头的红点忽明忽暗。往车外看，四周一片漆黑，巷道的尽头有盏路灯亮着光。从那点亮光看来，现在所在之处是一条人迹罕至的小巷。
心脏就像是被人用手紧紧攥着一样难受。冷风吹来，身上肌肉哆嗦个不停。的确很冷。
“到了？” 我转了转酸痛的脖颈，问。
他既像是否定也像是肯定地摇了摇头。
“我们现在在哪里？”
“巴黎。”
好消息。我用手掌按摩了一会眼睛。
“为什么停在这里？”
“在等您睡醒。”
“等我睡醒？”
他吐一口烟圈，把烟头弹出车窗，红色的光点在黑暗里跳了几跳，如同死去一般暗淡了下去。
“您必须在这里下车。”他说。
“我必须在这里下车？” 我一下子没有能明白他说的话。人刚醒过来，思维比平常慢了不止一拍。“为什么？”
“因为这个。”
斯堪的纳维亚人从外套里掏出一件东西晃了晃，看上去形状像枪。仔细一看，是把左轮手枪，而且不像是玩具模型。枪？出租车里怎么突然出现把左轮手枪？尽管思维慢了不止一拍，我还是隐隐觉得事情不妙。
“明白了吗？”
“有点明白了。”我说，“你持有武器。”
“好像还是不太明白，您。”
“可能是刚睡醒的关系。”我谨慎对答，“我只明白你向我展示手枪这一点。其它的还没有全弄明白。可以提示一下吗？”
“D’accord（注：法语，可以），那就给点提示。”北欧司机一直没有转头，只是偶尔从镜子里瞟我一眼。“比方说，去一家无名餐厅吃饭，结帐时付了相当于米雪兰三星的饭钱。对此您怎么看？”
“看法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例如饭菜是否可口，服务是否具备三星水准。”
“饭菜一塌糊涂，侍者好比聋子，小费超过饭钱。”
“那样的话，简直就像……”我稍微考虑了一下，在头脑里搜索恰当的法语单词加以形容，“……就像是抢劫。”
“对了，”他点点左轮枪，“就是抢劫。”
出租车的引擎停止了空转，车厢内彻底沉默下来。一时间两人谁都没有说话。对于我来说，抢劫是第一次碰到，没有任何人生经验可供参考，以前只从历史书里了解过北欧海盗的猖獗。
“您知道什么是抢劫吧？” 北欧司机开口问。
“知道。”我勉强笑了笑，自己也觉得有些莫名其妙，从常理来说人遇到抢劫是不该笑的。“我正在考虑应该怎么办。”
“打算怎么办？”
“现在恐怕不是我想怎么办，而是阁下想让我怎么办。”
“您很冷静。我喜欢和冷静的人打交道。”
我黯然看着司机手里握的左轮枪。情况大致可以这样描述：一个初到巴黎，法语讲得磕磕绊绊的旅行者，在一条黑暗偏僻小巷里，遇到手持先进热武器的强壮司机兼抢劫者。——我觉得不管是谁处在旅行者的位置都会十分自觉地保持冷静。
“就被抢者而言，您表现完美。”司机不动声色地说，“不过抢劫还是要抢劫的。不然就不是抢劫了。希望您能配合，不要节外生枝。我讨厌额外劳动。”
“当然。一定配合。”我说，“应该怎么做？”
“把包留下，您，下车。”
我瞅瞅放在一旁的背包，看着也的确像装了不少东西，可是其中真正够得上抢劫标准的恐怕少而又少。
“留下包没问题。不过……”
“什么？”
“背包里其实没有什么贵重物品。”我说，“我并不怎么有钱。”
“这个自然。”他不为所动地说，“背包里放什么是您的事。我只负责抢劫。”
又沉默了一会。
“提个建议好么？” 我用谈判桌上弱者常用的商榷口吻问。
“您打算反对？”
“不是反对，只是想商量一下——希望能留下护照。没有护照非常不方便。”
司机仿佛在考虑我的建议，枪筒轻轻磕打方向盘。磕打了五下后，他还是摇了摇头。
“不行。既然是抢劫，就要抢得彻底，否则就称不上是真正的抢劫。”
这个回答十分有说服力，我因而无话可说。
“请下车。”他说。
我再无异议，打开车门，空手下车。下车后掼上车门。
“Au revoir。”斯堪的纳维亚司机重新发动汽车，“Bonne chance。”（注：法语，再见，祝您好运。）
第一节 遗嘱（4）
我伫立在漆黑而陌生的巴黎小巷。听着雷诺车的引擎转动。出租车开动起来后，悄无声息地潜行在夜色里，连车前灯也没开就驶过了巷角，就此消失无踪。
斯堪的纳维亚司机和他的出租车离开后，我沿着同一方向朝唯一的路灯走去。唯一的路灯让我想起十四世纪的巴黎只有三盏街灯，平均每晚有十五个人在昏暗的街上被谋杀的史实。好在一走出小巷，路灯渐渐多了起来，街道亮堂了许多。往前转过街角，路上终于可以看见一两个戴犹太式黑色高帽的行人。我一时找不到路牌，不知道现在自己到底是在哪里，不过应当是在巴黎市区的某个地方。
翻起手腕看看幸免于难的腕表，已经十九点过五分，算起来在出租车上竟然睡了个把小时——在这个把小时里司机居然没有把我上下洗劫一空丢在路上，想一想也觉得不可思议。遇到如此通情达理的抢劫者也许应该开香槟庆祝。当然，如果他能够直接送我到旅馆的话，我会更加感激的。车费还是照旧好了，一个内装若干杂物的美国品牌的旅行背包。
再走一阵，街道豁然开朗起来，路上也有了车流。找到街牌，现在所在之处是比拉格街，位于老马莱区。按着过去阅读书籍得来的印象，我沿着比拉格街一直走到灯火辉煌的孚日广场。孚日广场四周环绕的红砖楼房，在夜色和灯光的掩映下更显气度不凡。同样气度不凡的大概还有那些在拱廊里设座的有着华丽装饰的法式餐厅。据说维克多雨果和阿尔封斯都德都曾寓居于此。不知他们当年的寓所如今是否被改成了美食餐厅。不过此刻我既没有拜访作家故居的雅兴也没有光临美食餐厅的钱，所以无论作家还是餐厅都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夜晚的空气里飘荡着的咖啡和葡萄酒的丝状香味。异国的欢声笑语从似远实近的地方断断续续地传来。我手插衣袋坐在广场边的菩提树下，远远地欣赏位于广场中央的路易十三雕像。
三百九十年前，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在长矛比武中因意外事故被刺身亡，继承人路易十三和他的奥地利公主在皇家广场的落成典礼上举行盛大婚礼。
三百九十年后的今天，身为外国游客的我在同一地点面临窘境束手无策。这样一联想，心里仿佛稍微好过了一点。可是安慰只限于精神层面。我没有钱，没有有效证件，什么都没有，和非法入境者没什么区别。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
正一筹莫展地枯坐沉思时，一个警察模样的法国男子穿着轮轴旱冰鞋溜进广场。穿旱冰靴的警察还是第一次见到，我不由抬头看了会。从滑行的姿势来看他显然技艺纯熟，其风范与职业选手相比也相差无几。欣赏一会后，我抬手向他打了个招呼。旱冰警察一个姿势优雅的大回转，溜到我的跟前。
“请问如果遇到抢劫应该怎么办，警官？”我问他。
“抢劫？您遇到了？”
“就在半小时前。”我回答，“护照也被抢走了。”
他同情地耸耸肩。
“先报案好了。”
我跟着旱冰靴警察走了不到十分钟，就来到了两条街之外的马莱区警署。他领我进入警署里间的办公室。办公室空空荡荡，只有一个穿警服的人坐在办公桌前埋头阅读什么，其余人大概已经下班回家了。法国人下班非常守时，警察应该也不例外。
旱冰靴警察把我托付给靠办公室里唯一的当值警官。被托付者中年秃顶，面貌同好莱坞演员尼古拉斯凯奇有些相像，不过人显得随和许多，顶也秃得厉害些。
秃顶警官合起正在读的书，抬头露出公务员式的微笑，右手伸出示意请我坐下。笑容明显亲切友好。我在桌子对面坐下，瞥了一眼书的封面——《三十口棺材岛》，莫里斯勒布郎著。
“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先生？”
“是这样的，四十分钟前我刚刚遇到抢劫。”
“哦，抢劫。请等一等。”警官慢慢地从一沓文件下找到案件登记表，拿起一支水笔试了试还有无墨水。“您不是法国公民吧？”
我说自己是来法国旅行的中国游客。
“请给我看看您的护照。”
“护照也被抢走了。”
“嗯，这就有些麻烦了。”
尽管有些麻烦，却也并非好毫无办法可想。警官打电话给机场确认我的身份，又从电脑上核查到我的入境登记。我看着他一一记录下来。
“那么，接着请叙述一下事件的经过好吗？当然，过程越详细对我们越有帮助。”
我从下飞机开始说起，如何上的出租车，如何在车上瞌睡，睡醒后如何发觉身处不知名的黑暗小巷，司机如何拿出左轮手枪，如何不慌不忙地告知我抢劫事实，如何拒绝了我要回护照的请求，我如何下车，如何来到这里。被抢的包里杂物也一一列出。现金、旅行支票、信用卡的数目也大致告知。秃顶警官停笔，善解人意地拿纸杯倒了杯矿泉水给我。我一口气把纸杯里的水喝完了。
“您有没有注意到出租车的车牌号？”
“没有注意。”我说，“我只知道出租车的司机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人。来自奥斯陆。”
警官补上这点，又问了司机的面貌特征。我回答说是典型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特征，金发碧眼，高大强壮。他低头记上。
“衣着呢？”
“好像穿着一件黑色夹克。”
“您确定他拿的是真的手枪吗？”
“大概是真的。”我说，“是左轮手枪，就是西部片里大多数牛仔用的那种左轮手枪。”
“西部片左轮手枪……口径清楚吗？”
“不清楚……应该不大也不小。”
“不大也不小？嗯……”他为难似地发出鼻音，“那枪管长短呢？”
“长短……不长不短的样子。”我比划着说。
“不长不短……”
“……”
“您对周遭事物可真够关心的。”警官摇头停笔，“不是我怪您，先生。但是从您的叙述里能够提炼的有价值的线索基本为零。综合起来就是巴黎有个年轻的北欧司机，开黄色的雷诺出租车，持不大不小的左轮手枪，用不怎么典型的亚森罗平方式温文尔雅地洗劫了您。仅此而已。”
“我不是军火专家，也不是作家或画家，缺乏那种职业观察力。”我辩解说，“所以疏忽某些细节在所难免。”
警官以耐人寻味的眼神打量着我。
“您的世界观类似萨特——他人即地狱？”
“这和萨特的世界观无关。”我强打起精神说，“相比看而言我更注意听到什么。比方说，车上当时放的是爱蒂特比亚芙的香颂。”
“真有您的。”他低头补上一笔，“别具一格的幽默感，先生。”
不是我具有什么幽默感，应该是生活本身就非常幽默。我这么想，但没有说出口。我并不热衷和一个素不相识的巴黎秃顶警察讨论世界观。
“本来应该警车带您去现场勘察一番的。可是巡逻车正在检修。不是说你的案件我们不重视。您能理解吧？”
“理解。”我说。
他递过笔录让我过目。该笔录誊写清楚，语法正确，遣词造句别有风味。看完后我在指定处用中文签上姓名。警官拿回记录后好奇地研究了一番我的签名。
“中国的汉字很奇妙，既有实用性又蕴涵艺术性。回头我想让我的小女儿去学中文。说句实话，我一直对中国怀有好感。《图兰朵》看过三遍，还喜欢吃中国炸虾。”
我只能点点头。我不喜欢歌剧，《图兰朵》一遍也没有看过，何况目前我有比歌剧和炸虾更为关心的问题。
“我想问一下，大致上什么时候会有消息，关于抢劫案？”
“不好说。”警官将表格归档，爱莫能助地看着我。“抢劫案通常都很棘手，特别是针对外国游客的抢劫案。来巴黎旅游的人太多了，我们管不过来。当然，我不是说巴黎不安全。事实上巴黎十分安全，只要您能稍微注意点。”
“注意别上错出租车？”
他随和地笑了笑，一边抚摸自己的秃顶。“您的案件是有些蹊跷。一般人也不会下飞机就被抢劫……不过既然已经是这样了，我觉得您还是不要多想这事了。一切交给我们来办好了。我只希望今晚的遭遇没有使阁下对巴黎的好感有所减弱。”
我摇了摇头，没有说话。警官给我开证明身份的文件，让我明天去中国驻巴黎领事馆重新办理护照。
“就这样了？”我问。
“你在巴黎不会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吧？”他也问。
他这么一问倒提醒了我，我是必须先找到过夜的地方才行。我思索一会，借了巴黎市区的电话簿，按字母顺序翻到到R序列，有两个拉韦尔律师事务所的电话，后一个与我印象里的数字大致吻合。我照后一个号码拨去，电话铃响了一遍后接通，然而却是录音电话。我没有留言，直接挂断了电话。
警官在开证明文件。我则翻遍衣兜，清点身上现有的幸存物品，希望能够发现遗漏在某个角落的纸币。现在身上的全部家当是：一个连钥匙圈的指甲剪（原来还有一套折叠式瑞士军刀，上飞机时被没收）、一枚十法郎硬币、上海至巴黎的法航机票、一支油墨消耗过半的蓝色圆珠笔、机组送的一包未拆封的航空饼干、小说《礼拜五及太平洋上的虚无飘渺境》、外加腕上的老式手表。没有发现纸币。
我把桌上的琐碎家当放回衣袋，拆开航空饼干的包装袋，嚼起了饼干。饼干是草莓夹心口味的，味道还不错。刚吃了两块饼干，警官也放下了手里的笔。
“有办法了？”他问。
我摇头。
“想喝咖啡么？”
我点头。
警官去倒了两纸杯咖啡。我们一边喝不加糖不加奶的黑咖啡一边吃那一小袋草莓夹心饼干。不一会儿咖啡喝光了，航空饼干也吃完了。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他深谋远虑地判断说，“您总不至于想在警局里过夜吧？”
“当然不想。不过，随便问问，这里有没有睡觉的地方？”
“想睡在拘留室？这可不行。这样好了，到零点我才下班，您再想想有没有别的办法。”
现在是差不多是九点钟，我盘算了一会，实在想不出解决什么特别管用的办法，便从外套口袋里取出图尔尼埃的小说，翻到折起的页数继续看下去，借以消磨时间。忘了是哪个自以为是的作家说过，好的小说都有启示现实的作用。这句自以为是的断语此刻看来也不无道理。我只看了不到半页小说就省觉自己和鲁滨逊的处境是何等的相似。也许地点略有不同——鲁滨逊流落荒岛，我身在巴黎。然而太平洋上虚无缥缈境无须金钱，我却连个过夜的地方都成问题。
不过，总体来说，我可以被看作是流落巴黎的现代鲁滨逊。
流落巴黎的现代鲁滨逊……
啪啦啪啦。
下意识地，我提着书脊抖动书本，希望能够抖出几张救急纸币，虽然我不记得自己曾有过把纸币当书签用的富裕日子。
一张纸片飘落地上。我弯腰将其拾了起来。
这不是纸币，而是飞机上认识的邻座女子所留下的写有联系电话的法航名片。
斟酌一番后——其实也算不上如何斟酌，仅仅是犹豫了片刻，我便按名片上的手写数字拨打了电话。
有须秀树 2007-2-10 11:12
第一节 遗嘱（5）
拨打电话后的半小时内，我接连喝了三杯咖啡。心里不踏实，只有继续看书。
第二杯咖啡时，有一对老年夫妇因为爱犬离家出走而来报案，据说已经出走了整整四十八个小时。看样子警官十分为难，但还是受理了案件。他推测那对夫妇的爱犬因为进入发情季节而暂时离家寻找性伙伴。推测显得极有见地。劝走了寻犬夫妇后警官陪我喝了第三杯咖啡。
咖啡难说好喝，杯底满是咖啡残渣。看来即便是巴黎也有味道糟糕的咖啡存在，我硬着头皮喝完了咖啡。无论何种情况发生——就算是那位斯堪的纳维亚司机用左轮手枪顶着我的脑袋，我也不想再喝一口了。一肚子劣等咖啡哐嘡作响，和着胃酸顶到喉咙口。我勉力压下胃里翻上的一阵阵恶心。
恶心感稍去后，尿意接踵而来。去洗手间释放的与其说是尿液，不如说是过滤后的咖啡。喝下去的咖啡几乎丁点不剩，腹中空空如也，似乎能听见回声。
我毫无办法，只得返回办公室继续读书，与荒岛上的鲁滨逊感同身受。小说剩余部分已经所剩无几，大部分文字估计已经转化为饥饿意识潜入腹中。当饥饿意识超过身体所能容纳的感觉上限后，不知不觉间与原来的各种感觉同化为一种全新感觉。身体如同被注射了镇静剂，头脑明晰空洞，世界纤毫毕露，但是看到的每一件东西都像是从凹凸镜反射回来般的微微扭曲、变形。听觉也灵敏了许多，各种声响汇聚耳廓内形成嗡嗡耳鸣。
在饥饿感带来的敏感状态里，我读完了小说最后一页。
我慢慢合起了书本。几乎与此同时，薇奥莱特罗兰也来到了警局的办公室。她仍旧围着紫色长丝巾，外面的银灰色泡棉外套换成了一件合体的黑色风衣。她朝我稍微笑了笑。我赶紧站起身来。
与警官告辞后，我随薇奥莱特走出了呆了将近三个小时的警署，夜空飘下零落的雨点。一辆亮红色的欧宝吉普停在警署路边。吉普车高大方正，魄力十足。我们坐上吉普车。
“对不起，这么晚还打扰你……”我说。
“不用放在心上。我出来一趟也很方便。”她说，一边发动吉普车引擎，“给车加油耽搁了一会，路上又走了弯路。是不是等得有点着急了？”
“没有觉得，刚才我一直在看书。”
有几点雨滴落在了车窗上，她把手伸往车窗外试了试雨，试完雨又将手搭在方向盘上。手指细长柔韧，非常适合弹奏乐器。
吉普车开动上路。
“这是你的车？”我问。
“不是，是房东的车。我是半个环保主义者，只考了驾照，没打算有自己的车。”她侧过面孔看了看我。“电话里没有听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你遇到了抢劫？”
“北欧海盗的抢劫。”
“北欧海盗的抢劫？”
我如实向她讲起抢劫的经历，如同刚才在警署里面对秃顶法国警察那样把自己的经历复述了一遍。我一边叙述抢劫的经过一边回想当时的情况，抢劫好像变得越来越不真实起来。为了抵抗这不真实的感觉，只能在叙述里增加了许多细节，这让我觉得自己有点像在说别人的故事。吉普车驶过塞纳河，我大致说完了经过。
“也就是说，你现在是一无所有了。”
“实际上我并没有什么损失。”我说，“被抢走的包里没有值钱的东西，旅行支票和现金数目有限。信用卡已经挂失了。就是护照没了有些麻烦。”
“我有点不明白。”她把垂发拨到耳后，说。
“不明白什么？”我问。
“那个出租车司机好像并不是要抢你的钱。”她说，“他不像是要抢钱。抢钱有更好的方式和地点，不必等在飞机场抢初到巴黎的旅客。”
“可是不是为了抢钱又是为了什么呢？”
她想了想，说：“会不会是恶作剧？”
作为恶作剧进行抢劫好像过于恶作剧了。我觉得也不像。没人会为恶作剧而专门等在机场抢刚下飞机的外国游客。我苦苦思索了好一会，想不明白。
“你今天好像有点不太走运。”
“好像是有点。”
“说实话，我没想到会接到你的电话的，更没想到你会被人抢劫。”
“我自己都没想到。”
“好在我是一个人住，公寓虽然很小，但多一个人睡觉的地方还是有的。”
“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我抱歉说。
“不用说对不起，”她笑着摇了一下头。“没什么麻烦。”
第一节 遗嘱（6）
她的寓所位于圣日耳曼区，一幢六层的临街公寓。她把吉普车停在楼下，我们走入公寓。上楼有部拉铁栅的老式电梯，仿佛在哪部描写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影片中看到过。电梯上升时昏黄的顶灯闪个不停，锁链绞动的声音清晰可闻。到顶后我们拉开铁栅门步入走廊。走廊长而阴暗，但没有阴暗的潮湿感。几扇紧闭的木门依稀带来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繁华气息。走到位于廊道中段的一个青色木门时，她停下来从风衣口袋里取出钥匙，打开了门。亮光从屋里泻出来，柔和而舒适的橘色亮光。
“请随便坐，”她说，“我先去把车钥匙还给房东。”
公寓地方不大，墙壁上贴的都是红色花纹红色图案的壁纸。客厅的壁角有一个小小的书橱。我走到书橱边。书架上多半是些法文书籍，还有一些关于绘画艺术的专业著作。一本书反扣在书架上，我拿起来看了看，是弗朗索瓦萨冈的《你喜欢勃拉姆斯吗》。有人说人到中年才能理解勃拉姆斯的音乐，可我确实喜欢他晚年所作的几首钢琴小品。孤独、怅惘，犹如月光下一条默默流淌着的溪流。
薇奥莱特回来打开了电视，电视里正播放关于松鼠的宠物食品广告。看到松鼠吃宠物食品的镜头，不知为什么我也觉得很饿。松鼠吃的东西看起来味道很不错的样子。
“晚上吃过饭没有？”她问。
“吃过一包饼干。”我站在书橱边老老实实地回答。
“那我去弄点吃的，马上就好。”
她解去丝巾脱去风衣，转身进了厨房。
我挑了本乔治奥威尔的《巴黎伦敦落魄记》，看完简介又放回原处。书是好书，但以我目前的情况看下去只能使心情更为晦暗。再度浏览，找到了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的《夜巡》，伽利玛出版社的小开本丛书。我抽出袖珍小说，选择远离风衣和丝巾的沙发一端坐下读了起来。莫迪亚诺小说的语言简洁如诗，故事却宛若寓言。我相当喜欢。
读了两页不到，她从厨房转了出来，把两个白色碟子放在沙发前的磨砂玻璃茶几上。一个碟子里面装着五份三角形的三明治，另一个里面装着水果色拉。三明治是何口味看不出，但色拉是猕猴桃片做的。
“今天刚回家，没来得及出去采购。因此就用手头原料凑合一下，希望能合你的口味。”
“哪里，”我慌忙说，“已经很感激了。谢谢。”
“想喝点什么，甜酒还是咖啡？”
我回答说酒好了。今天我实在不愿再喝咖啡了。
她取出酒瓶酒杯斟了两杯酒。我去卫生间洗过手回来，直接取过一块三明治嚼了起来。我转瞬消灭两份三明治，猕猴桃色拉也舀吃了一半。
“觉得味道怎么样？”
“非常好吃，谢谢。”
“我已经吃过晚饭了。”她仿佛鸟儿展开双翅般淡淡一笑。“如果不觉得我做的难吃的话，就请全部吃完好了。”
我默默地吃完了三明治和色拉。这期间她一直托腮看着电视二台的深夜访谈节目。
“饱了没有？”她问。
“饱了。”
她收去盘子，回卧室抱了天蓝色的被褥和枕头放在沙发上。
“委屈一下，睡沙发可以么？”
我点了点头。沙发足够宽大，睡我一个绰绰有余。
“晚上盖这个。现在夜里还是挺冷的。”
“谢谢你。”我说。
“不用谢。”她随意地拍了拍被子。“我要去洗个澡。如果你累了的话，就把电视关掉睡觉好了。”
薇奥莱特离开客厅进入浴室后，我先看了会电视。访谈节目讨论的内容大致是现今世界女权的兴起与男权没落的相关问题，也许是法语听力还有障碍，我只听懂其中一个女性知识分子的论点是随男性生殖欲望的下降导致女性自主权的必然上升。我想了半天也没弄明白究竟两者有什么必然联系，同时失去了继续听下去的耐性。
浴室里传出细雨般淅淅沥沥的淋浴声。说我没有因此而胡思乱想显然是自欺欺人。然而我想的不是十分清楚。能够在头脑里幻想出清晰画面也是一种非凡才能。可惜我并不具备这种才能。我使劲制止住自己的胡思乱想，打开沙发一侧的落地灯，认真读起莫迪亚诺的小说来。
感情的净化。
我跳过头脑里关于希腊的回忆，专心看起《夜巡》。不久，又仿佛是很久以后，她洗完澡进了卧室，关上了房门。我仍然接着读自己的小说，直到一口气将整本小说读完。
我把小说放回书橱。眼睛有些吃力，躺在沙发上按摩了一会眼睛，随即铺被解衣，关上落地灯。客厅在黑暗里一下子安静下来。四周陌生而静谧，只有卧室的门下泄露出一点柔和灯光。过了一会儿，那点亮光也消失了。
黑暗里我慢慢回顾今天发生的一切，但一切仿佛是隔夜的梦一样再也想不确切。Ma fatigue rongeait , comme un rat , tout ce qui m’entourait 。 我确实有点疲惫了，不管精神上还是身体上。（注：法语，疲惫像只老鼠，把我周围的一切啃咬得模模糊糊。这是帕特里克莫迪亚诺在《夜巡》里的原文）
刚一合眼，睡眠就如同一个巨大的旋涡将我吸入其中。我在巴黎的第一个夜晚就这样过去了。
有须秀树 2007-2-10 11:12
第一节 遗嘱（7）
醒来抓起手表一看，居然已是上午十点。我连忙起来，套上牛仔裤，可是衬衫却无论如何找不到。正当我弯腰在沙发下搜寻时，房间的门开了。薇奥莱特好像刚买完东西回到家，怀中抱着装得满满的几个大购物袋。
“在找衬衫？”
“是啊。”
“我拿去洗了，路上顺便帮你买了件新的。”
她从纸袋里取出还未拆去包装的新衬衫递给我。新衬衫是天蓝色的，格调与手感似乎都比我身上其余衣物略高一筹。她又从购物袋里拿出毛巾、牙刷、剃须刀，以及一套全新的内衣。拳击选手式样的短裤和垒球选手式样的汗衫，都是白色的全棉制品。无论式样还是颜色都十分合我的意。我只能再次谢她。
“等一下你可以先冲个澡，这样精神会好些。换下的衣服就放着好了，我一块送去洗衣店。”她说，“刚回家，有许多东西要清理。”
浴室里有股好像是香水，润肤液，化妆品的各种味道混合而成的香味。这味道非常好闻，却让我稍稍有点紧张。洗完澡，我不知道怎么处理换下的内衣，似乎放着并不妥当。想了足足有一分钟，也想不出别的办法，只能放在那里。
回到客厅，薇奥莱特人在厨房。我掀开客厅的窗帘看了看窗外，巴黎的天空阴沉沉地不见太阳，即将下雨的天气。街道上路人稀少。
我坐回沙发，先拨查号台问了中国驻巴黎使馆的地址和电话，用圆珠笔记在图尔尼埃的小说内页，再照记下的电话打去领事馆，跟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解释自己丢了护照。对方要我明天带着证明文件前往办理。明天？我问可否提前，他说因为负责人今天休假所以只能是明天。那就明天好了，我挂上了电话。
第二个电话打去拉韦尔律师事务所。电话留言换成了一位嗓音悦耳，言语流畅的接线生。她问我有何事需要帮助，是离婚、遗产、还是刑事诉讼。这几个法文单词由她说来，仿佛都是浪漫得不得了的事情，和白马王子娶灰姑娘是一回事。
我告诉她我的名字。律师应该知道我。
“您请稍等。”
电话随即传来转线等待的合成乐曲声，贝多芬的《致爱丽丝》。听了不到半节，音乐中断，话筒那边传来一位口齿间带着华贵的沧桑感的嗓音，正是律师本人。我们寒暄了几句。我告诉他自己昨晚就到了巴黎。
律师问我今天是否方便见面。
“……可以。”
“下午两点半在我的事务所见面，您觉得怎样？”
“好的。”
我确认了一遍律师事务所的地址，核实无误后便结束了通话。原来想趁上午这段时间去银行办理信用卡，但是打电话一问原来这也需要护照，只好算了。
打完电话，我走进厨房。薇奥莱特正从气压式咖啡壶里倒出香气四溢的咖啡。她看见我，把倒好的这杯推了过来。
“请品尝一下我煮的咖啡。”
我端起喝了几口，发觉无论从香味还是从口感来说都比我以往喝的任何咖啡都要可口。
“很好喝。”
“真的？” 她微微弯起嘴唇。
“是真的，不是奉承。”
“你的事情怎么样了？”
我一边喝咖啡一边跟她说了刚才的电话，明天才能去领事馆补办护照。
“那你今天还是住在这里好了。一个晚上和两个晚上没有太大区别。”她说，“晚上睡沙发习惯吗？”
“还好。”
我想到自己不久前也睡过一次沙发。虽然是不久前，却仿佛又是很久以前。这大概是距离引起的幻觉。
“吃点面包吧，有baguette（注：法式棍子面包。），刚出炉的。”她说。
棍子面包外皮金黄焦脆，内里雪白绵软，加上可口的咖啡，让人觉得胃口大开。她也没有在面包上涂黄油，直接在面包上咬了起来。我们默默吃了一会早餐。
“对了，从这里去哈波大道怎么走？”我想起来跟律师的约会，问她。
“你要去哈波大道？”
“下午和人约了在那里见面，两点半的时候。”
“巴士和地铁都可以，不过你大概不熟悉。”她想了想，说，“我工作的地方也在那里，下午正好也要去一趟，我送你去好了。”
“那就多谢了。”我说。
中午她做了称为potage lie的浓汤，另外还买了羊角面包。吃过午饭休息一会后我们离开了公寓。走到街道上，我这才发觉公寓就在卢森堡公园旁边。虽然天气不是很好，卢森堡公园里的游客仍然不少。
我们坐公车去了律师事务所。事务所就在圣日耳曼－德佩区的西侧。从外观上看，律师事务所颇像十九世纪贵族府邸，是一幢文艺复兴风格的三层建筑。我对比了一下记下的地址，的确是这里。
对面就是一家咖啡店。我和薇奥莱特约定等办完各自的事情后在咖啡座碰面。
事务所的内部与外部一般古色古香，大理石地面，木质楼梯，带着宗教色彩和历史沉淀感的旋涡状花纹。尽管是白天，楼内依然开着壁灯。我问了女门房，得知拉韦尔律师的办公室在二楼。沿回旋式楼梯走上二楼，一位穿深色套装的接待员迎上前来。
“拉韦尔先生正在等您，”她说，“请跟我来。”
接待员带我来到最里间的一道房门。她敲了两下门，随即打开房门示意我进入。这是一间普普通通的办公室，与我想像中的律师办公室略有出入。看看手表，时间恰好的两点三十分。
律师站起来，隔着桌子与我握了握手。我是第一次看见律师本人。他五十来岁，亚麻色卷发，穿着手工缝制的深蓝色西服，戴暗色系的条纹领带，举手投足间仿佛带着种经过深思熟虑过的风度。
房间里并不只有律师一个人在。桌前还坐着一位栗发女士。女士的衣着普通简洁，白色高领毛衣，咖啡色长外套，除了手上的一枚戒指外，没有戴任何首饰。至于年龄大概介于三十和四十之间，已然不算年轻，却有着让年轻失色的美貌和高雅。她的气质十分高贵，但绝非故做姿态，没有给人以冷漠傲慢感。女士转过脸看了看我，脸部轮廓的线条相当柔和。
“徐先生，这位是德雷米卡埃伯爵夫人。” 律师把栗发女士介绍给我。
“克洛蒂尔德雷米卡埃。”栗发女士淡淡一笑，伸出右手。“很高兴见到您，徐先生。”
我稍一迟疑，握了握她的手。
“您好。”
我坐在了女士旁边的一张椅子上。房间里变得静悄悄的，如同音乐厅里演奏的间歇。左边墙上一台古董钟来回摇晃着钟摆。
“我想我们还是直接开始好了。” 律师说，“这并非是对已离开这个世界的人的不敬，而是忠实地执行他最后的意愿。尽管我们都对一位天才人物的逝去而感到悲痛，”
他戴上一副金边眼镜，从镜片上方看着我。
“就像写给您的信里所解释的那样，之所以邀请徐先生来到这里，与钢琴家让－雅克科洛先生的遗嘱有关。”
第一节 遗嘱（8）
拉韦尔律师从文件夹里取出一封信。
“科洛先生的信，我是在一月二十五日，也就是他去世的一周后收到的。信寄自他当时所在的上海，无论是邮戳还是里面的日期签名都是一月十七日，即科洛先生不幸去世的那一天。信件确实是科洛先生亲笔所写，这已经得到验证。”
他把白底蓝边的航空信放在桌面上。航空信看上去有些像是从殓尸布裁剪下来的一角。
“这封信——这封作为最后遗嘱的信里，主要提到了三个人的名字。分别是我、德雷米卡埃夫人，以及徐先生。”律师说，“可能徐先生对我和德雷米卡埃夫人还不太了解，这里还是说明一下为好。雷米卡埃夫人是科洛先生多年的朋友，而我，纪尧姆拉韦尔，如您所知，是名律师，长期以来一直为科洛先生做些与法律有关的事务。
“遗嘱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里，科洛先生委托德雷米卡埃夫人，将他名下的所有个人财产捐献给某慈善医疗基金会。第二部分是我的工作，他委托我处理与唱片公司的合约问题，将已灌制部分的曲目版权收回，停止唱片发行计划。至于这第三部分，正是关于您的，徐先生。科洛先生希望您能接受一件礼物。也许不能说是礼物，因为这并非是世俗意义上的贵重物品，而且还有附加条件。条件就是这件物品必须由您亲自来巴黎取得。倘若徐先生不愿接受这个条件，那么，这部分的遗嘱自动取消，该物品将被销毁。”
律师讲完，把信从桌面上推了过来。
“这部分遗嘱的情况，我已经在信里和电话里大致讲给您听过。如果您对此还有所疑问的话，可以看看科洛先生写的信笺原件。”
我接过信，抽出信笺。信写的不长，只有一页，如律师所说，内容共分为三部分。第三部分写到了我
“……我希望徐先生能接受一件对我个人而言重要，而非世俗意义上的贵重的物品。不过，该物品必须由徐先生亲自来巴黎取得，若他不愿领取，该物品销毁。……”
信内有一张我的名片。正是一月十六日晚上我采访让－雅克科洛时给他的那一张。律师大概就是靠着这张名片找到了我。
读完后，我没有说话，直接把信交还给拉韦尔律师。我有许多话想问，却不知该从哪里问起。
“科洛先生所说的物品，已经由德雷米卡埃夫人带了过来。既然您已经来到了巴黎，遵循了科洛先生提出的条件，那么，现在就请您接受这件物品。”
雷米卡埃夫人打开随身携带的浅黄色皮包，从里面取出一个黑色的方盒，从外形看，很像是磁带盒。她把黑色方盒递给了我。
这确实是磁带盒。
我把磁带盒拿在手上端详了一会，将其打开，里面有盘磁带，黑色的卡式录音带。磁带从外形上看来普普通通，与常用的录音卡带是同一种规格尺寸。我抬起头，视线落在古董钟的下方，那里有一套落地式音响。
律师从我手中接过磁带，走过去将磁带放入音响，按播放键。磁带启动。音箱里传出沙沙的空带运转声。如此过了二、三分钟，这种令人窒息的沉默没有出现任何变化。磁带的卷轴确实在转动，带子匀速地从左方的卷轴缠绕到右方的卷轴。没有任何声音出现。
雷米卡埃夫人看了看我，似乎想对我说什么，但她最终没有开口。外面的走廊传来高跟鞋清脆的脚步声，渐行渐远。大约二十分钟后，磁带的一面走到了尽头。律师按停止键取出黑色磁带，换入另一盘磁带。几乎同时，席琳迪昂的《芭蕾》响起。音响本身没有问题。再换入黑色磁带的另一面，启动，还是一片寂静。
在一片寂静之中，磁带的另一面终于也走到了尽头，依然是空白一片。
磁带里毫无内容。
钢琴家让－雅克科洛留给我的，是一盘没有录过音的空白磁带。
签完一些手续文件，遗嘱的事已告一段落。我原来想再询问一下关于遗嘱和磁带的事，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问，于是起身告辞。律师既没有解释什么也没有多问什么，只是以一种饱含风度的沉默送我到了楼下。我们握手告别。
刚跨出事务所的大门，雷米卡埃夫人从后面叫住了我。
“请梢等一下，徐先生。”
“您有什么事么，夫人？”
她摇了摇头，走到我身边。
“您现在去哪里？”
“去对面的咖啡店等一位朋友。”我说。
过街的绿灯亮了，我们一起走过车行道，来到咖啡店外。露天座位上看不见薇奥莱特。她好像还没来。
“那我们一起喝杯咖啡怎么样？一边等你的朋友。”
我点了点头。我们在白色帐幕下的露天座位坐了下来。雷米卡埃夫人要了加菊苣的纯咖啡，我要了掺巧克力的卡布基诺。天空虽然有些阴云，但没有起风，大概不会下雨。店内放着MICHEL DREJAC演唱的“PARLEZMOI D’AMOUR”。
一想到磁带，我不由把钢琴家遗留的，并且让我来巴黎接受的那盘空白磁带从外套口袋里掏了出来，拿在手里。夫人看了一眼磁带，端起咖啡杯。
“这次您来巴黎，会很快回国吗？”她问。
“我想不会很快回去的。”我把磁带重又放回口袋里。“我并不只是为了科洛先生的遗嘱来的。以前就一直很想来巴黎看一看，但一直没有机会。这次既然来了，我想尽量多呆些时候。”
雷米卡埃夫人喝了几口咖啡，把杯子放回碟子里。
“有个私人方面的问题想问您，可以吗？”
“可以，您问好了。”
“您和让－雅克科洛，以前认识吗？”
我摇了摇头，说：“我以前并不认识科洛先生，只是从音乐杂志和电视新闻里知道他的名字。”
“可是，我觉得我好像以前在哪里看见过您的名字，先生。”
“我想您可能看错了。”我说，“我的职业虽然和音乐有点关系，写过一些古典乐方面的乐评，但以前我从来没有写过与科洛先生有关的文章。而且我没有来过法国。”
夫人略微考虑了一下，说：“那么，您和他是怎么认识的呢？”
“科洛先生来上海举行他的个人演奏会，我会说法语，所以杂志社安排我在一月十六日那天晚上对他进行专访。没有想到第二天他就去世了。”
“他为什么留给您这盘磁带，您清楚吗？”
“不清楚。我也很想知道他为什么会在遗嘱里提到我的名字。”
在二月中旬接到拉韦尔律师寄来的信以后我就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打电话问律师，拉韦尔律师却说他只是忠实地执行遗嘱而已。钢琴家在死去的那一天，给自己的律师寄了一封作为最后遗嘱的信——就好像是他已经预感到了自己的死一样。可是为什么他会在这封遗嘱信里提到前一个晚上才认识的我呢？我不明白。
我沉思了很久才端起咖啡杯喝上一口咖啡。咖啡已然变冷。
“恐怕我刚才提了几个不太合适的问题。”她说。
“没有什么不合适的。”
“既然您今天要等朋友，那么，明天晚上您有时间么？”
“明天晚上？”
“我想邀请徐先生明晚来我家做客，参加我家的晚宴，”她看着我说，“您答应么？”
我有些顾虑，没有马上回答。
“您有什么不便吗？”夫人问，“是不是您已经另有安排了？”
“不是的，我只是觉得没有合适的服饰去您那里。”
“您过分绅士了。”她娴静地笑了笑，“我说的晚宴只是家庭式的，对着装没有要求。那我们就这样说定了。我的家在巴黎远郊，明天我会派人来接您的。您现在住在哪里？”
“我现在住在一个朋友那里，在卢森堡花园旁。”
“有电话吗？”
“有的。”
雷米卡埃夫人记下了薇奥莱特家的电话号码。一辆暗蓝色泽的迈巴赫型轿车驶到咖啡店门口。穿制服的司机下车打开车门。
“这样就可以了。明天下午会有人去接您的，您千万不要忘了。”她说。
“我不会忘的。”
“那好，我先走了，明天见，先生。”
夫人付了两杯咖啡的帐，起身走到轿车前。她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又回过身来。
“那盘磁带……也许您应该再听一下。”
“磁带不是空白的吗？”我问。
“也许是的，可是，我希望您能够再听一下。”
雷米卡埃夫人乘坐迈巴赫轿车离开不久，薇奥莱特就来到了咖啡店。我们离开咖啡店，仍旧坐巴士返回她在卢森堡公园旁的寓所。
路上，我从口袋里取出磁带拿在手里仔细端详。磁带全是黑色，从外壳到轴轮都是完完全全的浓缩了的黑色。外壳边沿细小的磨损来看，它并不是崭新的，似乎已经使用了很长时间。死去的钢琴家究竟为什么留给我这盘磁带呢？按常理推测，磁带里多少应该是有点什么东西存在的，例如一段话，或是一段音乐。我个人倾向于认为有可能留给我的是段音乐。钢琴家应该不至于留下一盘空白的录音带。他的确是想让我听点什么的。如果我没有想错的话。
回到薇奥莱特的寓所，我想起临别时贵族夫人的话，于是问薇奥莱特有没有卡带播放机，她拿给我一台SONY的WALKMAN。我把磁带放入机器里，戴上耳塞。耳塞里没有声音。
只有很长很长的空白。
我闭上双眼，把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到耳内的感受上。空白的声音逐渐拉长，变宽，仿佛构成了一个无声的无边世界。这里只存在没有尽头的虚无。虚无吸引着这个世界的所有事物，使人无法脱身离开。空白改变其形状，虚无在黑暗里形成旋涡，意识仿佛也被卷进旋涡深处。旋涡深不可测。声音的黑洞。耳塞里只有电流通过的低微杂音，除此外什么也听不到。我摇摇头，取下耳塞。
在我听磁带的时候，薇奥莱特在厨房动手准备晚饭，听完磁带，我进到厨房试图帮她。虽然同样是一个人生活，但我会做的食物大部分都和**食品有关，我基本没有帮上任何忙。后来她干脆让我去客厅等着，一个人做了煎小牛排、鸡蛋饼、西红柿色拉配榛子加小块奶酪的色拉、肉丁米饭，连同中午的potage lie浓汤凑成了一桌可口的晚餐。
“太麻烦你了。”我说。
“不怎么麻烦，你可不要觉得什么过意不去的。做菜是上学的时候在家务课上学的。我平时都是一个人，下班回家连饭也懒得做，很少有做菜的机会。今天只是借题发挥。”她说，“我做的这些菜，你觉得味道怎么样？”
“非常好吃。”
“知道吗？我本来还有点担心你会吃不惯呢。”她笑着说。
饭后我们离开公寓来到楼下，现在是晚上，卢森堡花园当然已经关门。我们没有去往远处，只是在花园附近的街道上漫步。花园的东面是蒙田高中和小卢森堡树林，南面由花街可通往蒙帕拿斯，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