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头在说话

风云祭司

2016-8-8 17:02 编辑 <br /><br />骨头在说话 DEJA DEAD 作者：凯丝·莱克斯  译者：简伊玲
这次案件里的女性死者触动了我，从尸体上我感受到她们的恐惧、痛苦和无助。愤怒和被侮辱的感觉包围着我，唯有挖出那禽兽，让他付出应有的代价，我才能稍稍舒解……

风云祭司

2016-8-8 17:02 编辑 <br /><br />　　我推翻了先前的想法，不再认为这个男人是自我引爆而死。现在我正在把这个男人拼凑起来。在我面前有两块头盖骨，已黏好胶水，正插在装满沙子的不锈铜盆中等待风干。光靠这些骨头就足以判定死者身分，这样验尸陪审团就轻松多了。
　　时间是1994年6月2日，星期四的傍晚。我在等待骨头胶水凝固的空挡，心思开始照例飘翔漫游着。然而，一阵敲门声，却把我拉回了现实。没想到，这阵敲门声竟打破了我对这具尸体原有的想法，打乱了我的生活，改变了我对人性邪恐面的认知。
　　当时，我正沉溺在圣劳伦斯河的美景之中，享用这个小办公室唯一的优势。窗外一个名叫“忘金池”的清泉，总能让我感到—股生气，每当我看着池水缓缓而有节奏地流动时，这种感受更是鲜明。我望着池水，思绪飞到了即将来临的周末。我很想到魁北克市走走，也想去亚伯拉罕平原吃蚌壳和薄饼，或逛逛路旁的小饰品摊子，躲开周末的观光人潮。我虽然已在蒙特娄的法医研究所担任了一年的人类学法医，却从未去过魁北克和亚伯拉罕，因此相当期待。不过，想去旅行，得有完整的两天空闲，没有骨头要拼、没有尸体待解剖，也没有河里捞起来的尸体要处理才行。
　　想归想，但要付诸行动可不容易。我总是反复思考计划要去哪玩、做某一件事，但是结果往往不了了之。由于工作的关系，使我一直无法好好安排自己的休闲生活。
　　他还没敲门，我就已经知道他待在门外了。虽然他故意不作声，悄悄地移动他笨重的身躯，但他身上那股浓重的烟草味却暴露了他的行迹。他是皮尔·拉蒙斯，在法医研究所担任所长职位已二十年。他会亲自造访我的办公室，绝不是什么寻常事，我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他轻轻地敲我的门：
　　“唐普！”他用法文叫我。
　　“什么事？”几个月下来，我都是这么机械式的回应。此时，我正沉浸在即将来临的旅程中，幻想自己正用着流利的法文。事实上，我不太会说魁北克的法文，现在还在学，进展很慢。
　　“我刚接到一通电话。”他边说边瞄手中的便条纸。整张脸是拉长的，那线条恰与他高挺的鼻子和长耳朵成平行，很像短腿猎犬的长相。从他脸上，不难看出岁月的痕迹，我觉得他可能没那么老，只是我猜不出他的年纪。
　　“今天有两个发电厂的工人发现一些骨头。”他说完，看到我一脸不高兴，眼光随即转到手中那张粉红色的便条纸。
　　“发现的地方，就在去年夏天挖到古物的那个遗址附近。”他用一种独特、标准的法语说道。我从没听过他使用简赂的言词，也没听他用过埋语或专业术语。他又说：“那个地方你以前去过，应该是同一个地方。我需要有个人跑一趟，确定一下要不要验尸。”
　　他又看了看手中的纸条，脸上的皱纹更显深刻。在午后的阳光照射之下，这整件事就像个黑洞一样，有着强大的吸力。他露出憔悴的笑容，削瘦的脸上出现四道如裂缝般的笔直皱纹。
　　“你认为那可能不是古人的遗骸吗？”我推托着。先前在计划周末的行程时，我倒还没料到会有这档事介入。如果我明天想出发旅行，就得赶快把衣服送洗、开车去加油、去药房、打包行李、把猫送到大楼管理员温斯顿先生那里寄养。
　　他点点头。
　　“那好吧。”我不太情愿地说。
　　他把手中的便条纸交给我，说：“需要警车送你去吗？”我看着他，努力掩饰心中的不悦：“不用了，我今天自己开车去。”我看看纸条上的地址，发现那个地方离家很近。“我找得到那个地方。”
　　拉蒙斯无声息地离开了，就像来时一样。他老爱穿绉底鞋，口袋里没有习惯放任何东西，因此走起路来一点声音也没有。就像一只鲜鱼，上岸时没有任何预警，离开时也不发出半点声音。有些同事经常会被他吓倒。
　　我一边把一套工作服和一双橡胶雨靴塞进货包里，一边祈祷不要用着这两样东西，然后又抓起笔记电脑、公事包和一个有刺绣的水壶套，当做钱包使用。在出发前，我对自己保证，直到下星期一前，我一定不要再回办公室。然而，另一个声音却不断在我脑中回响着：这件事没那么简单。
　　当夏天袭入了蒙特娄，这城市就像个伦巴舞者，狂热地舞动起来：处处可见到穿着凉快的人们，在阳光下闪烁着黝亮的皮肤。整个蒙特娄似乎走进一场喧腾而漫长的庆典，由6月一直持续到9月。
　　夏天在此绽放光彩，生命也展露鲜活面貌。经过漫长而淡漠的冬天，露天咖啡座又纷纷出现了；骑脚踏车和溜轮鞋的人，在道路两旁来来去去；精彩的街头表演，一个接着一个盘据在人行道上，就连乌鸦似乎也受到这活泼气氛感染，在人行道上盘旋飞舞着，把空气鼓成一个个小漩涡。
　　圣劳伦斯的夏天和我北卡罗来纳州的老家实在不一样。在老家，夏天的沙滩上总是寥无几人，只有从高山和原野的面貌改变，才看得出季节的更替。若不看月历，一年四季根本难有明显划分。在我搬到北方的第一年，就惊讶于在愁苦的冬日后，春天竟然来得如此快而强烈，把我在漫长暗黑冬夜里的乡愁一扫而空。
　　当我驶过扎卡提尔桥，转向西前往维格的这一路上，脑子里尽是老家的景象。接着我经过河边的摩松酿酒厂，以及加拿大电台大楼的圆塔，想到在那里面工作的人们：他们一定和我一样，渴望能赶快放松休息；他们一定很想乘船去玩，或是骑着脚踏车到处逛。此刻他们必然不停地看表，心里早已飞向这大好的6月天。
　　我摇下车窗，打开收音机。
　　收音机传出盖瑞·布莱(Gerry Boulet)的法文歌一一“心中之眼”。我自动把法文歌词翻成英文，心里也出现这位歌者的形象：他有一对乌溜溜的眼睛和一头卷发，对音乐怀抱无限热情。不过，他只活到44岁。
　　丧葬遗迹一一每个人类学法医都得处理像这样的案子。地下一些先人的遗骸，有可能被野狗、建筑工人、洪水、坟墓工人给刨了出来。在魁北克省，和死亡有关的事都得经过法医处理。如果你死的不得其所，不是死在医院，不是死在病榻上，那么法医就非得弄明白你是怎么死的。如果你的死因和他人有关，法医也非得把原因查明，弄清楚到底是暴力致死、意外死亡或暴毙。但是，若是古人的遗骸，那就另当别论了。就算这遗骸当年怀有冤屈而死，然而毕竟年代久远，也不会有人去管他了。只要证明发现的是古人遗骸，那整个案子就可以交给考古学家处理。希望这次的案子也是这样。
　　我穿过市中心拥塞的车潮，不到15分钟就到了拉蒙斯说的地方——圣米内大教堂。这座天主教教堂离我住的地方很近，就位于蒙特娄的市中心。它占地很广，有如一座绿色的小岛，静静地耸立着。教堂的石墙、了望塔、周遭阴郁的古堡、细心照育的草皮，以及通向原野的广阔空间，在在都见证了教会过去的辉煌岁月。
　　在教会鼎盛之时，许多家庭都把小孩送来这里的神学院，想担任神职的孩子数以干计。到今天，仍有一些人来读神学院，但是数量已少了很多。教堂许多空出来的房合都租了出去，做为校合之用，教授之科目却已相当世俗化，电脑网络和传真机取代了《圣经》进驻此地，神学也不再是课堂上讨论之事。也许这座教堂正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缩影，我们今天热衷的只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而不再重视与全能上帝的沟通。
　　我把车子开进一条小街道，在一间神学院对街停了下来。往东一望，谢布鲁克大道有一部分已成了蒙特娄学院的校地，其他，倒没什么不一样。我摇下车窗，往另一个方向看去，并且把手伸出去搁在车身上。突然，一阵炙热的刺痛烙在我手臂内侧，我猛然把手抽回。汽车的金属外壳已被阳光烤得火热，才轻轻一模就像被蟹螯螫到一样。
　　他们就在那里，就在前方一座中世纪的石塔旁。这座石塔西边的入口处被一个蓝白相间的指示牌挡住了，上面写着“蒙特娄市警协防”的字样。指示牌前面，停了一辆灰色的卡车，是魁北克水力发电厂的车子。车子上面横放了一些梯子和装备，看起来就像个太空站。卡车旁边，一位穿警察制服的警官正和两名工人模样的男子谈话。
　　我向左转往西边开去，陷入了谢布鲁克大道的车阵中，暗自庆幸现在没有任何媒体记者在场。在蒙特娄这个地方，一旦遭到媒体包围，势必得面临双重考验，因为这里的新闻人员不仅用英文、也用法文做采访。而我一遇到这种两面夹攻的情形，想要不给予他们凶恶的回应也难。
　　拉蒙斯说的没错，去年夏天我的确到过这里，我还记得那次是为了调查下水道发现的白骨。结果证实，那堆白骨是考古学界的新发现，考古学家还因而挖掘到古教堂遗址、古代墓地和棺停。如今，那件案子早已了结，希望这回情况也一样。
　　我把车子停在那辆卡车前。那三个男人停止交谈，一起看向我这里。我一下车，那位警官先愣了一下，然后才向我走来。他们的谈话似乎已经结束了。这个人脸上不带一丝笑意，以现在午后4点15分的时间来看，他的勤务应该早就结束，看来他是不想留在那里。其实，我也不想。
　　“小姐，请你把车子开走，不要停在这里。”他边说边挥手要我离开，就像在赶马铃薯沙拉上的苍蝇一样。
　　“我是法医研究所的布兰纳博士。”我一面说，一面用力地关车门。
　　“你是法医？”他的语调就像见到KGB的调查员一样。
　　“没错，我是人类学法医。”我一字一字慢慢地说：“我负责解剖尸体或拼凑骨头的工作。这样可以吗？”说着，我便取出证件给他看。
　　他口袋上别着一张方形的警察识别证，上面的名字是：康斯特·格鲁克斯。
　　他看看证件上面的照片，然后看看我。显然，他不相信这是同一个人。这时我也才发觉，自己忙了一天下来，倒忘了打扮一下；全身不但沾满胶水，还穿了一件褪色的咖啡色夹克和一件磨破的棉衬衫。脚上没加袜子，头发也只是用一根夹子稍微盘住，没夹住的头发散乱地披在我的脸上和脖子上。我想，我看起来一定很像刚搞砸糊壁纸工作的中年妇人，完全不像法医。
　　他仔细看我的证件，好一会儿后才一言不发还给我。很明显的，我和他期待中的模样差距很大。
　　“你看到那些尸骨了吗？”我问。
　　“没有，我只负责守卫。”他用带有法语腔调的英文回答我，然后手指那两个男人。他们正一边谈话，一边往我们这里看。“是他们两个发现的，我叫他们带你去。”他又指向那两个工人，对我说：“我帮你看车。”
　　我对他点点头，但是他早已转过身去。那两个工人静静地看我走近，然而当他们一摆头时，向晚的阳光便在他们的墨镜上聚成橘色的光束，令人眩目。走近一看，我才发现他们两人都留了很浓密的络腮胡。
　　站在左边的这个男人，看起来比较老，长得又瘦又黑，像老鼠一样畏缩。他很不安地左顾右盼，眼神不定，如同准备采蜜的蜜蜂一样。他先是注视着我，但很快又将眼光移去，好像怕一旦与人四目交接，便会泄露不可告人之秘密似的。他不停地移动双脚，两个肩更是上下晃动不停。
　　另一个男人就高多了，身材修长，扎着马尾，满脸坑坑疤疤地。他一见我走近，便对我笑了一笑，露出一口不甚完整的牙齿。我猜，他比较多话。
　　“日安，你们好吗？”我用法文跟他们打招呼。
　　“很好，很好。”他们点着头，用法文答道。
　　我立刻便切入主题问道，那些骨头是不是他们发现的。他们点头承认。
　　“谈一谈发现的经过。”我边说边从背包里取出记事本和原子笔，微笑等着记录。
　　那个扎马尾的急着开口。他说起话就像要放假的孩童一样雀跃，看来他很喜欢这次的经历。他语调中有很浓的北魁克法语腔，而且咬字不清楚，所以我得仔细听才能懂。
　　“那时候我们在清理树丛，那也是我们的工作之一。”他指指上方的电线，然后做了一个清扫的动作说：“我们必须保持电线畅通。”
　　我点点头。
　　“当我走到那边的壕沟里时，”他转了个身，手指向那边的小树林，然后挥动双手说道：“我闻到一个很奇怪的味道。”说到这里，他两眼紧盯着树林，伸开的双手也定住不动。
　　“什么奇怪的味道？”我问。
　　他转过身来说：“叱，那味道也不算相当奇怪……”他有点说不出话，只是紧抿着双唇，似乎在努力思索最正确的字眼回答我。“是死东西，你知道吧，是死东西的味道。”
　　我没说话，等他继续说下去。
　　“你知道吗？就便有些动物爬进某个地方死掉的味道一样。”他耸一耸肩，然后看看我，等待我的回应。我相当了解他的意思，因为这是我这一行最常接触的味道。于是我又点点头。
　　“那时我想，这味道不是死狗，便是死皖熊。所以就拿起耙拨开树枝，但那里的怪味道实在太重了。我敢说，那里有一堆白骨。”说到这儿，他又耸耸肩。
　　“嗯，嗯。”我开始觉得不安了。如果这堆白骨是古人的遗赅，不可能会有这股味道。
　　“所以我就叫吉尔过来帮忙……”他看看那个比较老的男子，等候他答腔，但他却直盯着地上。“接着，我们就开始挖那附近的落叶堆和**堆，但挖到的骨头怎么看都不像狗或皖熊的。”他双臂环抱胸前，下巴紧缩着。
　　“怎么说？”我问。
　　“太大了。”他说这句话时，舌头就在一个大齿缝中忽隐忽现，活像一条探头见光的虫儿。
　　“还有什么吗？”
　　“什么意思？”他问。
　　“在这些骨头附近，你们还找到其他东西吗？”
　　“有啊。我们就是这样才觉得不对劲。”他又展开双手比出一个尺寸说：“我们在**堆附近找到一个这么大的塑胶袋，还有……”他双手一摊，耸一耸肩，没把话说完。
　　“还有什么？”我的不安感越来越强烈了。
　　“一根通条。”他的语气急促、困窘又激动。吉尔看了我一眼，他似乎和我一样，也觉得同伴的反应过于激动。他的眼光已离开地面，开始飘移不定。
　　“一根什么？”我想可能听错了，又再问一次。
　　“通条，厕所用的。”他倾着身子，双手做出握住通条手把的样子，一上一下地动着，好让我明白他所指的东西。
　　这时，吉尔开口说了一句：“真惨……”便又把眼光移回地面。我紧紧注视着他，总觉得不对劲。于是我停止记录，把记事本合上。
　　“那里全很潮湿吗？”除非必要，否则我实在不想穿上雨鞋和工作服。
　　“不会。”他说完又看了吉尔一眼，寻求认同。吉尔摇摇头，但眼光始终没离开他脚上的污泥。
　　“好吧，那我们走。”我希望自己能表现得冷静一卓。
　　那个扎马尾的带路。我们穿过草地，走进了树林，到达一个像小峡谷一样的深沟。越往深沟底下，树木和灌木叶越繁盛茂密。“马尾”走在前面，一边走一边把树枝拨开，好让我和吉尔通过。无数根树枝和我擦身而过，把我的头发都扯乱了。空气中充满了烂泥腐叶的湿味，阳光从叶缝中洒进来，在泥地上形成了令人眩目的斑纹图案。在树梢林间透下的光束中，只见无数尘埃不停舞动着。飞虫也出来凑热闹，不是在我面前飞来飞去，便是挨近我耳边作响；有些虫子更是肆无忌惮地在我脚踩上蠕动着。
　　当我们走到深沟下面时，已没有大树干挡在面前。马尾一下去便向右转，我依然紧跟着他，两只手一下打蚊子，一下拨开面前的植物；双眼则斜盯着在我眼睛旁打转的那群虫子，不让它们直冲入我的眼睛。走了这一段路，我的头发全湿了，汗水滑过嘴边，流至颈子。现在，我已不必在意自己的穿着和发型了。
　　不需任何指引，我就知道15里外有一具尸体。即使空气中充满着森林泥土和阳光的气味，尸体的味道还是无法被掩盖。绝对错不了，那是尸臭味。这腐尸的味道不像其他动物的，尤其在午后温暖的空气中，味道更是不容置疑。当我一步步接近时，混杂在空气中的忍臭味越来越浓，甚至压过了其他所有的味道，就像一只死亡将至的蝉对生命发出最终最强烈的怨言。终于空气中所有青苔、泥土和松树的味道，全给这股恶臭淹没了。
　　吉尔停下脚步，往后退到一个相当远的距离。这味道很浓，他毋需多看一眼就知道是这里。马尾则站在十英尺远的地方，沉默不语地指向一个被树叶和泥土覆盖的地方。那上头围了一群苍蝇嗡嗡作响，如同一群抢用自助餐的学生一样。
　　一见这景象，我的胃紧缩了一下，脑海里隐隐闪出个声音说：“我早料到了。”我感到有点恐惧，我能清楚揣测出尸体斜躺的位置，心中惊恐的程度更加高涨。
　　最后，我终于看出在那堆树叶泥土中，隐然突出一副人的肋骨。那微弯的形体，就像古老船只的骨架。我弯下了身，想看清楚那土堆，却被围绕在尸体上的苍蝇遮住视线，苍蝇蓝绿色身子在阳光下反射出虹光，让我看不清地上的东西。我手上挥，旋绕它周围的苍蝇惊吓得满天纷飞，仓皇地往各处窜逃。我深吸一口气，开始将土堆上落叶拨开一些，这副脊椎骨便赤棵地显露出来。我无暇顾及那群乱飞的苍蝇，继续将其余的土渣清掉，理出一个接近3英尺见方的区域。虽然我到达这里不到十分钟，但毫无疑问，我已能完全断定吉尔和他同伴发现的就是人的死尸。
　　我拨一拨盖住脸庞的头发，蹲在地上审视眼前的情况。我仔细检查尸体骸骨露出的部分；在肋骨、脊椎、骨盆之间，仍残存着肌肉和韧带。这两种人体组织，通常比较难以分解。关节往往经过数月或数年也不会变形，而脑部和内脏却大不相同，在细菌和昆虫的摧残下，大概只要一个星期就会完全腐烂。
　　这具躯体的胸部和下腹骨骸表面，仍黏有棕色的干燥的组织。我在苍蝇围绕、林地斑斓的阳光下，心中想着两件非常确定的事：这绝对是人的尸体，而且埋在这里的时间不会很久。
　　此外，我想这具尸体弃置于此也绝非偶然。这应该是先遭杀害，才被弃尸。尸体可能会被放在旁边这个大塑胶袋里。这个塑胶袋虽与一般家庭用的无异，而且已被扯破，但我认为它很可能是运尸袋。尸体的头和手脚都不见了，而附近又几乎看不到任何相关的东西。除了一个东西之外。
　　在这具尸骸的骨盆上，倒插着一根通条。红色的橡胶吸盘紧塞住骨盆口，而通条的木棍则直插入内，就像一支平放的冰棒。由这根通条看来，这宗命案的凶手不但是蓄意谋杀，而且手段凶残，令人不禁毛骨悚然。
　　我站了起来，环顾四周，由于蹲了太久，膝盖一时拒绝挺直。根据过去经验来看，假如不见的尸块是被动物拖走，通常会拖到相当远的地方；狗会拖到低矮的灌木丛藏着，一般的穴居动物则会将小骨头或牙齿叼到地下洞穴里。我拍拍手上的积物后，便开始观察附近，寻找动物可能行经的路径。
　　此时，林子里充斥着苍蝇的嗡嗡声响，以及从远处谢布鲁克大道传来的汽车喇叭声。我的脑海开始浮现以往见过的景象，森林、墓地、尸骸，一幕接一幕，就像老电影断续呈现。我站在那儿，搜寻着，保持高度的警觉。终于，我感到周围似乎有个不寻常的东西，在阴森幽郁的树林中，似乎有一道光线从我眼角闪过，使我猛然转身。但是，什么也没有。我脊背一凉，怀疑刚才到底看到了什么。我继续挥手赶开眼前的小虫子，突然感到越来越冷了。
　　该死。我继续寻找。林间起了一阵微风，吹动我湿润的头发，也吹动了树叶。此时，我又感觉到那个东西了，仍是一道光影闪过。我仍无法确定那道光影的来源，往前走了几步后便又停下来。什么也没有。真笨，我暗骂自己，这里当然什么也没有。除了苍蝇之外。
　　然而，就在此时，我发现那个东西了。那个东西在微风轻拂下，不断变幻反射着午后林间的光影。我屏息向那个地方走去，到处查看。在前方一丛黄杨木底下，有一个塑胶袋淹没在金凤花之间。金凤花灿烂的花朵与阴暗的塑胶袋形成了强烈对比。
　　我走向前方的树丛，细枝和树叶在我脚下劈啪作响。我站好脚步，一手抓住塑胶袋，但是却拖不动。我只好两手握住袋口，使尽力气拉。好不容易，袋子移动了，我隐约可以感觉到里面装的东西。此时，小虫子在我面前纷飞，我的背也湿透了，心脏更是跳得快，就像重金属乐的鼓声一样砰晦响。
　　我使尽全力将塑胶袋拖出树丛，好让我能检查塑胶袋内的东西。袋子很重，光是这点就足以令人起疑了。事实证明，我的疑虑是对的：当我才稍微解开第一个结，一阵腐败的气味便立即冲出。我屏住气息，快速解开袋口，向内看去。
　　塑胶袋里，一颗头颅直直地瞪着我。这颗头颅虽已开始腐烂，但由于塑胶袋隔绝小虫的蛀蚀，使得脸部的肌肉仍保留着。不过树林里的温度和湿气已使这张脸完全变型：两只眼睛干枯而紧缩，眼险半垂着；鼻子弯曲，鼻孔塌陷成扁平状；两夹下垂；嘴唇卷缩，微露出一口完好的牙齿。这个人泛青的脸皮，几乎是紧贴着脸骨。压在这颗头下面的，则是一堆已被染成暗红色的卷发；夹杂着从脑部流出来的液体。
　　我颤抖地把塑胶袋口束起来。我看向那两名工人所在的地方，那个扎马尾的家伙站得比较近，而另一个则躲得远远的，驼着背，把双手插入裤袋里。
　　我脱下手套，从他们身边经过，迳自离开森林，往停车处走去。他们两个一句话也没吭，默默在我后面，一路沙沙地跟了出来。
　　格鲁克斯警官斜靠在警车的引擎盖上，虽然看到我向他走近，但姿势一直没变。仍是一副不友善的态度。
　　“可以借一下无线电吗？”我的态度也很冷。
　　他双手一撑，挺直身子，走到驾驶座旁，从车窗探头进去把无线电拿出来，一脸狐疑地看着我。
　　“是命案。”我说。
　　他面露惊讶、懊恼的表情。按下通话钮。“是命案。”他用法语对总机说。在一连串例行的拖延、转接、等待后，无线电里终于有了回应。
　　“我是克劳得尔。”声音有点急躁。
　　格鲁克斯立刻将对讲机递给我。我报上名后，便报告这里的情况。“这里有一起命案，”我说：“可能是弃尸，死者可能为女性，可能是一起分尸案。你们最好立刻派人来处理。”
　　无线电那端停顿良久。看来这个“好消息”还没有人知道。
　　“对不起，请重复一遍！”
　　我把刚才的话复述一次后，要克劳得尔替我把话转告给在停尸间的拉蒙斯。这一回，就不干考古学家的事了。
　　说完，我把无线电还给格鲁克斯，他应该全听清楚了。我提醒他，把那两个工人带回答局做一份完整笔录。他听了之后，脸上的表情就像被判了10年、20年监禁的罪犯一样，因为他知道这个周末假期可能就此泡汤。对此，我没有必要同情他，因为我也是如此。这个周末我铁定不能出发旅行了。事实上，当我开过几条街回到我住的地方后，我想，这个案件会让大家鸡飞狗跳，别想有人能好好睡觉了。果然，这件案子后来的发展证明我当时的看法是对的。只是，当时我并不知道，我们面对的竟然是如此可怕的事。

风云祭司

2016-8-8 17:02 编辑 <br /><br />　　翌日，天气和煦如同前日，若是以往，这必然让我心情愉快。我一向很容易受天气影响，天气好，心情就好；天气不好，心情也跟着低落。但这一天，我的情绪已无关乎天气好坏：早上不到九点，我已经在第四号验尸间里工作。这间验尸间是所里最小的一间，但是通风却异常良好。我常在这里工作，因为我接的尸体多数保存不善。不过，再好的通风设备也没用，抽风机和消毒药水根本无法掩盖腐尸的气味。
　　在圣米内大教堂附近发现的尸体，又是分到第四号验尸间。前一晚，我匆匆吃完晚餐，便又回到发现尸体的地方，直到9点30分，才总算将尸体送进停尸间。现在，这尸骸就装在袋子里，摆放在我右侧这具编号2670号的尸体，在早上会议中决定依循一般程序，由所里五名法医中选派一名，到实验室里进行解剖。我之所以被选上，实则因为这尸体几乎只剩骨头，而仅剽的细微组织部分又腐烂得差不多，已超过一般验尸程序，因此才需要用到我的专业技术。
　　今天实在很不巧，刚好有一名法医生病请假，使得所里人手不足。到了晚上简直是忙翻天：一个20来岁的年轻人自杀，一对老夫妇陈尸寓所，以及一具在轿车里被烧得难以辨认的尸体。四具尸体，而我得独力完成验尸。
　　我穿着一身绿色的手术袍、塑胶眼镜及手套，接着抬出昨天那具尸体。目前，尸体的头部己完成清理及照相的步骤。今天早上照过x光之后，便让它泡过沸水，去除头部的腐肉及脑组织，如此我也才能对头盖骨做更详尽的检视。
　　我仔细检查这尸骸的头发，想从中找到一些纤维或蛛丝马迹。就在我拨开这堆腐烂的发丝时，我忍不住想像：这位死者最后一次梳头发时，心情是喜悦、是沮丧，或是没感觉；是过了快乐的一天，糟糕的一天，还是麻木不仁的一天？
　　我强压住不胡思乱想，把采下来的样本用塑胶袋装好，准备送去做更详尽的生物显微分析。至于那根通条和装尸体的塑胶袋，已经送到司法科学研究所去采集指纹和体液，搜寻所有和被害人有关的细微证物。
　　昨天在发现尸体后，警方花了3个小时的时间把命案现场地毯式搜寻了一遍。翻遍了所有的石头和枯树干，结果一无所获，搜索工作一直进行到晚上才收工，但只是徒然浪费时间：没有衣物、没有鞋子、没有珠宝戒指、没有任何个人物品。警方的现场重建小组今天会再回去现场，但我很怀疑他们能有什么新发现。我所面临的情况也一样，这个死尸身上没有任何商标品牌，没有拉链、扣子，没有珠宝项链，没有任何能证明死者身分的东西。这个尸体不但全棵，而且支离破碎，所有和死者有关的东西都被剥除了。
　　我把尸袋打开，取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尸块，淮备做初步的勘验。我得先把死者的四肢和躯干清理干净，才能进行骨骼的分析。凶手虽把整个头都砍下，但至少头骨是完整的，这使得勘验工作容易得多。凶手把头、手、脚和躯干分开装袋，整整齐齐分成四包，轻松地就像丢**一样。我忍住胸中愤怒的情绪，强逼自己专心勘验。
　　我把这些被肢解的尸块搬到解剖室中央的不锈钢解剖柜上，按照解剖学上的顺序排好。首先，我把躯干摆在解剖柜正中央，胸部朝上。装死者躯干的塑胶袋并没有封得很紧，因此腐烂的情况很严重，骨头上几乎仅剩关节韧带。我注意到这躯干的上脊柱部分不见了，希望待会能发现连接在头颅上。死者躯干里的内脏都烂光了，只剩一点点痕迹。
　　接下来，我把手臂和双脚都摆上解剖台。死者的四肢并未暴露在阳光下，因此不像躯干那样干燥，还保留相当多腐肉。当我把死者的四肢拿出尸袋后，一些依附在四肢上的浅黄色蛆便开始四处逃窜。蛆只要一见光，就会放弃尸体逃离；它们滚下解剖台，像雨点一样纷纷掉落地面，在我脚边扭曲滚动。我小心躲开，害怕脚踩到它们，这么多年来，我还是无法习惯这些蛆，只能强迫自己不要在意它们。
　　我抓起写字板，开始填写表格。姓名：不详。验尸日期：1994年6月3日。调察员：路克·克劳得尔、麦可·查博纽，蒙特娄市警局凶案组。
　　我填上警方笔录编号、太平间编号和解剖室编号，此时，心中又升起一股不平之气，因这不合情理的制度而气愤。被害人的尸体毫无隐私可言，法律制度毫不留情地夺走死者的尊严，正如凶手夺走死者的生命一样。尸体经过处理、细察、拍照，每个步骤都会填上一连串的数字编号。被害人的尸体成为证物之一，也成为一种展示品，毫无掩饰地展示在警察、病理学家、检察官、律师，甚至是新闻记者眼前。编号、拍照、采样、在脚趾上挂上标签。从我一进这行开始，就一直无法接受这种完全不人道的制度。至少，我会给被害人取个名字，而不用编号。
　　我换了一张表格，继续开始例行的勘验工作。我不想马上把头颅拿出来，因为目前警方只想知道几件事：死者的性别、年龄和人种。
　　人种是最容易辨认的。死者的头发是红的，皮肤看起来相当白。不过，这也有可能是腐烂造成的结果。虽然我待会才要勘验头颅，但到目前为止，死者是白种人的可能性较高。
　　我先前就猜死者是女性。这点可由死者柔和的脸部线条和纤细的躯干加以判断。至于死者的长头发，则对判断性别一点帮助也没有。
　　我检视死者的骨盆，把躯干侧翻起来检视胯骨，死者的胯骨既宽又浅。我把躯干放回原位，检查骨盆最前方的耻骨。耻骨弓起的角度很大，柔和地隆起在骨盆的前端，与胯骨形成明显的三角形。这是典型的女性骨骼。虽然待会我还是得用电脑来做性别分析，但现在就可断言死者是女性。
　　我拿起一条湿毛巾盖住死者的耻骨，此时，电话响了。突如其来的电话声把我吓了一跳，才让我发觉原来解剖室竞如此安静；或说，原来我是如此紧张。我在满地的蛆之间以之字形的路线向办公桌走去，就像小孩玩跳格子一样。
　　“我是布兰纳。”我接起电话，把手术眼镜推到头顶上，然后坐下。办公桌上爬上来一只蛆，我用笔把它拨弹开。
　　“我是克劳得尔。”电话那端的声音说。他是重案组承办这件案子的警官之一。我看着墙上的时钟，现在时刻是10点40分。在我想起他是谁之前，他一直闭口不语，可能以为光是报上名字就够了。
　　“我现在正在勘验中，”我一说出，电话那端马上传来愉悦的笑声。“我想……”
　　“是女的吗？”他打断我的话。
　　“没错。”我看着另一只蛆在桌上爬着，它先把身子弓成新月状，然而完全伸展拉长身体，慢慢朝与我相反的方向爬去。很乖。
　　“是白人吗？”
　　“是的。”
　　“年龄多大？”
　　“这点我大概得再一个小时后才能告诉你。”
　　我猜他现在一定马上举起手表看。
　　“没问题。午餐后我过去找你。”他的言词简明，一直都不像请示，而像是命令。显然他根本不管我下午有没有空。
　　我挂下电话，回到解剖台前，拿起写字板翻至下一页。年龄：目前只知道她是成人。先前我检查过她的牙齿，智齿已全都长出来了。
　　我检视死者的双臂。肱骨的形状很完整，看不到被砍断的痕迹。至于手臂的另一端就没有什么用了，手掌自腕部以下的位置都被斩断了。我再检视死者的腿部，左右两根大腿骨的顶端也都相当完整。
　　这四肢的关节让人有点迷惑。感觉不太像正常腐烂后的样子，而是像生了病，有点模糊。当我把死者的左脚放回解剖台上时，我的心中一片冰冷，那个在树林里的恐怖感觉又回来了。我挥开情绪，勉强让自己专注眼前的问题——年龄。验出死者的年龄。年龄必须大致正确，才能查出死者的身分。如果死者的身分查不出，那么案子也不用办下去了。
　　我拿起手术刀，从死者膝盖和手肘的关节上刮下一些肌肉组织。剥离的过程很顺利。死者的骨骼看来已经相当成熟，就算用x光测定，也只能证明骨头已完全发育而已。我仔细查看关节组织，并没有看到任何关节炎之类的病变。由此可知，死者是成人，而且一定很年轻。这点和牙齿生长的情况吻合。
　　但是，这样还是不够精确。克劳得尔要的是更精准的年龄。我继续检查锁骨，锁骨在喉部下方与胸骨相连。虽然右边那根锁骨仍相连，但关节表面已变得十分硬，软骨和韧带都已干掉了。我用剪刀尽可能把皮革化的组织剪下，再用湿布覆盖，然后便倒回头检视骨盆。
　　我把耻骨上的湿布移开，用手术刀开始慢慢切开连接两条耻骨之间的软骨组织。刚才用湿布覆盖己使它变软，比较好切，但是我仍然花了很长而又无聊的时间才将它切下。当两根耻骨终于分开后，我从骨盆下方刮下一些己干掉的肌肉组织，拿到水槽，把这些耻骨组织浸在水盆里。
　　接着，我把覆盖在锁骨上的湿布移开，再次努力切割下一些组织。我把一个已装了水的塑胶标本罐放在肋骨旁，然后把锁骨的一端插进罐内。
　　我瞄了墙上的时钟一眼——12点25分，然后走回办公桌前，脱掉手套，缓缓伸展了一下身子，顿时感到背部一阵疼痛。我把手插在臀部上，做弓身、后仰、旋扭腰部的动作。这些运动虽然不能减轻痛楚，但至少也无大碍。最近我的脊椎已有点受伤，而刚才埋首在解剖台上三个小时，让伤势更加恶化。我拒绝承认这是上了年纪的缘故，就连最近看书报需要戴老花眼镜、体重无端从115磅加到120磅也和年纪完全无关。一点关系也没有。
　　我一转身，发现丹尼尔技师正从外面的办公室看进来。他的脸突然一阵痉挛，上嘴唇吊起，眼睛也皱成一团。他急忙把身体重量全放在一只脚上，另一只脚翘起，整个人的样子看来就像在沙滩上等待潮水的矶鹬。
　　“你什么时候要我做x光摄影？”他问。他的眼镜低低地架在鼻梁上，看人的目光似乎是从镜架上方越过，而非透过镜片。
　　“我三点以前要做完。”我说着，一边把手套剥下来丢进资源回收桶。我突然感到十分饥饿，这才想起我忘了吃早餐，泡好的咖啡也忘在桌子上，早已冷掉变味了。
　　“没问题。”他往后跳了一步，以一只脚转身，走下楼去了。
　　我把手术眼镜摘下丢在桌子上，从抽屉里抽出一张白纸，展开盖在尸体上。然后洗了手，换上外出服装，便离开这间位于第十五楼的办公室，出外去吃午餐。我中午很少出去吃饭，但是今天的情况不一样。我需要一点阳光。
　　克劳得尔果然言出必行。当我在1点30分回到办公室时，他已经在那里等着了。他坐在我办公桌对面，目光全落在我桌上那个拼凑到一半的头骨。一听到我的声音，他便转过身来，但却一语不发。我把外套脱下吊在门后，走过他身旁，在我的座位上坐下。
　　“你好，克劳得尔先生。”我微笑着说。
　　“好。”很明显地，他完全不领情。没关系，等着瞧。要耍酷我也不会输给你。
　　在他面前放了一个档案夹。他伸出一只手放在档案夹上，然后看着我。他的相貌不禁令人联想到鹦鹉。他的脸颊削瘦，鼻子尖得像鸟嘴，从鼻子以下，他的下巴、他的嘴唇、以及鼻翼都自成一连串的V字型。尤其在他偶尔笑起来的时候，嘴唇整个缩进嘴里，使得嘴型的V字更是尖锐。
　　他叹了口气，看似已对我付出相当大的耐心。我过去不曾和他共事过，但是早已听过这个人的风评。他是那种自认为自己异常聪明的家伙。
　　“这里有一些疑似被害人的资料，”他说：“每个都有可能，她们全是在最近六个月内失踪的。”
　　在案发后，我们已讨论过被害人的死亡时间。早上的勘验后，并没有改变当初我对死者死亡时间的推想。我断定她死亡的时间是在三个月内，因此命案发生的时间应该是在今年3月以后。魁北克的冬天很冷，对生物来说很严酷，但却对死者有利，因为尸体会被自然冰冻起来而不会腐烂，也不会招致虫子。如果死者是在去年秋天、在冬天来临前就被弃置在那，袋里的昆虫一定会有受过冬害的迹象。由尸体上的那些昆虫看来，死者在去年遇害的可能性不大。尤其是今年的春天特别暖和，由尸体腐烂程度和其上数量庞大的蛆来看，死者应是在三个月之内遇害的。由尸体上的结缔组织、内脏和大脑的腐烂程度研判，可把死亡时间假定在晚冬到初春之时。
　　**着椅背后仰而坐，看着他，等他继续说下去。要比沉默我也行。他把档案夹打开，用手指一个个点着档案里的名单，而我则在一旁耐心地等着。
　　他从档案夹里挑出一张表格，念出人名：“米雅·威德。”他停了一下，往下查阅表格上的资料。“1994年4月4日失踪。”他又稍停顿。“女性，白人。”这会停得更久了。“出生日期：1948年8月17日。”
　　我们同时在心里换算这个人的年龄——45岁。
　　“在可能。”我说，以手势要他继续看下一个。
　　他把这张表格放在桌上一旁，接着念下一张。“苏兰·雷格。是她丈夫报案说她失踪。”他略作停顿，一口气念出这个人的资料。“1994年5月2日失踪，女性，白人，出生日期：1948年8月17日。”
　　“不可能。”我摇摇头。“太老了。”
　　他把这张表格压在档案夹底下，然后继续看下一张。“伊莉莎白·康诺，1994年4月1日失踪，女性，白人，出生日期：197I年1月15日。”
　　“23岁，没错。”我轻轻点个头。“有可能。”他把这张表放在桌上。
　　“苏珊娜·圣皮尔，女性，1994年3月后失踪。”当他念资料的时候，嘴唇不停地呕动着。“从学校回家的路上失踪。”他又停住了，自己计算这个人的年龄。“16岁！老天！”
　　我又摇摇头。“太年轻了，死者又不是小孩。”
　　他皱着眉头，抽出最后一张表格。“伊娃莲·封丹，女性，33岁，今年3月28日失踪。哩，她是因努伊特人。”
　　“应该不可能。”我说。我想那具尸体不会是印第安人。
　　“就这些了。”他说。摆在桌子上的只有两张表格。米雅·威德，45岁；伊莉莎白·康诺，23岁。这两个人之中也许有一个人正躺在楼下的第四号解剖室。克劳得尔看着我，扬起的眉毛向中央聚集，形成另一个V字，但是这个V字是倒过来的。
　　“她到底多大年纪？”他有点不耐烦地问。
　　“我们到楼下去看。”我想，也该让他尝尝与尸体共舞的滋味。
　　这对他似乎很残忍，但我就是忍不住想这么做。我知道克劳得尔一向最怕进解剖室，我就是要让他不舒服。一时之间，他的表情像掉进陷阱似的。我暗自发笑，抓起吊在门后的绿色手术服装，迳自往电梯走去。他跟着进了电梯，然而在电梯下降的过程中，他却一语不发，看起来就像是要进医院检查摄护腺。克劳得尔很少进这个电梯，因为这电梯只通往停尸间。
　　这具尸体仍保持和我离开时一样的状态。我戴上手套，掀开盖在尸体上的白纸。从眼角余光中，我看见克劳得尔正僵在门口。他只踏进来一小步，勉强可说他已站在解剖室内。他的目光看向解剖室里的柜子，看着玻璃柜里的瓶瓶罐罐，看着各式各样的解剖工具，但他就是不敢直视尸体。我看过尸体的照片，从照片上看来一点也不恐怖。距离太远了，血液和血块都看不清楚。对刑警来说，要破解命案之谜就像考试一样。刑警的专长便是寻找线索、抽丝剥茧、解开谜题。然而，要直接面对解剖台上的尸体，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尽管现在克劳得尔心里害怕得要命，在我面前却得努力做出冷静的样子。
　　我把浸在水中的耻骨捞起来，轻轻将它分开，然后用探针探弄覆盖住右耻骨表面的胶状物质。胶状物质剥离后，底下的骨头便露出几道平行的凹痕。这根坚硬而细长的骨头形成骨盆的最外缘，和左边的耻骨以胶质物相连。
　　克劳得尔仍站在门边。我把从尸体身上刮下的骨盆组织拿到灯光下，拉出灯臂对着自己，然后按下开关，把荧光灯打在骨头上。透过放大镜，一些肉眼看不到的细节都出现了。我看着那块弯曲的胯骨，发现了我想要的答案。
　　“克劳得尔先生，”我头也不回地说：“过来看这个。”
　　他走到我身后，我让开了些，不要挡住他的视线。我指着胯骨上部边缘的不规则状部分给他看。
　　我放下骨盆，他虽仍盯着它看，但不敢动它。我回到解剖台前，继续检查锁骨，验证我刚才的发现是否正确。我把泡在水中的锁骨抽出来，开始切开组织。当我能看到关节部分时，我以手势示意克劳得尔过来帮忙。我一言不发指着锁骨的另一端，它的表面相当粗糙，像耻骨表面一样。一个小小的椎间盘附在中央，它的边缘明显而没有毁损。
　　“如何？”克劳得尔问。他的前额已冒出汗珠，看得出他是在强忍紧张，装出英雄气概。
　　“她很年轻，大概20岁出头。”
　　我可以解释这些骨头如何透露年龄的讯息，但是他一定不会想听，所以我也懒得提。我的手套上黏上一小团软骨，我把它拍掉，摊平手掌，像个乞丐一样。克劳得尔和我保持相当远的距离，好像我染上伊波拉病毒似的。他虽然注视着我，但眼神却透露他现在正在心里暗自回想，寻找和尸体年龄吻合的人选。
　　“伊莉莎白！”他肯定地说，一点也没有询问我的意思。
　　我点点头。唯一可能的就是伊莉莎白·康诺。今年23岁。
　　“我想要一份死者的齿模报告。”他说。
　　我又点点头。
　　“死亡原因呢？”他问。
　　“目前还不得而知，”我说：“我得看过x光照片，或把骨头清理干净再检查，之后才能知道。”
　　我把话说完，他便离开了，连一句再见也没说。我也不指望他说，他能离开我就很高兴了。
　　我剥下手套丢掉，走出解剖室。我一面脱下手术服，一面对丹尼尔说话。我告诉他今天的工作已经结束，他可以把尸体送去拍x光照片了，正面侧面都要拍，尤其是头盖骨部分。在上楼时，我在组织学研究室前停下，告诉里面的技师长但尼斯可以把尸体拿去清洗了。我还特别请他小心，因为这次是件分尸案。其实，提醒也是多余的，这里没有人比但尼斯更会照料尸体。两天后我就可以看到干净完整的头盖骨了。
　　我利用下午的空闲时光，继续拼凑桌上的头盖骨。虽然残缺不全，但是己足够用来辨识死者的身分了。这个家伙再也不能开装满丙烷的油罐车了。
　　回到家后，先前在陈尸处出现的那个不祥预感又回来了。一整天下来，我都不去想它，刻意把这个忧虑封锁起来，让自己专心一意，好能进行被害者尸体的查验工作和拼凑那个卡车司机的头盖骨。现在我已完全自由了，可以开始思想，开始忧虑。我一把车子开进车库，关掉收音机，这些烦心的事情便开始涌现。音乐一停，忧虑便窜了上来。现在不行！我对自己说。晚点才发作，至少也得吃完晚餐再说。
　　我走进公寓，听见安全系统的警示声，让人心安不少。我把公事包先放在一进门的地方，随即关上大门，走向街角处的黎巴嫩餐厅，点了一份我最爱的烤羊肉大餐外带。这是我喜欢住在城里的原因，离我住的地方不到一个街区，就可以吃到世界各国名菜。至于我的体重……哎，就先别提了。
　　在收银台左侧的架子上放了许多瓶红酒。我的酒瘾又犯了，每当我看到这些酒，就会有千百个冲动想尝滋味。我记得红酒的口感、香气、甘美和微酸的感觉。我记得红酒在体内燃起的暖意，由内至外，徐徐发散。酒能让我手舞足蹈，在黑暗中燃起希望的火炬。酒能让我充满活力，让我无所畏惧。没错，以现在的情况，正是需要酒的时候……我在开什么玩笑？我不能停在这里，这是谁摆的陷阱？我赶紧离开酒架前，不让红酒进入我的视线。不行，酒的愉悦只是一时的，付出的代价却相当昂贵。我已经戒酒6年了，绝对不可以前功尽弃。
　　我提着食物回家，与我一起共进晚餐的，只有我的猫儿博蒂和蒙特娄的景色。猫儿睡了，蜷缩在我的腿上，发出咕噜噜舒服的声音。当我洗完长长的一个热水澡，躺在床上时已经10点30分了。在黑暗寂静中，我已无法再压抑思绪。就像细胞一个个都发了狂似的，杂乱的思绪如排山倒海而来，逼迫我的意识非得正视这些问题，坚持要我思考。我想起另一起谋杀案，同样是年轻女孩被残忍分尸。我清清楚楚地一寸寸看过她的尸体，心中仍存在那时勘验她尸骨时的感觉。她的名字叫茜儿·托提尔，年纪只有16岁。她被人勒死、痛殴、头被砍断，身体也被肢解装在塑胶袋内，过了一年才被人发现。
　　时间己晚了，但是我的脑子仍不肯休息。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好不容易才得以入睡。整个周末晚上，那些尸体的数字编号不停在我脑海里跳跃，像幽灵一样，紧紧纠缠着我。

风云祭司

2016-8-8 17:02 编辑 <br /><br />　　戈碧的声音从机场的扩音器里传来，催促我赶快登机。我拖着一个巨大无比的行李箱，在机场的空桥上动弹不得。在我后面的旅客已很不耐烦，但是没有人过来帮我的忙。我看见凯蒂站在头等舱旅客的行列中，正往我这儿看，身上穿着她高中毕业典礼时所穿的黄绿色丝质洋装。她后来告诉我说她不喜欢这件衣服，有点后悔选择穿它。她为什么又穿这件洋装？她应该穿她最喜欢的那件碎花图案的洋装才对。还有，为什么戈碧会在机场工作，而不是在大学教书？她的声音透过扩音器，越来越大声，越来越刺耳。
　　我坐起来。现在是星期一上午7点30分。窗外光线正亮着，但受到窗帘阻挡，透进来的却很少。
　　戈碧的声音仍持续着。“……我待会可能没时间打给你，所以想看看人起来了没有。反正，我要问你关于……”
　　“喂！”我拿起电话，尽量不让自己的声音太虚弱。对方说到一半的话被我打断了。
　　“唐普？是你吗？”
　　我点点头。
　　“我吵醒你了吗？”
　　“没错。”我头脑还有点昏沉，无法机智答她的问题。
　　“抱歉。要我晚点再打吗？”
　　“不、不，我醒了。”我坚持说下去，省得待会又接一次电话。
　　“你也该醒了，宝贝，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对了，关于晚上的事，我们能不能……”一阵高频刺耳的尖鸣声打断她的话。
　　“稍待一下，我得先把答录机关掉。”我放下话筒，走到客厅，答录机上的红灯正在闪耀着。我关掉答录机，拿起客厅里的无线电话，回到卧房把里面的电话挂上。
　　“好了。”现在我已经完全醒了，而且极想喝咖啡。于是我便迳往厨房走去。
　　“我打电话来是要问你晚上的事。”她的声音有点冷淡。这不能怪她。她快等了五分钟了，就是无法好好把话讲完。
　　“戈碧，很对不起。我整个周末都在看学生的报告，结果太晚睡了。我睡得太熟，连电话声都没有听见。”我终于完全清醒了。“你刚才要说什么事？”
　　“是晚上的事。我们不是约好7点吗？我想改成7点半好不好？这些研究计划让我鸡飞狗跳，可能要忙一整天。”
　　“没问题，改晚一点对我也比较方便。”我用脖子把电话夹在肩上，伸手打开橱柜，拿出咖啡豆罐，舀了三汤匙到研磨机里。
　　“要我去载你吗？”她问。
　　“随你高兴，我也可以自己开车去。问题是，我们要去哪里？”我本来想打开研磨机，但是戈碧的声音已经够不清楚了，再打开机器伯什么也听不见了。
　　话筒那端一阵沉默。我能想见她现在正摸着鼻环，思考要去哪里玩的样子。也许她今天挂的是饰钉，而不是鼻环。在她刚穿好鼻洞挂上鼻环时，我一直无法好好专心和她说话，注意力老是放在她的鼻环上，想像这样做得承受多少痛苦。不过，后来我就习以为常了。
　　“今晚一定要好好玩一下，”她说：“我们找个地方吃露天大餐如何？到亚瑟王餐厅或圣旦尼斯餐厅？”
　　“很好，”我说：“我想，没有理由要你来载我。晚上7点30分我会准时出现。不过，你能不能再想想别的餐厅，最好带点异国风味的。”
　　这样直截了当地对话听来很刺耳，然而这却是我们两人习惯的对话方式。这个城市她比我熟，选择餐厅的任务当然是交给她处理。
　　“好吧，那就晚上见了。”她用法语说。
　　“晚上见。”我跟着她把这句法文说了一遍。她说完便把电话挂了，这使我有点惊讶，又有点松了口气。每次她打来都会讲个不停，我经常得想一些借口来结束谈话。但是这次却不用了。
　　在我和戈碧之间，电话一直是我们用来联系的热线。除了她之外，我从来不会和别人讲这么久的电话。这种模式很早就已经开始。在研究所时期，和她聊天总能让我松弛紧绷的心情；在我女儿凯蒂出生后，无论是喂奶、洗澡或在婴儿床里睡觉，都能让我在电话里兴奋地和戈碧讲上几个小时。有时我们也会分享新发现的好书，讨论目前所教的课业、学校里的教授、学生。我们几乎无所不谈，彼此都把这当成日常严肃生活中的一个小小调剂。
　　最近十年来，这个模式已有一点点改变，最近我们已比较少用电话聊天。不管是聚在一起或分离，我们都会为彼此的状况忧愁或快乐。是戈碧帮助我走过那段酗酒的日子，让我不再靠酒精的力量来为生命添加色彩。是我帮助戈碧走过那段情感波折的岁月，让她无论是在热恋、吵架或分手时，有一个能够倾诉的对象。
　　咖啡煮好后，我把它端到餐厅的玻璃桌上，脑海里仍不断出现戈碧的影像。每次一想到她，我便不自觉微笑起来。在学校里的戈碧、在难过时的戈碧、在恶作剧时的戈碧。她很早以前就自认自己不是美女，因此从不刻意减肥或把肤色晒黑。她不刮腿毛，也不刮腋毛。戈碧就是戈碧；来自魁北克托罗斯河畔的戈碧；母亲是法国人，父亲是英国人，全名是戈碧尔蕾·马库利的戈碧。
　　在研究所时代，我们就已经很要好。她痛恨自然人类学，而那正是我的专长；我讨厌人种学，而那却是她的最爱。当我们离开西北大学后，我前往北卡罗来纳州，而她则回魁北克。那些年来，我们见面的次数不多，全是靠电话维系情感。由于戈碧的缘故，我才得以在1990年在麦卡基尔大学获得客座教授职务。在我开始兼职担任验尸工作，并且继续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工作时，每隔六周便来回两地跑。去年我才正式结束北卡罗来纳州大学的教职工作，回到蒙特娄担任全职工作。我很想念戈碧，并且享受这全新的友谊关系。
　　答录机上闪烁的红灯吸引了我的注意。在戈碧之前，好像还有别人打来过。我把答录机设定为铃响四声后自动录音，没想到四声的铃响和留言居然叫不醒我。我按下答录机上的播放键，录音带自动回转，然后开始放音。答录机沉默了一会儿，接着发出哗一短声后，便放出戈碧录了一半的留言。还好，只有一通电话。我把签录机倒回最前面，然后换装出门上班。
　　法医研究所坐落在魁北克省警察局大楼内，和司法科学研究所共用第15层楼的办公室。司法科学研究所专门研究犯罪行为，和我们一样是司法部最高的科学技术单位。在这栋大楼从4楼以上的3层楼都是一间间像监狱一样的小房间。一些等待被解剖化验的尸体，就全都存放这里。至于省警局则占用了剩下的八个楼层。
　　这样的安排有其好处，相关的部门全都在一起。如果我需要像化验报告或泥土化验资料，只要走过几个回廊和楼梯便可轻易取得。然而，坏处就是大家都离得太近，很容易就被人找到。承办案件的刑警们若需要什么测试报告，都能马上到办公室来找我们。
　　当我一踏进办公室，克劳得尔已在那里等着我了。他带来一个棕色的公文封，手掌轻轻在上面拍打着。
　　“我拿到牙齿齿模的资料了。”他语带兴奋地说，开始动手拆开信封，样子就像要揭晓诺贝尔奖的得主。
　　“我自己来拆。”
　　他念出公文封外的签名。“纳格元医生。他在罗斯蒙开业。我本来可以更早来的，但是他的秘书却笨手笨脚；—拖了我的时间。”
　　“要喝咖啡吗？”我问。我虽然没见过纳格元医生的秘书，但是我相当同情她。才一大早就被克劳得尔警官骚扰。
　　他嘴巴微张，不知道是想或不想喝咖啡。在这时候，马克·柏格诺从转角处走来，似乎没注意到我4们两个己在这里，他大步走过一间间办公室的深黑色房门，然后停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弓着腿，把公事包放在大腿上。他的动作让我联想到空手道蹲马步的招式。他保持这个姿势，把公事包打开，翻着里面的物品，而后取出一把钥匙。
　　“马克？”我喊道。
　　他大吃一惊，猛然把公事包关上，整个人跳了起来。
　　“高级动作哦。”我说，忍着不笑出来。
　　“好说。”他看着我和克劳得尔，左手提着公事包，右手则拿着钥匙。
　　马克·柏格诺这个人，全身上下都很特别，总能让人一眼便认出来。在他十五六岁的时候，他的脊椎开始前屈，背部微驼。他的头发微卷，脑袋中央部分的头发已完全脱落，光滑的头皮在日光灯照射下闪耀着白光。他的眼镜永远是脏今今地，镜片上还有一点一点的污渍。他总是眯着眼看人，然而在看到钞票时却张大眼睛。这个家伙简直就是活生生的卡通人物，而不是法定的牙科专家。
　　“克劳得尔先生带来了伊莉莎白的牙齿记录。”我指着眼前的这位警官说。克劳得尔举起公文封，证明我所言不虚。
　　伯格诺一点反应也没有，他的小眼睛隔着模糊的镜片，正茫然地望着我们。他看起来就像一枝蒲公英，尽管长得很高，但躯干却十分细小，头上还有根根白毛。我发现他根本不知道这个案子。
　　伯格诺是法医办公室所聘雇的兼职顾问，在这里，每个领域都有特聘的专家，有神经生理学专家、放射线医学专家、微生物学专家，还有牙医学专家。他通常一个星期只来办公室一次，其余时间都在一间私人诊所执业。他上个星期刚好没来，所以不知道这个案子。
　　我向他简述案情。“上星期有工人在圣米内大教堂附近发现一具尸骨。皮尔·拉蒙斯原本以为是古人的丧葬遗迹，所以叫我去勘验，结果它不是。”
　　他把公事包放下，听我继续说下去。
　　“我发现一具无名尸，是被肢解后弃尸的，命案发生时间可能在好几个月前。被害人是女性，白人，年纪大约20出头。”
　　克劳得尔手拍公文封的速度加快了，而后又停下来看了一下手表。他清了清喉咙，表现一副不耐烦的样子。
　　伯格诺看了他一眼，然后又望向我。我继续说下去。
　　“克劳得尔先生和我已把最有可能是死者的人找出来了，个人资料吻合，失踪的时间也近似。他已经跑去把这个人的牙齿治疗记录调出来了，她的牙齿是罗斯蒙的纳格元医生主治的，你认识这个人吗？”
　　伯格诺摇摇头，伸出他又长又细的手。“很好，”他说：“把资料给我吧，我待会就来比对。但尼斯把x光片拍好了吗？”
　　“我请丹尼尔做的，”我说：“应该都放在你桌上了。”
　　他打开办公室的门锁，克劳得尔跟在他后面进去。我从外头看到他桌上已摆着一个棕色的公文封。伯格诺拿起公文封，核对案件编号。我站在那儿，看见克劳得尔在伯格诺的办公室里东张西望，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
　　“克劳得尔先生，你一个小时后再打电话来问结果就行了，现在请你出去。”伯格诺毫不客气地说。
　　克劳得尔警官正站在办公室中央，正想开口说话。他抿起嘴唇，硬生生把话吞回去，然后整理一下领带，把腰上的手铐扶正，便调头离开了。我看在眼里，差点就笑了出来。伯格诺在工作的时候，是绝对不容许任何警官在旁窥探的。这是他的习惯，而克劳得尔今天算是得到教训了。
　　伯格诺把头探出办公室。“要进来坐吗？”他问我。
　　“好呀，”我说：“你要喝咖啡吗？”今天进办公室后还没喝到咖啡。我们经常为对方煮咖啡，轮流走到位于办公室另一侧的厨房去端咖啡。
　　“好哇。”他把马克杯递给我。“我先弄这些东西。”
　　我回办公室拿了自己的马克杯，便沿着长廊往厨房走去。他邀请我进他办公室坐坐，让我觉得十分高兴。我们经常合作，一些像分尸、焚尸、木乃伊化或仅剩白骨的尸体，只要是用一般方法不能查验出死者身分的，就会交由我们处理。我一直觉得和他共事很愉快，显然他也是这么想。
　　当我把咖啡端回来时，他已经把两张x光片挂在看片灯座上。这两张x光片各显示一部分颚部结构，牙齿的部分是白的，其余则是一片漆黑的空洞。我想起第一次在树林里看到这剔牙齿的情景，这剔牙齿的形状完整无理，和周遭已烂得令人毛骨悚然的脸形成极强烈的对比。不过，现在透过x光片，看起来感觉好多了。这是处理过后的成果。两排牙齿整整齐齐排列着，已准备好接受调查。
　　伯格诺把从牙科医师那里拿回来的X光片放在右边，把从尸体上拍下来的片子放在左边。他用细长骨瘦的手指在两张x光片上轻轻点着，一个地方接着一个地方，而后调整X光片的位置角度，使这两张并排在一起的x光片朝同一个方向摆着。
　　他仔细比较这两张x光片，看来各方面均十分雷同。两张x光片都有缺牙齿，齿根发育皆已完成。从牙槽的轮廓弧度看来，左右两张x光片几乎一模一样。但最值得注意的，就是x光片上透出的白色光点，这是补过牙齿的痕迹。无论怎么比较，这两张x光片就像是翻拍出来的一样。
　　经过冗长的比对检视后，伯格诺从右边的x光片选了一小块区域，与从尸体拍下来的x光片重叠在一起。他标示出的是臼齿部分，两张x光片几乎是完美地重叠在一起。他转身看着我。
　　“没错，是同一个人。”他用法文说，身子往前倾，一只手肘支在桌上。“当然，正式报告还得等我看完病历纪录后才会出来。”他伸手拿起咖啡。他除了彻底比对x光片外，还会把疑似被害人的病历资料仔细看过。不过，他现在就已经相当肯定了。死者就是伊莉莎白·康诺。
　　还好，我不必去面对死者的父母、丈夫、爱人或孩子。我曾参加过这种会议，看过他们的表情。他们总流露出哀求的眼神：一定是你们搞错了，是一场恶梦，是有人开玩笑，根本不是事实……最后，当他们不得不接受事实时，他们的世界也在那接受事实的千分之一秒开始整个改变了。
　　“马克，谢谢你马上帮我检验。”我说。
　　“要是每个案子都那么容易比对就好了。”他小吸一口咖啡，一脸痛苦地摇摇头。
　　“你要我去把克劳得尔搞定吗？”我尽量不在话里露出厌恶的口吻，但显然没有成功。他对我会心一笑。
　　“我知道你一定能把克劳得尔搞定。”
　　“好吧，”我说：“反正，他正需要一位驯兽师。”
　　他大笑起来。直到我走回办公室，仍能听见他的笑声。
　　我祖母总是说，不管是谁，每个人身上都有优点。“只要用心看，你就会发现，每个人都有好的一面。”她老是以柔细的腔调说。奶奶，你要是遇到克劳得尔，就不会这样说了。
　　克劳得尔的优点就是行动快速。才15分钟不到，他就回来了。
　　他闯进伯格诺的办公室，我隔着墙壁听见他们两人在大呼小叫，还好几次提起我的名字。伯格诺叫克劳得尔来找我，然而克劳得尔却觉得太费事。他只想知道结果，而现在却又得来找我。因此，当几秒后克劳得尔出现在我办公室门口时，果然铁青着一张脸。
　　这次我们两人都不打招呼了。他就在门边站着。
　　“没错，”我说：“就是伊莉莎白。”
　　他皱了皱眉，但我看见他眼神透露出的兴奋。他有被害人的身分了，可以马上展开调查。我想，他对死者一点感觉也没有，或说，对他而言，这就像一场游戏。找出坏鬼，解开谜题。我曾听过警探对尸体的挖苦、评论和开玩笑。对有些警探而言，这是转移压力的一种方法，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系统，好坏他们能面对凶残的屠杀场面，算是黑色笑话的一种。但是有少数警探，就对死者极漠视，更别提尊重这两个字了。我想，克劳得尔警官就是属于后者。
　　我瞪了他几秒钟，直到外头一阵电话铃声响起。虽然我真的不喜欢他，但又很在意他对于我的看法。我希望他能肯定我，希望他喜欢我，我希望大家都能接受我，视我为群体中的一份子。
　　此时，过去教我心理学的兰蒂教授所说过的话，又闪过我的脑海。
　　“唐普，”她这样说：“由于你小时候父亲老是酗酒，从来就不关心你，因此你很渴望得到父爱；等你长大后，这种对父爱的渴望转移到他人身上，所以你会有想讨好所有人的性格。”
　　她精确地找出了我的问题，却无法帮我纠正，我必须自己改善。偶尔我也会纠正过，使得一些人一见到我就头痛。现在我和克劳得尔的关系尚未恶化，我知道自己正避免任何冲突。
　　我深吸呼一下，尽可能小心说话，以免激怒了他。
　　“克劳得尔先生，你有没有觉得这件谋杀案和两年前的一个案子很像？”
　　他仍站在门口，紧抿着嘴唇，脖子开始渐渐涨红，慢慢扩散至整个脸部。
　　“什么案子？”他冷冷地说，尽力保持平静。
　　“茜儿·托提尔的命案啊，”我说道：“她在1993年10月遇害，尸体被肢解、斩断头部、取出内脏。”我直盯着他说：“而且她的遗骸也是被装在塑胶**袋里。”
　　他举起双手，在嘴唇前交握，十指相叠，紧托住嘴唇。从他制服里，手铐互撞发出清脆响声。他瞪大眼睛看着我。
　　“布兰纳小姐，”他刻意把英文讲得字正腔圆：“你应该专注自己的专业领域才对，我们自己会找出辖区里所有犯罪的线索。这两件案子根本就不一样。”
　　我不理他轻视的态度，继续说道：“被害人都是女性，都是在最近一年内遭杀害。尸体都是残缺不全，并且……”
　　他再也克制不住情绪了，脾气终于爆发，破口对我吼道。
　　“神经病！”他用法文骂道。“你太……”
　　他紧缩嘴唇，把快到嘴边的脏话吞了回去。很明显地，他正再度努力控制自己，恢复冷静的态度。
　　“你大概反应过度了吧？”
　　“你自己想想吧。”我不屑地说。我起身把办公室的门关上，整个人因愤怒而颤抖起来。

风云祭司

2016-6-16 16:57 编辑 <br /><br />　　坐在蒸气室里流汗的感觉应该不错，像个绿花椰菜一样。但这只是我的想像。那天我气了一天，健身房并不符合我的期望。运动虽让我稍微消了气，但还是感到心烦意乱。刚才我随着健身房的音乐，把地板当成克劳得尔，用力地踩着。克劳得尔果然是混蛋。猪头、智障，这两个字眼最适合他了。我虽然觉得这两件案子有关系，但就仅止于此。我脑子里一点头绪也没有，根本无法把杀人凶手揪出来。伊莉莎白·康诺、茵儿·托提尔，这两个名字不断在我脑中盘旋，就像在餐盘里滚动的豌豆。
　　我换了一条毛巾，让脑子重新回想一下今天的事件。克劳得尔离开后，我去找但尼斯，看伊莉莎白的骨骼处理好没有。我要一寸一寸检查，找出死者曾受过的伤害。不管是挫伤、割伤，什么伤都不能放过。然而，被害人尸体被切割的方式让我感到有些困惑。我得再仔细看那些被肢解处的切口。然而，处理尸体有—定的程序，被害人的骨骼得等到明天才会处理好。
　　接着我到档案室去，找出茜儿的案情资料。我花一整个下午研读警方笔录、验尸报告、毒物报告和相片。在我脑海中，一直有东西挥之不去、纠缠不休，坚持这两件案子有所关联。不需回想，上件案子的细节便自动浮现。然而，使我不由自主地把这两名被害人串连在一起的，除了同样是袋尸命案外，似乎还有别的原因。我想找出这两件案子的关联。
　　我拿起毛巾，擦拭脸上的汗水。我指尖的皮肤已开始起皱，显然我无法在蒸气室里待太久。尽管广告宣传蒸气浴的效果很好，但我最多只能待20分钟。其实5分钟就够了。
　　茵儿·托提尔是在我开始全职工作的那年秋天遇害的，至今不到一年，年仅16岁。今天下午，我把验尸照片散放在办公桌上，但其实我根本就不需要这些照片。她尸体的样子我仍记得清清楚楚，记得她被送进法医停尸间那天的每一个细节。
　　那是去年的10月22日，法医室正好举办狂欢派对。那天是星期一，所有员工齐聚在会议室里，喝酒狂欢，这是我们每年秋天的传统。
　　当所有人都在会议室里时，我注意到拉蒙斯一个人在讲电话。他举起一只手遮住空着的耳朵，阻隔派对的噪音。我一直看着他。当他挂下电话，目光把会议室里的人都扫过一遍，随后停在我身上，招手要我过去。他还把伯格诺也一起叫来，然后告诉我们刚才电话里的消息。他说，在5分钟前，楼下的停尸间送进来一具尸体。死者是一位年轻女孩，身上有被痛殴的痕迹，并且被分尸成数块。由于死者身上没有任何身分证明，因此他要伯格诺去勘验死者的牙齿，要我去检视死者骨头上的刀痕。
　　解剖室的氛围和楼上的欢乐气息形成极强烈的对比。两个警察站得离尸体远远的，一个制服警员拿着相机在一旁拍照。技工一语不发地把尸体搬上解剖台，一旁的警探也沉默着，面色相当凝重。这次没有人敢开玩笑，解剖室里唯一的声音，就是照相机拍摄解剖台上尸体的快门喀嚓声。
　　死者被肢解的尸块摆上验尸台，按照人形摆放着。摆放的位置都对，但是由于失去连接点，角度有点偏颇，使得死者看起来就像可让孩子任意扭曲的玩具洋娃娃。只不过，这洋娃娃的样子令人毛骨悚然。
　　她的头部被从脖子上处部分切断，切口的肌肉如罂粟般红。伤口附近苍白的皮肤稍稍卷起，像是不敢接触那腥红鲜活的肌肉。她的眼睛半张，右边鼻孔仍残留着干涸的血痕；金黄色的长发，如今湿漉漉地贴着头皮。
　　她的身体自腰部被一分为二，上半部的手肘弯曲，双手曾被反缚起来，成为典型的入殓姿态。她的右手仍依附着躯干，未被完全砍断，在切口部位的乳白色的肌腱突了出来，像一条断掉的电线。显然凶手砍第二次便成功了。技工把她的左手臂摆在头部旁边，与身体分离；手掌上的五根手指弯曲着，像一只大蜘蛛的脚，令人不寒而栗。
　　她的胸前被纵长地切开，从咽喉直到腹部。她的双乳垂在肋骨两旁，重量把切口的肌肉左右拉开。身体下半部是从腰部一直到膝盖，两只小腿并排摆在原来的位置上。由于失去膝盖关节的连系，摆在解剖台上的这两条小腿往外侧倒，脚趾头指向左右两侧。
　　在触目惊心下，我注意到她的脚趾甲涂了粉红色的指甲油。这个女性的相同点引发我心里的伤痛，很想拿白布把她盖起来，尖叫要所有人不要再骚扰她。然而，我却只能站在这里看着，等着对她再次侵犯。
　　就算我闭上眼睛，也能看见她头上锯齿状的伤痕，这显然是被钝器打伤的。我还记得她颈部的瘀青位置、仍能想见她眼球出血的情况。她眼球上有小微血管破裂的血痕，这是颈静脉受到强大压力下的结果，这是被勒死的人典型的症状。
　　我一想到她的悲惨遭遇，便让我感到一阵心惊。这个小女孩，是她母亲怀胎十月所生，在细心养育下长大，曾参加过女童军，去过夏令营，上过主日学。她的早逝使我满心伤痛，她还有许多未参加的舞会，还有许多未喝的美酒。我们自认为是文明社会中的一员，是20世纪最后10年的北美人，我们誓言旦旦要让所有人都过得幸福快乐。然而，她却只活了16年。
　　我擦掉脸上的汗水，把湿漉漉头发往后拨，停止思考，不再想解剖室里的伤痛记忆。然而，那些景象却在心里渐渐融化，使我无法把它们从自己的思绪里分离，像有生命一样。我一直怀疑，我有许多童年的回忆其实是从老相片看来的。相片混入记忆中，产生一种模糊的回忆，影响了现实中的我。然而，相片也许是回忆过往的最佳方式。至少，我们很少在悲伤的时候拍照片。
　　蒸气室的门开了，一个女人走进来。她对我笑了笑，点点头，解开浴巾在我左边的椅子上坐下。我拿起毛巾，起身向淋浴室走去。
　　博蒂一直等着我回家。当我进门时，它便在玄关看着我，白色的软毛在黑色的大理石地板上泛着柔和的光泽。它看起来似乎有点烦躁？难道它也体会到我的情绪？也许是我多想了。我检视它的食盆，猫食已经快没了。我觉得很惭愧，连忙把食盆装满。博蒂看我把食物装满，便满意地走开。它眯呜两声，翻滚了几下，便轻易地睡着了。它的要求并不多，而且非常容易满足。
　　离和戈碧约定的时间还有一个小时，所以我先在沙发上休息一会儿。上完健身房和蒸气浴，使我整个人都快虚脱了。不过，完全发泄精力是它们的好处。我现在觉得很轻松，心理的状况不算，至少在生理上是如此。在过去这种时刻，我一定会想喝杯酒。
　　傍晚的阳光照进屋内，透过米白色的窗帘，屋内呈现一片柔和的光彩。这是我最喜欢这栋公寓的地方，在紧张现实的世界里，这里是我最爱的宁静港。
　　我住的公寓位在一楼，是这座U型建筑中的一栋，三排楼房围起来的区域，是共有的中庭花园。每排房舍每层只有一户人家，这样可以不受到邻居的干扰。在我的客厅里，有一扇法式落地窗可打开通往花园。在这扇门的另一边还有一个小门，通往我自己的小花园。在城市里，这个花朵绿草繁茂的花园就像一颗罕有的珍珠，过去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竟然能拥有像这样的花园。
　　一开始，我有点犹豫这么大的房子该不该一个人住。我从未独居过。大学毕业后我便回家，而后嫁给被得，生养凯蒂，从未一个人独占整栋房子。结果证明，我根本不必担心，而且还非常喜爱这样的生活。
　　一阵电话铃声把我从半梦半醒间拉回现实，我在头痛昏沉中接起电话。话筒传来的却是电脑语音，是卖墓地的推销电话。
　　“可恶！”我边骂着，边把脚伸下地板，从沙发上坐起。这就是一个人独居的缺点。
　　另一个缺点是和我女儿分隔太远。一想到她，我便拨电话过去。铃声才响了一次，她就接起电话。
　　“妈，你好吗？很高兴你打电话来，但是我现在不能和你说太久，线上还有另一通电话在等着，我晚点再和你联络，好吗？”我笑了。这个凯蒂。她总是那么忙碌爱玩。
　　“没关系，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只是想和你打声招呼而已。晚上我要和戈碧去吃饭，明天再和你联络好了。”
　　“好，代我亲戈碧阿姨一下。对了，你不是很重视我的法文成绩吗？我今天考了一个A。”
　　“很好，”我笑着说：“明天再和你聊吧。”
　　20分钟后，我已把车子停在戈碧的屋子前。她屋子对面竟然奇迹似地有一个空车位。我把引擎熄火，下车。
　　戈碧住在圣路易广场旁，这个可爱的广场位于圣罗伦街和圣丹尼斯街间。在广场四周围绕着许多房子，这些房台的造型皆不相同，家家户户的树篱也别具特色，颇有旧日建筑的遗风。这些屋主把房子漆得五颜六色，在院子里种满茂密的夏日花朵，使这个地方看起来就像迪士尼卡通里的景致。
　　广场上弥漫着一股特殊的气味，从广场中央的喷水池传来，有点像郁金香的味道。喷水池周围有铁制的栏杆，约膝盖高，上面饰有长钉和精美花边，把水池和四周的房舍给区隔开来。这里的房台很像维多利亚式的建筑，风姿绰约而不失端庄，显然在肇建之时费了一番心力。走在这里，我感到十分舒服，觉得像这样优美的居家环境确实能放松忙碌一天后的心情。
　　我看着戈碧的房子。它矗立在广场北边，从亨利茱丽叶街数过来第三幢。凯蒂曾说这幢房子很俗气，就像那件我们不愿意在新春派对上穿的晚礼服。看来她的建筑师也无法阻止戈碧疯狂的想法，只好把她的点子融进设计图中。
　　这栋房子有三层楼，外观是棕色的石材。在一楼有往外凸出的大窗台，屋顶上方盖成六角形的塔楼。塔楼上铺有椭圆形磁砖，使塔楼看起来就像美人鱼的尾巴。塔楼上还开了一扇摩尔式的窗户，还用雕花铁栏杆做为装饰。房屋的基部是方形的，但上部却逐渐骤升为圆宫形。房子里每一扇木门都雕花刻饰。在一楼的凸窗左边，一个铁栏杆从一楼直通到二楼的走廊，栏杆所雕的花纹，倒有点像广场中央喷水池的栏杆。在走廊两侧的花盆里绽满早开的6月花朵，每朵都大得超过应有尺寸。
　　她一定在等我来。我还没走过对街，就看到她房间的窗帘拉上，随后大门便开了。她向我招招手，然后转身锁上大门，精力充沛地扭转两次门把，确定已把门锁好。她蹦蹦跳跳走下铁栏杆扶梯，身上长长的衬衣被风吹着，像一张大三角帆。她还没走近，我便先听到她身上首饰传来的声音。戈碧喜欢珠光宝气的东西，今晚她在足踝上套上一个小银环，每走一步，银环便发出叮当声响。她打扮得就像学生时代的嬉皮。这是她惯有的穿着方式。
　　“今天过得好吗？”
　　“很好。”我随口说。
　　我知道这并不是我由衷之言，但我不想提谋杀案，不想提克劳得尔，不想提破灭的魁北克之旅，不想提碎裂的婚姻关系，不想提任何会影响今晚心情的事。
　　“你呢？”
　　“也很好。”
　　她摇着头，头上的发绺也随之晃动。尽管她也说过得很好，但我感觉到她也和我一样，不想提任何不愉快的事。我突然感到有点难过，但旋即把这情绪撇开，和戈碧一起刻意遗忘任何伤痛之事。
　　“那么，我们上哪吃饭呢？”
　　这不是刻意把话题转开，因为我们根本还没开始有话题。
　　“你想去哪呢？”
　　我开始思索这个问题。我经常想食物就在眼前的样子，以此来选择餐厅。我的心志无疑喜欢实景，可以这么说，用食物来想像较为生动，而不是菜单或冲动。今晚，我想要来点红色够份量的食物。
　　“意大利菜？”
　　“好哇。”她想了一想：“亚瑟王街的‘韦瓦迪餐厅’如何？我们可以坐在户外吃。”
　　“太好了，这样我也不会浪费掉这个停车位。”
　　我们斜越过广场，走过草地从阔叶林中穿过。几个老人坐在长椅上，凑在一起聊天。一个戴着浴帽的女人，拿了一大袋面包屑，一边喂鸽子一边对它们说话，好像把鸽子当成小孩，要它们不要抢，一个一个来。两个警员正走在广场中央的十字走道上，他们双手背在后面，边走边谈笑，不时还会停下来打闹。
　　我们经过广场西边的水泥凉亭。我看着凉亭入口上刻的“韦斯巴芗”这几个大字，心中再次感到奇怪，为什么这里要刻这位罗马皇帝的名字。
　　走出广场后，我们穿过拉弗街，经过亚瑟王街入口的一排水泥柱。一路上我们沉默不语，这并不寻常。戈碧不是沉默寡言型的人物，她总是会无厘头地冒出一推馊主意和鬼点子。然而，今晚她却完全赞同我的提议。
　　我用眼角偷瞄她，仔细观察。她并没有魂不守舍，只是有点焦躁地在人潮拥挤的大街上走着。
　　这是个温暖而潮湿的夜晚，亚瑟王街上挤满了逛街的人潮，人群从四面八方涌来。每家餐厅都是门窗敞开，桌椅杂乱，似乎总是来不及收拾。一些穿着棉衫的男人和裸露双肩的女人，坐在露天餐厅色彩鲜艳的遮阳伞下，谈笑风生。还有许多人在门口排着队，等待侍者带位。我加入韦瓦迪餐厅门口排队的人群，而戈碧则已迫不及待地跑去买红酒了。
　　待我们坐定后，戈碧点了阿尔弗雷多白脱奶油饭，而我则叫了一份嫩煎小牛肉片和意大利面，忠于我先前对红色的想像。在等沙拉送上来之前，我吸着沛绿雅矿泉水，默默地坐着。偶尔我们也会说几句话，动动嘴巴，但讲的都是言不及义的事。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沉默。尽管在一对已习惯彼此的老友身上，这样的情况并不寻常，但我们就是聊不起来。
　　我熟知戈碧心情的起伏，正如我熟知自己的月经周期。我感觉到她偶尔会露出紧张的神情。她的目光未直视我，不停漂移，从刚才在广场上就是这样。她明显有点心不在焉，不时举起杯中的红酒。每当她拿起高脚杯，光线映在她杯中的基安帝葡萄酒上，令人想起卡罗来纳州的黄昏。
　　我熟知这个讯息。她频频喝酒，试图压抑心中的焦虑。酒精，麻烦的最佳镇定剂。我熟知这种感觉，因为我过去也是如此。杯中的冰块正逐渐融化，我看着杯里的柠檬，看着它们慢慢苏醒，从杯底发出嘶嘶的声音。
　　“戈碧，怎么了？”
　　突如其来的问题，把她吓了一跳。
　　“什么？”
　　她发出一声短笑，有点神经质地，把掉在脸前的一卷发绺拨到脑后。眼神教人难以看透。
　　她的反应，使我把话题转到其他无关紧要的事情上。如果她想说，自然会告诉我。我没有勇气追问她，以免冒失去亲密友谊的危险。
　　“最近有没有什么西北大学的消息？”
　　我们是在学校读书时认识的，那是70年代的事。当时我已结婚，也生下了凯蒂。那时，我总暗自羡慕戈碧和其他人的自由自在，羡慕她们能通宵跳舞，然后赶着上早上第一堂哲学课。我虽和她们同样年龄，却活在完全不一样的世界。那时戈碧是唯一与我亲近的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之间的差异如此极端不同。那时我们的感情真的很好，她许是因为戈碧喜欢被得，或至少，假装她喜欢。我想起了彼得。他讨厌我的大学舞会，带着一脸的鄙视来掩盖他心中的不安。唯有戈碧能打破这个僵局。
　　除了少数几个同学外，我和大部分同学都已失去联络。毕业后大家散布北美各地，不过大部分都待在大学教书或在博物馆工作。这些年来，戈碧倒是较常和一些人联络。也许是那些人比较常与戈碧联络。
　　“我有乔伊的消息，听说他现在在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教书，好像在爱荷华州……呢，也许是在爱达荷州。”戈碧说，她还是和以前一样，总是搞不清美国地理位置。
　　“是吗？”我故做惊讶说。
　　“维宁跑去拉斯维加斯搞房地产，前几个月还因公事来过这里。他现在已经完全脱离人类学了，快乐的不得了。”
　　她啜了一口酒。
　　“他应该还是那卷乌头发，一点都没变吧？”我说。
　　她笑了起来，总算恢复正常了。使她心情放松的原因，不知道是红酒还是我。
　　“对了，我收到珍妮寄给我的电子邮件，她说想回学校继续读书。你知道吗？她为了嫁给一个笨蛋，放弃罗特格公。司的职务，跟他到宝州去了。”戈碧说。
　　“是啊，她只要一答应求婚，为了得到一纸婚姻关系合约，就把她整个人生给毁了。”我说。
　　戈碧又喝了口酒。
　　“那也是她自找的。对了，彼得近况如何？”这突然冒出来的问题重击了我一拳。直到刚才，我还一直很小心避免不谈我失败的婚姻关系。
　　“她很好。我们谈过。”
　　“人总是会变的。”
　　“是啊。”
　　沙拉送来了，接下来几分钟我们忙着加酱和胡椒。当我再度抬起头时，发现她静静坐在那儿，手中叉起一堆苗芭停在碟子上。虽然从她的眼神看得出她是在想自己的事，但她还是再度把目光溜开。
　　我换一个方式试探她。
　　“你的计划进行如何了？”我叉起一颗黑橄槛。
　　“啥？哦，那计划。很好。进行得不错。我终于得到他们的信任，有些人已开始对我敞开心胸了。”
　　她吃了一口沙拉。
　　“戈碧，能不能再说清楚一点。你计划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她笑了起来，应该是想起我们学生时代所学不同的差异。我们班上人数虽不多，但是大家攻读的方向却大不相同：有人专研人种学，有人研究语言学、考古或生物人类学。我对解构主义的认识不深，就像戈碧对线粒体DNA认知不多一样。
　　“记得雷恩要我们看的人种学吗？雅诺马马人，桑马雅人，努埃尔人？对了，就和这主意相同。我们想要描述这个世界的娼妓现象，透过观察和与资料提供者访谈。田野工作。接近和个人性的。”她又吃了一口沙拉。“她们是谁？她们从哪里来？她们怎么会成为妓女？她们平日靠什么维生？她们的社会结构如何？她们怎样进行经济活动？她们如何看待自己？她们……”
　　“我懂了。”
　　也许红酒已发挥效力，也许我挑起她生命中最热衷的话题，她开始有了活力。虽然现在天已经全黑，但我却能看见她眼里闪动着耀眼的光芒。也许是街灯的反射，也许是酒精在燃烧。
　　“社会根本不关心这些妇女，没有人对她们感兴趣，除了那些觉得受到她们威胁，千方百计想赶走她们的人之外。”
　　我点点头。两人各吃了一口沙拉。
　　“大部分的人认为女孩会去卖淫是因为她们自甘堕落，要不就是受到胁迫，或种种不得已的理由。事实上，她们大部分都是为了钱而做的。这是最不需要专业技术的就业市场，除此之外，她们找不到更好的谋生方法。她们决定为娼几年，好好赚一笔钱再说。卖屁股总比卖汉堡有利润多了。”
　　我们又吃了几口沙拉。
　　“和别的族群一样，她们也有自己的文化。她们架构起来的社会、心理状况和赖以维生的系统等，都是我非常感兴趣的。”
　　侍者将主菜端上桌。
　　“那关于雇用她们的人呢？”
　　“什么？”她似乎不明白我的问题。
　　“那些出钱招募女人卖淫的人啊？他们一定在这整件事里扮演重要角色。你有去和他们谈过吗？”我叉起一把意大利面。
　　“这……有啦，问过一些。”她为此语塞，显得有些狼狈。她稍停片刻才又开口。“我的事谈够了，唐普，来讲讲你工作的情况吧。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案子啊？”她看着盘中食物，头也不抬地说。
　　她突然把话题传向，在完全没有防备下，我不假思索便脱口回答。
　　“这些命案真是教人紧张。”我一说出口，便开始后悔。
　　“什么命案？”她的声音柔和下来，不再那么锐利。
　　“是上礼拜发生的一件麻烦案子。”我没有再往下说。戈碧从来就不想听有关我工作的事。
　　“哦？”她又拿了一块面包。她倒是满客气的，看我刚才听完她讲工作情况，现在换她听我讲了。
　　“奇怪的是，报纸居然没有大幅报导。这具无名尸是在圣米内大教堂附近发现的，遇害的时间大约是今年四月。”
　　“听起来和你过去的案子没有什么不同嘛，有什么好烦的？”
　　我坐直身子，看着她，犹豫着是否要再继续说下去。也许说出来会比较好。但是会对谁好呢？是我吗？除了她以外，没有人会愿意听我说。然而，她真的想听吗？
　　“被害人尸体被肢解，装在**袋里，弃置在大教堂后的山谷中。”
　　她看着我，没有任何反应。
　　“我认为这犯罪手法和另一件案子很像。”
　　“什么意思？”
　　“我发现一些共同点，”我尽可能说得精确些。“共同现象。”
　　“例如说？”她伸手向红酒杯。
　　“野蛮殴打死者，又毁坏尸体。”
　　“这又不是很少见的事。我们女人不都一直扮演被害人的角色吗？头被敲破、脖子被勒、被用刀砍？在男性暴力申诉专线上，哪一点不常见？”
　　“没错，”我承认。“从她们被分尸到现在，我还真不知道她们致死的原因。”
　　从戈碧一脸病态的表情看来，也许我不该再讲下去。
　　“还有呢？”她举起杯子，但没有喝。
　　“切割尸体的方式很类似，同样割除某部分器官，还有……”我越讲越小声，想到了那根通条。我仍不知道凶手为什么要这样做。
　　“所以，你认为这两件案子是同一个混蛋做的？”
　　“是的。但是我没办法说服和我共事的那个白痴。他连比较一下两件案子都不肯。”
　　“凶手应该有肢解女性的倾向，习惯使用**袋，对吧？”我头也没有抬便说：“没错。”
　　“你想，他会再度犯案吗？”
　　她的声音再度尖锐起来，刚才柔和的语调消失了。我放下叉子，抬头望着她。她直视着我，头部微向前倾，手上紧紧握着红酒杯的颈部。红酒杯正微微颤抖着，杯中的红酒掀起一阵又一阵的波纹。
　　“戈碧，很抱歉，我不该对你说这些。你没事吧？”
　　她坐正身子，把红酒杯放在桌上，一时手还握得很紧，不肯袖走。她仍一直看着我。我挥手叫来侍者。
　　“你要咖啡吗？”
　　她点点头。
　　我们把晚餐吃完，继续放任自己享受咖啡和甜点。她似乎又恢复了幽默，我们聊起学生时代的往事，想起当年我们留着长长的直发、穿着捆染衬衫、低腰牛仔裤快包不住屁股、脚上总挂着一串铃当的模样，不时大笑起来。当我们离开餐厅时，已经是午夜时分了。
　　走在亚瑟王街上，她又提起了那两件命案。
　　“这凶手的长相如何？”
　　这个问题让我愣住了。
　　“我是说，他会是神精病吗？还是正常人？你要如何把他指认出来？”我仍没开口，脑子有点混乱。
　　“你能把他揪出来吗？”
　　“你说凶手？”
　　“是的。”
　　“我不知道。”
　　她穷追猛打：“他会再度犯案吗？”
　　“我想很有可能。如果他真的杀了两个女人，就不能保证他不会再杀第三人。戈碧，他是有计划的，经过缜密思考过的。许多杀人狂在落网前，总会逍遥法外好一段时间。但是，我不是心理学家，这只是我的推测而已。”
　　我们走到我停车的地方，我把车门打开。突然间，她一把抓住我的手臂。“走，我带你去看看那个地方。”
　　“去哪？”
　　“红灯区啊。你忘了我的研究计划吗？我们开车去那里，我指一些女孩给你看。”
　　一辆车子由远处驶来，车灯正对着戈碧，在灯光下，我发现她脸上的表情有点不对。从她身上流过的灯光，像手电筒发出的一柱光束，强化了她的轮廓，暗化了四周的背景。她的脸上流露着十分坚决的表情。我看了一下手表一一已经12点18分了。
　　“好吧。”我说，其实心理完全不愿意。看来明天一定会完蛋。不过，看她一脸焦虑的样子，我又不忍心让她失望。
　　她钻进车内，爬到后座的位置。这里的空间较大，可让她放腿，但还是稍嫌不够。
　　我们默默地开了几分钟的车、根据她的指示，走过几个街区，然后转向南边往圣厄本的方向开。我们沿着麦克基尔贫民区的东边，这里错乱地混合了低价学生住宅、高级出租公寓和有钱人的棕色石墙屋。往前不到六个街区，我们弯进圣凯萨琳街，置身在蒙特娄的市中心。
　　在蒙特娄，城市的快速发展使得东边越来越污秽。由圣凯萨琳街就可看得出来。发迹于丰裕的维斯蒙，跨过市中心，向东朝圣罗伦斯大道发展，缅思区便成为西方和东方的交界。沿着圣凯萨琳街，尽是高级房舍和旅馆，有戏院和购物中心。但是位在办公大楼和出租公寓后的圣罗伦大道，是妓女和嫖客交易之地。他们活动的范围向东伸展，这里也是毒贩出没和小太保鬼混之地。不管观光客或当地人闯进这里，都会目瞪口呆，目光不敢和他们接触。他们会把目光别开，保持自己和他们不同的特性，然后赶紧离开。
　　我们快驶离圣罗伦大道时，戈碧才示意我在路旁停车。我把车子停在一家情趣商品店前的车位，把引擎熄火。在对街，一群女人聚集在格兰纳达旅馆门外。旅馆的招牌上虽写着“观光套房”，但是我很怀疑有观光客敢住进去。
　　“在那里，”戈碧说：“她是茉莉。”
　　荣莉穿着一双快高至膝盖的红皮长靴，黑色的丝袜绷得很紧，勉强遮住臀部。在丝袜上方，是一条超迷你的短裤，上身则是一件聚酯纤维布料的短衫，把胸部高高推起。她耳上的塑胶耳环直垂至庸，在她黑得异常的头发衬托下，映耀着粉红色的光芒。她看起来和电影中常见的妓女简直就是一个样。
　　“那是坎蒂。”
　　戈碧指向一个穿着黄短裤和牛仔靴的年轻女郎。她化妆的技巧十分拙劣，更令人心痛的是她实在太年轻了。手中的香烟和脸上的化妆品掩盖不了她的年龄，她的年纪几乎和我女儿差不多。
　　“我不知道。你觉得呢？”
　　她又指向另一个穿黑色运动鞋和短裤的女孩。
　　“那是玻瑞蒂。”
　　“她多大年纪？”我惊讶地说。
　　“她说她18岁，但可能不到15岁。”
　　我往后一倒，双手放在方向盘上。当戈碧一个个向我介绍她们时，我不由自主地想起猩猩。就像那小猩猩一样，这些女人以特定的间隔散布着，把这个地方划分成一块块值钱的区域。她们的装扮，她们的性别特征，无一不是为了吸引异性。那些诱人的姿态，那些对过往行人的嘲弄和挪揄，就像一种仪式，一种求爱的仪式。然而，这些仪式的舞者，却是为了生育以外的目的。
　　我发现戈碧已闭口不语。她已经介绍完了。我转头看着她。她的脸虽朝向我这里，但目光却看着车窗外，越过了我。也许，她越过的是我的世界。
　　“走吧。”
　　她小声地说，我几乎听不见她在说什么。“什么？”
　　“走！”
　　她突然爆发的情绪把我吓了一跳。我正准备发作，但是一看到她的表情，使我决定最好不要再说什么。
　　我们又再度默默地驾车前进。戈碧深陷沉思，思绪好像已飞至另一个星球之上。当我把车子停在她屋前时，她突然冒出一个问题。
　　“她们被强暴吗？”
　　我的头脑一时还转不过来，不知道她指的是谁。
　　“谁？”我说。
　　“那些女人。”
　　那些妓女？还是被谋杀的女人？
　　“哪些女人？”
　　她没有回答，沉默了几秒钟。
　　“我受够这些事了！”
　　我还来不及反应，她就下了车，迳自走上屋前阶梯。她激烈的反应，使我觉得脸上好像被人重重甩了一巴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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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祭司

2016-8-8 17:02 编辑 <br /><br />　　接下来两个星期，都没有戈碧的消息。克劳得尔也没有再来找我，把我当作完全不存在。关于被害人伊莉莎白·康诺的背景，是我从拉蒙斯那里打听来的。
　　她和她哥哥和男朋友一起住在市中心东北边圣爱德华区，那里是劳工阶级聚居地。她在圣丹尼斯一家情趣商店工作。
　　伊莉莎白是在4月1日失踪的，那天是星期五。根据她哥哥所说，那天她和往常一样去上班，前一天晚上她有出门。他以为他听见她在凌晨两点回来的声音，但没有去检查。这两个男人一大早便上工去了。一个邻人说他在下午一点左右看见她。伊莉莎白原本该在下午四点上班，但她却没有出现在店里。她的尸体在九周后被发现在圣米内大教堂后。她年仅23岁。
　　一天下午，拉蒙斯到我的办公室，看我是否已把验尸报告完成了。
　　“她的头骨上有多处骨折，”我说：“我花了好多时间才重组起来。”
　　我把头骨拿出来。
　　“她的头部至少被重击三次以上。这里是第一次。”
　　我指着一处小小的碟状裂口。在受重击点周围，有一连串构成同心圆的裂痕向四周散去，就像射击的靶纸。
　　“第一次击打的力量不足以把她的头骨击碎，只造成头骨表面挫伤。然后，他又继续打她这里。”
　　我指着头骨上一处裂痕。在这个伤痕周围，头骨呈现有向外散布的星状裂痕。
　　“这里受到的打击就重多了，造成严重的粉碎性骨折。她的头骨被打破了。”
　　我花了好几个小时才把头骨拼凑起来，胶水的痕迹仍显明可见。
　　他很专心地听我的叙述，目光不断在我的脸和头骨间来回移动，好像在转频道一样。
　　“然后，他又打她这里。”
　　我指着从另一处伤口延伸过来的裂纹，一路比过去，直到下一个伤痕。这条裂纹把这两个伤口连接在一起，就好像州道上的T字交流道。
　　“再来是这个地方。新裂痕不会跨过旧裂痕，所以这处伤口是最后打的。”
　　“哦。”
　　“凶手可能是从背后攻击的，可能在后方稍偏右的位置。”
　　“哦。”
　　他经常是这种反应，不过话不多并不代表他没有兴趣或听不懂。拉蒙斯从不会听错任何事，他根本就不需你解释两次。他老是很单调的回应，是希望不打乱你的思想组织。于是，我继续说下去。
　　“当头骨遭到重击时，它的反应就像汽球一样。在头骨破裂的瞬间，受击点的骨头会内凹，但是在相对一侧的骨头却会往外凸。被击打的人所受到的伤害，不是只有打击点那里。”
　　我抬头看他有没有听懂。他完全明白。
　　“由于头骨的结构，那个重击的力会沿着一条路径前进，会造成别的地方的骨头粉碎、挫伤等不同伤害。”
　　我指向头骨的前额。
　　“例如，这里的重击会造成眼险部或脸部的损害。”
　　我点着头骨的后脑部。
　　“在这里重击，经常造成头骨基部从左至右的碎裂。”
　　他点点头。
　　“以这个头骨来看，它伤口的位置都在右顶骨上。在头骨相反的另一侧，有许多条直线裂纹一直向右顶骨的伤处。由此可以看出，被害人是被人从右后方重击的。”
　　“连续重击三次。”他说。
　　“三次。”我重复。
　　“这是致命伤吗？”他其实应该已知道我的答案。
　　“可能吧。我不敢说。”
　　“还有其他外伤吗？”
　　我摇摇头。“我认为不是。位置不对。”
　　我把头骨在环座上放好。
　　“死者被切割的部分很整齐，凶手并不是乱砍的，而是顺着关节的位置肢解。记得康尼和瓦伦西亚的案子吗？”
　　他想了一下。歪着头，左摇右晃。他甚少出现这样的动作，看起来就像一只摇头摆尾的小狗。
　　“康尼的案子，大概己发生两年了。”我继续说道：“他的尸体被人发现用毯子里起，捆上包装用的胶带。他的两条腿都被锯断，分开包裹起来。”
　　在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古埃及。在制作木乃伊时，人们会把死者的内脏先取出来，装在罐子里另外保存。杀害康尼的凶手有点像埃及人，只有过他另外保存的是两条腿，而不是内脏。
　　“啊，我想起来了。”
　　“康尼的脚从膝盖以下被锯断。瓦伦西亚也是。他的手臂和腿部都被切下几寸，切口都是在关节上方或下方的位置。”
　　瓦伦西亚是因为得罪毒贩而遇害的。他的尸体在送来这里时，是装在曲棍球袋里。
　　这两件案子，凶手都是随意将死者的手足砍断的。然而，这次的案子，凶手却是从关节下手，很整齐把关节切断。你看。”
　　我拿出诊断书给他。我使用的正式的验尸报告，上面画有人形，详注了尸体被切割的部位。一条直线画过喉部，其余几条直线则画过肩部、上臀部和膝关节。
　　“他切断第六节颈椎，割下头部。他从肩部关节肢解下手臂，腿部则是从胯骨窝切开的。这两条小腿还被从膝关节处切开。”
　　我拿起左肩肿骨。
　　“看到关节窝的切痕了吗？”
　　他研究伤处的刀痕。这个刀痕沿着关节，圆圆地绕了一圈。
　　“腿部的情况也是一样。”我把肩肿骨换成骨盆。“看看破臼部位。他从右边切进窝处。”
　　拉蒙斯仔细看着胯骨窝衔接大腿骨的地方。在窝处骨盆上有无数道切痕。我默默地接过骨盆，把大腿骨拿给他。大腿骨中间有两道平行的切痕。
　　他看着这些骨头，好一会儿才把它们放回桌上。
　　“唯一例外的是手臂。竟然有一处切口偏离了关节。”
　　我拿起桡骨给他看。
　　“奇怪吗？”
　　“嗯。”
　　“哪一种比较典型？这个或那些？”
　　“那些。通常分尸的目的是为了方便处理尸体，因为为了省时间，都是乱砍一番。康尼的案子就属于这种。然而，这次的凶手却花了很多时间。”
　　“嗯……你认为他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问题让我费了一番思量。
　　“我不知道。”
　　我们两人沉默了一会儿。
　　“死者家属想领回尸骨安葬。我尽量拖时间，等人一做完检验和拍照，我们就发还给丧家。”
　　“我想留几块切口处的骨头，准备用显微镜观察，看能不能找出凶手用什么凶器。”
　　我一边观察他的反应，一边在心里想着适当措词。
　　“我想留几块完整的骨头，用来和另一件案子做比较。”
　　他的嘴角抽动了一下，几乎难以察觉。我不知道这是出自不屑或困扰。也许，这只是我想太多了。
　　他停了半刻，才说：“我知道，克劳得尔对我说过了。”他的眼睛直视着我：“告诉我，为什么你觉得这两件案子有关联？”
　　我简要地把两件案子的相似性说出：头部同样受重击，尸体同样被分解，同样被装进塑胶**袋，同样弃置在荒郊野外。
　　“这两件案子都是蒙特娄警局办的吗？”
　　“伊莉莎白的案子是，茜儿的案子则是魁北克警局办的，因为她是在圣杰罗被发现的。”
　　蒙特娄和许多城市一样，对刑案的管辖权总是能推则推。蒙特娄市坐落在圣罗伦斯河中央的岛上，因此蒙特娄警局只管发生在岛上的案件。一离开岛外，就归属各地方的警察局管理，否则就交由魁北克省警局统辖。各警局间的协调性一向不是很理想。
　　他又沉默片刻，才说：“克劳得尔也许……”他犹豫了一下，“很难接受。你按照你的推论调查下去吧，如果有什么需要，尽管让我知道。”
　　那个星期剩下的那几天，我忙着把尸体切口处的骨头拍照，从各种不同角度拍摄，用高倍率的照相机并打上强光。我希望能拍得越详细越好。我还从各个关节取下一些骨头碎片，准备用光学显微镜察看。然而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我却完全忙得不可开交。
　　一个小孩在省立公园里发现一具骨骸；有人在圣路易丝湖畔发现一具浮尸；一对夫妻在打扫新屋的地下室时，发现一个装有尸体的桶子。这些遇害者的遗体，全都送到我这里来。
　　那具在圣路易丝湖发现的浮尸，是去年秋天发生的船难。我已把他的骨骼处理好了，随时准备把报告交上去。
　　我己预料到了，但没想到这么快。当这个消息传来时，我的心脏狂跳着，血液直冲上胸部，像灌满了碳酸苏打，整个人几乎无法站稳。
　　“她死亡时间不到6个小时，”拉蒙斯说：“我想你最好过来看看。”

风云祭司

2016-8-8 17:02 编辑 <br /><br />　　玛格莉特·爱德基年仅24岁。她和丈夫和一个6岁大的儿子一起住在奥林匹克体育馆旁。那天她和她姐姐约好在上午10点30分碰面，打算一起逛街吃饭。她10点的时候还和丈夫通过电话，然而她没有赴约，也没有打电话通知。她已经无法打电话了，就在上午10点到中午的那段时间，她遭人杀害。尸体是她姐姐发现的。这是4小时前的事。我所知道的就么多。
　　克劳得尔仍留在命案现场。他的搭挡，麦可·查博纽坐在诺大解剖室墙边的一张塑胶椅上。拉蒙斯从命案现场回来已一个小时了，而死者的遗体紧跟在他身后送到。当我到达时，验尸工作已开始进行。我知道今天晚上一定又要加班了。
　　她仰卧着，脸部朝上，双臂贴靠在身体两侧，手掌向上，手指微微弯曲。在命案现场发现的装尸体的纸袋，现在已经移除。她的指甲已被检查过了，也采了一小片。她赤裸着，在不锈钢发亮的解剖台上，她的皮肤看起来就像蜡。她的背上有一块小小圆形压痕，是解剖台上的排水孔造成的。许多头发粘在她的皮肤上，永远和她那头卷曲的头发分离。
　　她的后脑扭曲，形状有点变形，就像孩童的涂鸦人像。血液从她的发问渗出，混合著用来清洗她的水，在尸体下方聚成一滩半透明的红池塘。她的内衣、胸罩、裤子、鞋子和袜子都被血水浸湿，散落摆在解剖台旁的桌上，散发着一股湿黏、类似金属的气味。在内衣旁的手提袋里，装着一条弹力带和卫生棉。
　　凡尼尔正拿着拍立得相机拍照。带有白边的方形相片摆在查博纽身旁的桌上，一张张清晰地显示出死者的各种不同角度。查博纽一张一张检视照片，紧咬着下唇，然后又一张一张摆回原位。
　　那位监视组来的警员，拿起理光相机和闪光灯拍照。当他绕行解剖台时，新来的技工丽莎拉了一个旧式的屏风摆在尸体后方。这种屏风有金属框架，纤维布幕，在旧日的医院里经常可见，在替病人注射时会用来遮蔽。这个情景实在相当讽刺，我不知道他们想保护谁的隐私权。玛格莉特·爱德基早已无法在乎了。
　　那位拍照的警员在拍过几张相片后，从高凳上下来，一脸狐疑地看着拉蒙斯。而拉蒙斯站在尸体旁，指着尸体左后肩上的一处擦伤。
　　“你这个拍了吗？”
　　丽莎正站在尸体左边的擦伤处旁，手上拿着一块牌子，上面写有尸体的编号，和1994年6月23日的日期。丹尼尔和那位警员都靠了上来。
　　随着拉蒙斯所指的位置，丽莎把死者头部伤口附近的头发刮除，用喷雾器清洗干净。伤处一共有五个，每个都呈不规则的锯齿状，典型受钝器攻击造成的伤口。拉蒙斯测量伤口的位置。拿照相机的人则以近距离拍下特写。
　　一会儿后，拉蒙斯开口道：“他可能是这个角度攻击的。麻烦你把她翻过来。”
　　丽莎上前一步，挡住了我的视线。她扳住尸体左侧，轻轻翻动，把死者的左手臂紧压在胃部的位置，然后和丹尼尔合力把尸体的背面朝上。我听见死者头部撞击在不锈钢解剖台上的闷厚声响。丽莎把死者的头部抬起来，在颈部垫了一块像皮垫，然后退下。
　　目睹这一切使我的血液流动更为快速，胸部一阵郁闷，恐惧的间歇泉又再次喷发。
　　玛格莉特身上被割了一道伤口，从肋骨一直到耻骨。这道锯齿状的伤口从胸骨直下，曝露出身体里面的内脏。在伤口最深的地方，里面的器官已经移位，竞能直接看到他的脊椎骨。
　　我把目光往上移开她的腹部，不忍再看那幅凶残而恐怖的景象。然而往上看并没有让我好过一些，她的头部微微侧偏，向上翻的鼻子和削瘦的下巴，有点像小精灵的脸。她的脸颊高耸，上面长满了粒粒的雀斑。在她死后，。这些棕色的小斑点和周遭白晰的皮肤形成强烈的对比。她的长相有点像佩比·隆斯塔金(PippiLongst ocking)，只不过这个小精灵的嘴并没有笑。她的嘴巴张大，含着自已被凶手割下塞进的左乳房，乳头触及她的下嘴。
　　我抬起头，正好与拉蒙斯的目光相交。他的眼神流露着惯有的深沉。他的下眼险呈圆孤状下垂，微微抽动着。从他的眼神中，我看到一丝感伤，但是他眼神所蕴含的意义恐怕不止于此。
　　拉蒙斯沉默着，继续进行验尸工作，他的注意力在尸体和他的写字板上来回转换。他仔细把尸体上每一道伤口都记录下来，注明位置和形状。他细心地把每一个疤痕和伤口都记下来。在他工作时，旁边的照相机也没闲着，现在己从头部的角度拍摄。我在一旁等着，而查博纽则燃起一根香烟。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拉蒙斯才完成所有勘验工作。
　　“好了，可以把她送去拍x光片了。”
　　他剥下手套，坐在桌子上，弓着背埋首在写字板上，像一个老人小心翼翼地检视他珍藏的邮票。
　　丽莎和但尼斯推了一张不锈钢床进来，停在解剖台右侧，熟练地把尸体搬上钢床，推往x光室。
　　我默默地拉了一张椅子坐在查博纽旁边。他抬起头，对我顿首微笑，深吸了一口烟，然后把烟屁股捺熄。
　　“布兰纳博士，近来如何？”
　　查博纽总是对我说英文，似乎自傲他英文的流畅。他说的英文是混合了魁北克和南方腔调，这是因为他生在魁北克省的奇考提米郡，小时候却有两年在德州东部度过。
　　“我很好，你呢？”
　　“没啥好抱怨的。”他耸耸肩，双手一摊，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查博纽有一张宽大而友善的脸，一头灰硬的头发，使我联想起海葵。他的块头很大，脖子却细得不成比例，因此他总是把衣领束得很紧。他的领带总是不太安分，不是歪斜至一旁，就是松垮垂下至衬衫第一个纽扣的位置。他一早就把领带解开了，似乎是想换个造型，又似乎是要让自己放松一点。查博纽和其他蒙特娄警局的人不同，不会每天在意自己的衣饰造型。不过，也许他也是一样。今天他穿着淡黄色衬衫、尼龙长裤和绿色的格纹运动夹克。他的领带是棕色的。
　　“看过相片了吗？”他问，伸手指着身后一个棕色的公文封。
　　“还没。”
　　他拿起公文封。抽出一叠拍立得相片给我。“这些相片是和尸体一起送来的。”
　　我点点头，开始一张张检视。查博纽在一旁盯着我，似乎希望我脸上出现害怕的表情，他好回去向克劳得尔说。也许他只是单纯好奇我会有什么反应。
　　这些照片拍得井然有序，有如现场重建小组般，把案发现场的情状拍得矩细靡遗。第一张照片是一条小街，两旁都是旧房子，每栋都有三层楼，看起来维护得很好。街道两旁各有一排树木，树木由人行道上水泥围起的四方花圃中长出。每户人家前都有庭院，庭院中央有一条步道，通往有铁栏杆扶手的大门台阶。在人行道上有警方围起的三角筒和黄带子，不让围观者进人。
　　接下来的几张相片，拍摄的是一栋红砖屋。我注意到一些细节。这栋房子左右各有一块门牌号码，一块是1407号，另一块则是1409号。在房子正面的窗台下，有人种了许多花朵。我能辨认出那是金盏花，它们凄凉地挤在一起，巨大的黄色花朵已枯萎，以同一个孤度下垂，孤寂地诉说生命的兴衰。一辆脚踏车斜倚在花园四周已锈蚀的铁栏杆的一侧，倾斜得几乎快躺至草地上。脚踏车似乎透露着一个讯息，隐喻这栋房子即将出售。
　　除了这几个较特殊的地方外，这栋建筑物和外面街道两旁的房子并无太大差异。一样的台阶，一样的露台，一样的大门，一样的蕾丝窗帘。我不禁有些纳闷：“为什么是这栋房子？为什么悲剧会选择在此上演？为什么不是1405号或对面的房子？为什么不是发生在另一个社区？”
　　一张张相片带领我慢慢接近那栋屋子，像显微镜一样慢慢调高。接下来的照片拍的是屋里的情况。再次，我又被屋内的摆设吸引了。小小的房间，廉价的家具。老旧的电视。一个客厅。一间餐厅。一个墙上贴满海报的男孩房，床上有一本书扔在那里，书名是《世界如何动作？》我感到又一阵的伤痛，怀疑这本书是否真能解释这个世界的问题。
　　玛格莉特·爱德基一定很喜欢蓝色，屋里每一扇门和木头窗框，都被漆上了明亮的蓝色。
　　最后，是死者的相片。尸体倒在入口左侧的一个小空间里，由此可通往第二间卧室和厨房。从厨房的方向看去，我看到一张餐桌，上面铺着塑胶垫。在玛格莉特陈尸的地方，只摆了一架电视、一张沙发和一座餐柜。她的尸体就倒在这些家具中间。
　　她仰卧着，两腿外张。她身上的衣服好端端的，但是运动服上衣被拉了起来，遮住脸部。她的双手腕被凶手用运动衫紧绑，手肘向外，高举过顶。这个姿势就像初次登台演出的芭蕾舞者。
　　在她胸前有道长长的刀伤，但是皮开肉绽的血腥场面经过照相机拍摄后，看起来就没那么恐怖。在她原本左乳房的位置，被凶手反复切割而形成一块深红色的方形区域。在这个方块区域的转角处，便是那道笔直往下的纵长伤口。这个伤口使我想到会在马雅人头颅上见过的环锯现象，但是凶手这样做却不是为了减缓受害者的痛苦，也不是为驱赶她体内的幽灵。就算这样做是为了释放某个被囚困的心灵，也不会是这个女孩的。玛格莉特·爱德基被当成宣泄口，是凶手扭曲、丑恶灵魂寻求发泄下的牺牲品。
　　她的运动裤被扯下到膝盖的位置，裤子的松紧带绷得很紧。血从她双腿间流下，在她身体下方积成了一滩血池。在她死时，脚上仍穿着运动鞋和袜子。
　　我一语不发，把照片和公文封还给查博纽。
　　“很恶心，对不对？”他问。
　　“的确是。”
　　“说不定他是个该死的外科医生。一个真正在刀口上嗜血的家伙。”他摇着头说。
　　我正想回答，然而此时但尼斯已拿着X光片进来，一张张夹在看片盒上。他抖动x光片，发出来的声音就像远处传来的雷鸣。
　　我们一张张检视X光片，从左至右，从头至脚。头骨的正面和侧面都显示多处伤痕，至少肩膀、手臂和肘骨还算正常。但是当我们看到腹部和骨盆的位置时，每个人都惊讶万分。
　　“真该死！”查博纽说。
　　“我的天啊！”
　　“他妈的！”
　　在x光片上，玛格莉特·爱德基的腹部深处，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物品。我们全盯着它，说不出话来。只有一个解释，这个东西是被人从阴道塞进去的，而且塞的力道十分强劲，往上直达大肠，所以刚才从外部才没有发现。我看着这个东西，感到腹部一股火热，便不由自主地抱住腹部，心脏快狂跳出了胸腔。出现在X光上的，是一座人形雕像。
　　这座雕像嵌在骨盆腔内，在x光片上，它的剪影和附近的器官形成强烈的对比。在反白的内脏器官间，这座雕像一脚向前，双手略张，似乎是一尊神像。雕像的头微微下垂，就像旧石器时代的维纳斯雕像。
　　一时之间，大家都沉默无语，整个房间一片死寂。
　　“我知道这座雕像是什么，”但尼斯说。他报报眼镜，表情十分伤痛，脸上的肌肉快拧成了一团。
　　“你们都知道的，那是圣母玛莉亚。”
　　我们一齐把头转回X光片上。这个凶手不但残酷下流，而且亵渎神明，已不是丧心病狂所能形容的了。
　　“那个该死的狗杂种！”查博纽怒骂道。
　　他的激动让我有些惊讶。没想到这位大场面看多了的重案组的刑警，竟然有如此大的情绪反应。他刚才一路看过验尸过程，不知道是不是到现在才受到这座雕像的刺激而爆发，还是单纯只是因为自己的信仰受到侵犯。和多数魁北克人一样，查博纽无疑从小便受到天主教教育，平日的生活都和教会密不可分。然而，尽管我们的信仰不很坚定，但是宗教的影响仍残留在心内深处，对圣像仍抱持十分崇敬的态度。一个人也许不愿佩挂圣像，但要他把圣像烧掉，他也不愿意。我很了解这点，尽管生长的城市不同、国别不同、语言不同，但基本上我们都是同一个部族。这种遗传性的信仰是难以抹灭的。
　　大家又沉默许久。最后，拉蒙斯开口了，一个字一个字清楚地说。我不知道他对眼前这件案子是否看出关联性。我自己也不确定。虽然他用温和的语调说话，却把我心中所想的事完美地表达出来。
　　“查博纽先生，我觉得你和你的搭档应该与我和布兰纳博士开个会。你们也知道，这件案子可能会与别的案子有所关联。”
　　他停了一下，心中盘算了一下日期。
　　“今晚我大概都会待在解剖室，明天又是假日。我看，星期一上午如何？”
　　查博纽警探看着他，又看看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我不知道他是否明白拉蒙斯的意思，或是他根本没有想到其他案子。显然克劳得尔根本没有对他提起我的看法，如果有的话，查博纽就不会有这样的态度。
　　“呃，好吧。我一有空就会来找你。”
　　拉蒙斯一脸阴郁地瞪着查博纽。
　　“好吧，好吧。”
　　我们一定准时到。我现在得回命案现场了，如果克劳得尔过来，麻烦告诉他我大概晚上8点会回到局里。”
　　他狼狈地说，在对拉蒙斯说话时，忘记把语言转回法文。看来他与他的搭档有一番长谈了。
　　查博纽一离开，拉蒙斯便继续进行验尸工作。接下来的都是例行程序。把死者胸部切开Y字形开口，摘下器官，称重、切片和检查。他测量那个雕像的位置，评估内部的损伤，并用文字记录下来。丹尼尔拿手术刀切下死者脑门一小片头皮，又把死者的脸扶正，头部后仰，然后拿电锯摘下一块头骨。电锯发出呼啸的声音，一阵骨头的焦味弥漫整个房间，我不由得后退一步，屏住了呼吸。死者的大脑仍十分完整，表面覆盖一层胶状的保护层，光骨得像一只黑色水母。
　　我知道拉蒙斯的报告上会写些什么。被害人是一位健康的年轻女性，没有任何明显疾病症状。然而，在今天，却因受某人以钝器重击头部，造成头盖骨碎裂，脑血管破裂。至少重击五次。凶手还把雕像塞入被害人阴道，取出部分内脏，然后割下她的乳房。
　　一想到她所经历的，我便打了个寒颤。她阴道受到的伤害是在活着的时候造成的，肌肉撕裂造成大量出血。也就是说，当那座雕像塞进去的时候，她还有心跳。那时她还活着。
　　“……告诉丹尼尔你要什么东西，唐普。”
　　我出了神，没注意听拉蒙斯在说什么。他的声音把我拉回了现实。他已做完勘验，提醒我要取一些骨头样本。死者的胸骨和前肋骨已被切开。我告诉丹尼尔，要他先把死者送上楼清理干净。
　　我上前一步，检视死者的胸腔。在上腹部靠近脊椎的两侧，有无数细微的切痕。在脊椎的胶质护膜上，这些切痕呈现细长条状。
　　“我要从这里到那里的脊椎。肋骨也要。”我指著有切痕的断片说：“把这些送到但尼斯那里。要他清理干净，不要用热水烫。要小心搬动，不要用任何利器触及它。”
　　他听着，戴着手套的双手交叉在胸前。当他伸手把眼镜扶正时，他的鼻子和上唇全皱在一起。他不断地点着头。
　　丹尼尔听我把话讲完后，转头看着拉蒙斯。
　　“然后结案？”他问。
　　“做完后就结案。”拉蒙斯回应道。
　　丹尼尔去做了。他会切下部分骨头，然后用别的东西代替，再封起来。之后他会把头盖骨放回去，重新调整脸部皮肤，把手术刀割开的伤口缝合起来。等他全部完成后，玛格莉特·爱德基就会看起来像没被动过一样，可以等待下葬了。
　　我回到办公室，打算在回家前，先把脑海的思绪整理一下。15楼的人全都下班了。我坐在旋转椅上，把脚搭在窗台，看着窗外的河景。在靠近我这边的河岸，米罗工厂古怪的灰色建筑配上平行的格架钢骨，看起来就像个异形怪物。在这栋水泥厂房后，一艘船缓缓沿河上行，在傍晚灰暗的暮色里，船上的灯光已难以辨认。
　　这栋建筑也是完全沉静，但是这股幽静却无法让我放松。我的思绪像河水般黑。也许那栋建筑里也有人正看向我这里，有人和我一样孤寂，一样在工作一整天后感到身心俱疲。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电话的铃声响亮而刺耳。
　　昨晚我并没有睡好，又一大早在6点30分就起床。我应该感到很累才对。然而，我现在只感到焦虑。

风云祭司

2016-6-16 16:57 编辑 <br /><br />　　在驾车过去的途中，我的心情如空中飞人般上下摆动。天空已全黑了，但是整座城市充满了灯火。公寓房屋的窗户发散着柔和的灯光和电视机闪动的蓝光，直直射人夏日的夜晚。人们搬了椅子出来坐在阳台上和庭院中，享受这令人愉悦的夏夜时光。他们闲话家常，吸饮冰凉饮料，把白天的暑气完全消散，换得傍晚一身清凉。
　　我暗自羡慕他们悠闲的家居生活，很想赶快回家，和博蒂共享一块鲔鱼三明治，然后好好睡一觉。虽然我不希望戈碧出事，但我总觉得她可以自己坐计程车回家。她总是那么歇斯底里。不过，能听到她的声音总是好的。我既担心她的安危，又痛恨在这个时候去缅恩区。这两种情绪正不断纠缠在我心里。
　　缅恩区就在我的前方，从中国城开始，沿着圣罗伦大道向北方延伸。缅恩区不大，以圣罗伦大道为商业动脉，到处都是小商店、餐厅和廉价咖啡馆。由这里向外幅射出许多窄巷后街，林立着各式廉价出租公寓。虽然这里的人口以说法语的居多，但缅恩区却是各种族混杂的区域。各个人种齐聚在此，就像街上各式意大利、葡萄牙、希腊、波兰和中国餐厅飘出的香气一样，混杂，却不融合。
　　缅恩区曾是蒙特娄移民起源之地，新移民受廉价房子和邻近乡村的吸引而来。他们定居在此，适应加拿大的生活方式。每群新来的移民都集居在一起，以此化解乡愁，好在异地文化中维系民族的自信。有些移民会学习英文或法文，而且一有钱就会搬走。至于留下来的人，不是喜欢这种同乡的感觉，就是他们没有能力在外地生活。到了今天，这个保守和失败的社会，又杂集了社会残渣和掠夺者，弱势阶层进驻，他们得不到社会重视，任由掠夺者压迫。夕r地人会到缅恩区找一些东西：廉价商品、便宜餐馆、毒品、酒和女人。他们来这里消费、参观、寻欢，但是他们不会留在这里。
　　圣凯萨琳道位在缅恩区南端。我在此右转，经过三个星期前和戈碧停车观看的路边。现在时刻尚早，妓女们才刚要出来而已。至于膘客们则还没出现。
　　戈碧一定一直看着我来的方向。我才刚到，便从后视镜看到她已穿过对街，一路狂奔而来。她胸前紧抱着公事箱，一副十分恐惧的样子。她跑步的样子就像个小孩，但因早已疏远孩童的跑步方式，因而步伐有些不稳。她长长的腿微弯，头部低垂，肩上的皮包随着步伐而夸张地左右摆荡。
　　她绕过车子，钻了进来，然后双眼紧闭，直喘着气。她紧紧把双手交叠在胸前，不让它颤抖，显然她正努力克制自己冷静下来。她把我吓着了，我从来没看过她像现在这个样子。戈碧虽然总是杞人忧天，不管是真实或假想的危机，都会使她忧心忡忡，但是，我从未看过有什么事能让她害怕成这个样子。
　　一时之间，我说不出话。虽然夜很温暖，我却起了寒颤，呼吸也跟着急促起来。在外面的街道，一辆车子响起几声喇叭声，一位妓女过去向那辆车嗲声嗲语地招揽生意。
　　“我们走吧。”
　　她的声音微弱，我差点没听见。
　　“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我问。
　　她举起一只手，像要逃避责骂似的。她的手在发抖，于是她又把手夹在胸前。我感觉到她仍十分害怕。她的身体很暖，还带着白檀木和汗水的味道。
　　“我会，我会。给我一点时间吧。”
　　“别耍我，戈碧。”我说，口气比我所想的还要严厉。
　　“我很抱歉，让我们先离开这鬼地方好吗？”她说着，把头埋进双臂中。
　　好吧，就照她的剧本演下去。等她平静下来，应该就会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回家吗？”我问。
　　她点点头，但头仍埋在胸前。我发动引擎，向圣路易斯街开去。当我把车停在她屋前时，她仍未开口说话。虽然她的呼吸已平顺得多，但是手仍在发抖。
　　我把车停在停车场，关掉引擎，害怕即将要发生的事。每当戈碧遇到问题时，我总是她的咨询顾问，无论生病、父母吵架、课业压力、信仰或情感问题。我发现她总是能慢慢化解，无论天大的事发生，等下次我再见到她时，她又一副笑脸迎人的样子，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并不是我没有同情心，而是这样的情况遇太多次了。上次她说她怀孕，结果根本没有；说她钱包掉了，结果在沙发坐垫下找到。无论如何，她今晚的反应的确把我吓着了，正好今晚我一心想要独处，但看她现在的样子，似乎希望我留下来陪她。
　　“你今晚要过来陪我住吗？”我主动问。
　　她沉默了好一会儿，我想她也许没有听到我刚才说的话。我转过身，正准备要再讲一次时，才发现她一直看着我。刚才她一副神经过敏的样子，现在却变成一片死寂。她的脊背僵硬，上身微弓向前，几乎快碰到前座椅背。她一只手放在膝盖上，另一只手紧紧握拳按着嘴唇。她眯着眼睛，下眼睑微微抽动，细微得难以察觉。她的思绪似乎被什么东西压住，心中一直反复盘算这事情的变化和得失。
　　“你一定觉得我疯了。”她终于平静下来，声音恢复原有的低沉。
　　“我只是有点不解而已。”我言不由衷地说。
　　“是啊，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她自责地笑了起来，又一面摇着头。她的发绺也随之摆动。
　　“我刚才真的有点反常。”
　　我等着她继续说下去。一个车门关上的声音传来。在广场公园里，飘来一阵低沉忧郁的萨克斯风乐声。远处一辆救护车经过，尖锐的警笛回荡在夜空中。好一个都市的夏夜。
　　在黑暗中，我注意到的不是萨克斯风，而是戈碧游移的眼神。她的眼神本来好像要直视我，却突然转移开。就像自动对焦的镜头，她的目光超越我落在他处，似乎决定再次闭口不语。她又开始陷入沉思，也许在思考该用什么表情来面对我。
　　“我没事了，”她说着，拿起公事包和背袋，手伸向门把。“谢谢你来接我。”
　　她决定要逃避了。
　　也许是我太累了，也许是这几天压力太大。无论如何，我终于失控了。
　　“等一下！”我吼道：“我想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一个小时前你还说有人想杀你！刚才你从餐厅拼命跑出来，全身发抖，像后面有鬼跟来一样！你气都喘不过来，手也像触电一样抖个不停，而你现在竟然没有解释，丢一句‘谢谢你送我回来’就想走？”我从未对她如此生气过。我的音调上扬，怒气直冲脑门，甚至能感觉到太阳穴的血管在砰砰跳动。
　　她被我的愤怒吓得僵住了。车灯映在她脸上，由白至红，恰巧加深了这个意象。
　　她僵在那里好一会儿，然后，好像活门被释开一般，她的紧张慢慢消失了。她放开门把，放下公事包，坐回位子上。再一次，她又陷入思考。也许她在想该如何说起；也许她在想逃避的借口。我等着。
　　好一会儿后，她肩膀微微伸展，做了个深呼吸，做好开口的准备。当她说出第一句话，我就知道她决定要告诉我了。她会让我知道，不过也是有限度的。她很谨慎筹措要说出口的话，在她内心思想的困境中造一条有护栏的小径好让我走过。**着车门，双臂抱胸。
　　“最近我和一些……一些不寻常的人共事。”
　　我知道她说得有点模糊，但我没有说出来。
　　“不，不。我知道这样讲不太清楚，不过我不是指街上那些人。那些人我可以处理得很好。”
　　她正拐弯抹角地选择适当的话。
　　“就跟球场一样，你只要学会规则和术语，就什么问题也没有。到哪里都一样，你只要先观察当地的习俗，不要侵犯到他们。就是这么简单：不要破坏他们的地盘，不要耍诡计，不要向警方告密。从事这些人的调查工作并不难，而且那些女孩都认识我了。她们知道我不会有什么威协。”。
　　她停下来。我不知道她是否又决定不说了，还是继续整理思绪，先过滤掉哪些事情不该说。我决定稍稍推她一把。
　　“她们之中有人威协你？”
　　戈碧一向最重视道义，我猜我这样说，她一定会马上为她们辩护。
　　“你说那些女孩？不，不。她们都很好，一点问题也没有。我觉得她们和我就像朋友一样。我想我和她们并没有什么不同。”
　　很好，至少现在知道问题不在这些女孩身上了。我继续引诱下去。
　　“别人怎么不会把你当成和她们一样，要怎么避免？”
　　“噢，我没有房间避免。我想和她们打成一片，若处处怕被人误会，那就根本打不进去。那些女孩知道我别无恶意，便接纳我了，就这样而已。”
　　我停止再问这些浅显的问题。
　　“如果有嫖客骚扰我，我就说我不是在这儿工作。他们大部分都会马上离开。”
　　她又沉默了，继续陷入沉思，想着哪些事要告诉我，哪些要保密，接下来要怎么说，想着该如何让我清楚知道，而又不全盘托出。一只狗在广场中吠叫起来。我猜她一定想保护某人或某事，但现在我不想再逼她了。
　　“大部分是这样，”她继续说下去：“只有一个人例外。”
　　她停下不语。
　　“那个人是谁？”她稍做暂停，才又开口。
　　“我不知道，但是他真的让我不寒而栗。其实，他不是嫖客，但是他喜欢在那里出没。我想那些女孩都没注意到他，但他却对那里很熟。他曾跑来和我说话，于是我便和他谈过一会儿。”
　　又停顿了。
　　“最近，他开始跟踪我。一开始我并没有注意，只是奇怪为什么老在一些地方遇到他。晚上我回家时，有时会看见他在地铁上，或是在这里，在这座广场出现。有一次我还在麦考迪亚遇到他，就在我办公室所在的图书馆大楼外。有时我还发现他一直跟在我后面，在人行道上朝同一个方向走。上星期，我在圣罗伦街又看见他。为了证明他是否跟踪我，我故意放慢脚步，结果他也慢了下来。如果我加快步伐，他也跟着加快。为了摆脱他，我还特意躲进一家糕饼店，结果等我出来时，发现他竟然还站在对街，假装在看橱窗里的东西。”
　　“你确定是同一个人？”
　　“完全肯定。”
　　她又沉默下来。这次沉默的时间更久。我等着。
　　“不只是这样。”
　　她低头看着自己的手。她两只手又再度接触，紧紧握在一起。
　　“最近她开始纠缠我，对我说一些不三不四的话。我一直想躲开他，但是今晚他又出现在那家餐厅。他身上好像装有雷达，总是知道我会到哪里去。无论如何，他今晚又来了，满嘴都是令人恶心的话。”
　　她再度开始沉思。一会儿后，她转向我，好像找出过去未曾想到的答案一样。她的声音带有一丝惊讶。
　　“是他的眼睛，唐普。他的眼睛太奇怪了2那对眼珠又黑又锐利，像蛇眼一样，而且白眼球上市满血丝。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病，或是过去生病的后遗症。反正我从未看过像这样的眼睛。那种眼神会让人想找个地方钻进去躲起来。唐普，我大概是太爱乱想了。也许我是受到上次我们见面时谈的事影响，也许你谈过之后就忘得一干二净了，但是我的心理却产生很大阴影。”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在黑暗中，我无法判读她的表情，但是她的肢体语言仍透露出害怕。她的躯体僵硬，双臂紧紧地把公事包抱在胸前，一副寻求保护的样子。
　　“你还知道这个人哪些事？”
　　“我知道的不多。”
　　“那些女孩认为他是怎样的人？”
　　“她们根本没理过他。”
　　“没有。没有直接威协。”
　　“他曾出现过暴力倾向或失控行为吗？”
　　“没有。”
　　“他有吸毒吗？”
　　“不知道。”
　　“你知道他的名字，或他住在哪吗？”
　　“不知道。有些事情我们是不会问的，这是那里不成文的规定。”
　　我们又陷入漫长的沉默，各自思量着刚才的对话。一个骑脚踏车的人从人行道上经过，缓缓地踩着踏板。他的头盔不停跳动，在一盏盏街灯的照射下闪耀着亮光，然后消失在远处黑暗中。在他消失的地方，一只萤火虫不知从哪里飞来，在暗处一明一灭地发出绿色光芒。
　　我想着戈碧刚才说的话，觉得自己可能太过份了点。我是否该不理会她的恐惧，还是认真思考她真的遇上神精病呢？这整件事是她自己神精过敏，根本没有危害，还是她真的遇上危险呢？我该静观事情演变，还是采取一些行动呢？该不该报警呢？这些问题回旋在我脑子里，使我不断思考着。
　　我们坐在车里好一阵子，听着广场公园传来的声音，闻着夏夜温和的味道，两个人的眼神各自在不同方向漫游。这一段沉默对平抚情绪的助益很大，戈碧已把公事包放在腿上，头部开始转动，整个人也往后靠着椅背。虽然我看不清楚她的形体，但是这些改变却十分明显。当她再度开口时，声音已变得坚强多了。
　　“我知道我反应过度了。他只是个没有危险性的怪人，想吓唬我而已。结果我竟然中了他的圈套，把自己吓成这样。”
　　“你过去没有碰过像这样的人吗？”
　　“有啊，大部分接受我访谈的人，都是十足的问题人物。”她发出一声短笑，但其中却没有快乐的意思。
　　“你为什么会觉得这个人不一样？”
　　她想了一下，把拇指甲伸进嘴里咬着。
　　“哎，这很难形容啦。在危险份子和怪人之间，也只是一线之隔而已。这很难界定，但是你也知道，当危险来的时候，你总是嗅得出来。也许这就是直觉吧。在我和那些女孩谈过后，发现她们也有这样的直觉，如果她们觉得某个客人有问题，就不会跟他走。她们每个人各有自己的判断方式。有的人是看眼睛，有的人由言谈判断。像海伦，她就绝不会跟着穿牛仔靴的人走。”
　　她又再次停下来思考。
　　“我想，我一定是什么杀人狂或色魔的消息看太多了，才会有这种反应。”
　　她自我反省着，而我则想找机会偷看手表。
　　“这家伙一定是想吓我。”
　　又是一段沉默。她似乎是在对自己说话。
　　“真是个混蛋。”
　　此时，她的语气变得愤怒起来。
　　“真该死！唐普，我不会再让他这样耍我了，我要给他一点颜色瞧瞧，叫他滚远一点。”
　　她转过身，把手放在我身上。
　　“很抱歉，今晚把你硬拖来这里。我真是太笨了！你能原谅我吗？”
　　我看着她，没有说话。再一次，她情绪的大回转让我相当惊讶。才短短30分钟，她怎么能从恐惧、崩溃转而变成愤怒，然后向我道歉？不过，我实在太累，时间也晚了，便懒得再追究下去。
　　“戈碧，现在很晚了，我们明天再谈好了。当然，我不会生你的气，你没事就好了。如果你想住到我家来，我随时欢迎。”
　　她靠上来拥抱我。“谢谢，不过我真的没事了。我再打电话给你，我保证。”
　　我看着她走上屋前台阶，她的衬衣被风吹动着，像一团迷雾般笼罩着她。她很快消失在紫色的门后，留下一片空无。我一个人坐在车上，周遭尽是一片黑暗和白檀木的气味。虽然没什么事发生，但我的心却起了一阵悸动。就像阴影一样，一闪即逝。
　　在回家的路上，我的心思仍无法得到安宁。戈碧会不会编了一套谎言哄我？她是不是真的遇上了危险？她隐藏不说的事到底是什么？这个奇怪的人会不会真的是危险人物？是不是我说的杀人案在她心里留下阴影？我该报警处理吗？
　　我决定不再因担心戈碧的安危而影响到自己。我回到家，按照过去太紧张或工作过度时的惯例：洗一个热水澡。我在水里洒上药盐，把音乐的音量开到最大，然后一边洗，一边高唱歌曲。洗完澡后，我打电话给凯蒂，但是一样，接电话的仍是答录机。于是我和博蒂一起吃饼干牛奶。博蒂只对牛奶有兴趣，完全不理会放在餐台上的饼干碟子，喝完牛奶便去床上窝着了。
　　心中的焦虑仍未完全消散，我又失眠了。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上的光影，忍住起来打电话给彼得的冲动。我恨自己，为什么在现在这种时刻就会需要他，为什么要借助他的力量来平抚我的沮丧。我发誓一定要打破这种依赖。
　　即使睡眠来得像漩涡一样，把彼得、凯蒂、戈碧和那些杀人案件卷进我的思绪中，但是，能睡着总是好的。唯有睡眠，才能让我继续迎向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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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祭司

2016-6-16 16:57 编辑 <br /><br />　　我再次醒来时，已是隔天上午9点15分了。我不常睡过头，但今天是星期五，6月24日圣洗节，在魁北克这是国定假日。像这种日子，我总是患了假日倦怠症。在今天，几乎任何事情都暂停，“盖兹特报”也不会送到我门前，所以我煮了咖啡后，便得自己走到街角，买另一家的报纸。
　　天气晴朗而生动，这个世界正展现出它充满活力的基质。物体和阴影以鲜明的影像对立，红砖和木头、金属和油漆、玻璃和花朵都在自己的位置上散发五颜六色的光彩。天空蓝得清亮，纯净地容不下半朵浮云，使我想起小时候收到的一张圣诞卡，卡片上的天空正如今天一样，蓝得同样暴虐。
　　早晨的空气令人感觉温暖和轻柔，更佳的是还带了点淡淡的牵牛花香。这几天来气温上升得虽然十分缓慢，却一天比一天高。今天的温度是摄氏23度。蒙特娄是建在岛上的城市，四周有圣罗伦斯河环绕，使它脱离不了潮湿的命运。哇！今天真像卡罗来纳的天气：炎热又潮湿。我喜欢这种回到家乡的感觉。
　　我买了一份“蒙特娄日报”，这是法文报纸。我拿着报纸走回住处，瞥见报上首页有“欢庆魁北克佳节！”这几个斗大标题。我瞄了标题一眼，又看了一下副标，讲的大约都是庆典和政治的事。魁北克上次选举失败后，群众的政治热情高涨，希望马上分裂独立的情绪升高，许多人都在衣服上或大字报上写着：明天我们独立建国！我希望这个诉求最好不要引起暴力。
　　回家后，我倒了咖啡，调了一碗牛奶果麦，然后在餐桌上读起报纸。我是个新闻蛀虫，无法一天不看报纸或电视新闻。当我到外地旅行时，一进旅馆总是先把电视打开，转到CNN新闻，然后才解开行李。即使工作再忙，这个习惯也没有改变。
　　“蒙特娄日报”里有许多短篇报导，还附有大量照片。博蒂熟知我的习惯，先跳上我身旁的椅子，姥缩起身体睡在那。我不知道它是喜欢待在我身边，还是想等待有食物掉下来。它弓着背，四肢缩在身体下，张着一对黄色的眼睛看着我，好像对我有什么疑问似的。在看报时，我能感觉它的眼睛仍直向着我看。
　　我翻动报纸，在第二版一位牧师上吊和世界杯足球赛的报导之间，找到昨天那件命案的消息。
　　惊见杀人分尸
　　一位24岁少妇昨日下午被发现陈尸家中。尸体遭到肢解，死者是玛格莉特·爱德基，家庭主妇，育有一名6岁大的儿子。爱德基太太在上午10点和先生通过电话后，中午她姐姐却发现她已陈尸家中，尸体有受到殴击和分尸的迹象。
　　据蒙特委警方表示，命案现场门窗没有任何被破坏的迹象，无法确定凶手如何闯进被害人家中。目前被害人尸体己送到法医室，由法医皮尔·拉蒙斯以及专精骨科的唐普·布兰纳博士共同解剖，期待查明凶手使用的凶器……
　　这篇报导接下来开始推测死者生前最后的行动，报导她生平概要，家人痛不欲生的景象，以及警方开始全力缉凶的情形。除了文字外，还有几张照片。第一张是命案现场外的景象，相片中可以看到那栋凶宅的正门、警察、放在担架上以尸袋装着抬出来的被害人遗体，以及人行道上隔着警方封锁带围观的群众。他们脸上好奇的表情全冻结在这张黑白的相片上。我认出了克劳得尔，他高举着右手，样子就像中学的乐队指挥。在这张相片的一角，插有玛格莉特·爱德基生前的相片。相片虽然模糊，但比起在解剖室里，这张相片的表情显得快乐多了。
　　第二张照片是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妇、穿着T恤的小男孩以及戴着黑框眼镜蓄有胡子的男人的合照。这个男人伸出两手搂着老妇和小孩的肩膀。他们的眼神中充满悲伤和迷惑，这是被害人家属的共同表情，是我早已熟悉的。照片下方有文字说明，他们是被害人的母亲、儿子和丈夫。
　　第三张照片是我最讨厌见到的一一我的大头照。这张照片我实在太熟了，是我在1992年拍的，做为人事档案用。结果这张照片不断被报社翻印，而且总是在下面注明“美国人类学专家。”
　　“该死！”
　　博蒂跳了起来，一脸不满地看着我。我不理它。我发誓在假日绝对不要去想命案的事，但这个誓言却维持不了多久。我早该想到报纸一定会刊载昨天发生的命案。我把已冷掉的咖啡一饮而尽，打电话给戈碧。没有人接。尽管她可能有一百万个不在家的理由，但都一样让我感到不高兴。
　　我走到卧房换衣服，打算去练太极拳。通常太极拳课程都在星期二晚上，但是今天大家都不上班，于是他们先前便说今天要开课。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想去，但是报纸上的新闻和打不通的电话令我非去不可。至少，去练习一两个小时，应该可以让我的脑筋稍稍沉静一些。
　　再一次，我又错了。打了90分钟的太极拳，“空中捉鸟”、“摆手如云”、“大海捞针”等招式根本无法让我的心情进入假日的情绪。在整个课程中，我完全心不在焉，心情变得更加恶劣。
　　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我扭开收音机，打算让音乐来引领我紊乱的心情。我不能让这个假期就这样泡汤。
　　“……约在昨日中午遇害。爱德基太太原本和姐姐约好见面，但是她没有赴约。命案现场是在迪斯加汀街1327号，警方找不到任何暴力侵入的痕迹，因此推断凶手应该是熟人。”
　　我知道我应该马上转台，但是，我却让广播的声音直攻进心房。它刺激着我心中即将爆发的锅炉，把我沮丧的情绪拱上台面，把整个假日的心情破坏无遗。
　　“……法医验尸的结果尚未出炉。警方正全力出动在蒙特娄市东区查访任何有关的线索。这件谋杀案是今年第26件，蒙特娄警局希望民众踊跃提供线索，刑事组电话是555—2052。”
　　我没有多想，便把车子掉头往法医室开去。不到20分钟，我便站在法医室的大门。我心中想要完成某件事，但目前还不知道那是什么。
　　魁北克省警局相当安静，平日惯有的骚乱忙碌景象全不见了，只剩几个倒楣的家伙留守。大厅的警卫一脸狐疑地看着我，但没说什么便让我进去了。法医室和司法科学研究室里一个人都没有。在假日里，空荡荡的办公室和研究室看起来似乎变了一个样。我走进我的办公室，桌上仍散落各式铅笔和奇异笔。我一边收拾，一边环顾四处，看见未完成的报告、未归档的幻灯片和那个拼凑中的头骨。头骨空洞的眼窝正茫然地瞪着我。
　　我仍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来这里，不知道来这里要做什么。我感到全身紧绷，心情很不好。我又想起了我情感上的伤疤。“唐普，”她曾说：“你一定要那么克制自己吗？难道没有人可以让你倾诉？”
　　也许她是对的。当我无法解决问题时，我可能试图逃避那随之而来的罪恶感。也许我只是找别的东西来转移注意，她忘掉那种不适应的感觉。我告诉自己，凶案调查真的不是我的责任，那是刑事警察的事，我的工作只是提供他们专业的技术协助。我痛骂自己，要自己不要多管闲事。但是，以上完全不管用。
　　在我把桌上的铅笔都收拾干净时，我的理智已很明白地告诉自己：我和这些案子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我就是无法逃脱这种感觉，这感觉紧咬着我，像只老鼠或鹦鹉般，使我总觉得自己疏漏了这件案子中的什么重要细节。我必须做点什么事。
　　我从档案柜里拿出一个档案夹。三个女人道到谋杀，茜儿、伊莉莎白和玛格莉特。这三位被害人的住所相隔遥远，背景、年纪和外型各不相同。到目前为止，我仍无法肯定这三件案子是同一个凶手所为。克劳得尔只会把这些案子当成个案处理，我必须找出足以说服他的关联。
　　我撕下一张活页纸，画出一个表格，在表格上填上我想到的种种项目。年龄、种族、发色和长度、眼睛颜色、身高、体重、最后穿着的服装、婚姻状况、使用语言、宗教信仰、居住地、职业、致死原因、死亡日期和陈尸地点。
　　我从茜儿·托提尔开始，但很快就发现我手上的资料无法提供我需要的讯息。我得有警方的完整报告和现场照片才行。我看了一下时间——1点45分。茜儿是魁北克警局承办的案子，我决定到一楼去把档案调出来。平常刑事组很忙，今天他们应该有空帮我调资料。
　　果然没错。偌大的刑事组办公室几乎全空，只剩一排排的灰色铁桌闲在那里。三个警察聚在办公室深处角落。其中两个警员隔着桌上的档案堆，面对面地坐着。其中一个颀长、削瘦、双颊深陷、头发灰白的男警员跷着腿坐在椅子上。他的名字叫安迪·莱思。他的法语很生硬，带有浓厚的英国腔。他拿着原子笔在空中乱画着，挂在椅背上的夹克双袖随着他身体的动作而摆荡。眼前的这副景象使我联想起在消防队里待命的队员，虽无所事事，但随时准备出动。
　　坐在莱恩对面的警员歪着头看他，就像一只在笼中向外窥视的金丝雀。他个子较矮，虽然已到啤酒肚凸出的年纪，但肌肉仍相当发达。他的皮肤晒得很黑，一头浓密的黑发上了油，梳得整整齐齐，看起来像电视节目里的主持人。我猜他可能连胡子也整理过了。他桌上的名牌上写着：吉姆·贝坦德。
　　第三个警员坐在吉姆的桌子上，一边听他们讲话，一边低头玩弄脚上意大利便鞋上的流苏。我一看到他，心情马上沉到谷底——克劳得尔居然也在这里。
　　他们同时笑了起来，笑声嘶哑，像是在讲关于女人的低级笑话。
　　布兰纳，你太多疑了，我对自己说，镇静些。我清清喉咙，七扭八拐地绕过迷宫般的办公桌阵，向他们走去。他们安静下来，一致看着我。那个魁北克警局的警探认出是我，便微笑着站起来。克劳得尔动也不动，一点都不掩饰他的不愉决。
　　“你好，布兰纳博士。”莱恩使用英文向我问好。“你多久没回老家了？”
　　“几个月了吧。”我说。
　　“我一直想问你，你在老家外出时，身上是不是都带有一把AK—47步枪？”
　　“没有。我们通常都把枪挂在架子上。做装饰用。”
　　我知道他是想挖苦美国的暴力盛行。
　　“那里已经有室内厕所了吗？”贝坦德尖酸地问。
　　在这三个人中，只有莱思露出尴尬的表情。
　　在魁北克警局刑事组中，安迪·莱恩的经历相当特殊。他在新斯科夏省出生，双亲都是爱尔兰人，而且皆为医生。他们在伦敦受教育，搬来加拿大后，仍然只会说英文。他们希望安迪也能当医生，为了不受语言的限制，他们要求他把法文练好。
　　他上中学后开始变坏，喜欢到处寻找刺激，很快就染上酒瘾和毒瘾。他待在学校的时间很少，绝大部分都待在烟酒气味弥漫的地方渴酒嗑药。他成为当地警察局里的常客，每次在狂饮作乐的下场，都是被逮进警局，趴在拘留所的地板上呕吐。在一个晚上，他被人在脖子上刺了一刀，被送往圣玛莎医院急救，刀子差点就刺中颈动脉。
　　经过这次事件后，他整个人都变了。他还是一样喜欢寻找刺激，但是方向却完全不同。他回学校完成犯罪学的学分，而后进魁北克警局服务，现在的阶级已决升至副巡官了。
　　他在街上混的那段岁月，对他的工作帮助很大。莱思平日虽然彬彬有礼、言谈温和，却也擅长处理街头事件。他熟知黑社会的术语和惯例，能够掌握他们的动态。我还没与他合作过，关于他的传言都是平常在办公室里听来的。不过，倒是从没听过有人批评过他。
　　“你今天来这里做什么？”他问着，伸手指向窗外。“你应该到户外参加宴会才对。”
　　我看见在他的衣领上方，有一道疤痕残留。这道疤痕光滑发亮，像一条湿濡的蛇。
　　“我大概不喜欢社交生活，而且，街上的商店全关了，我不知道要做什么才好。”
　　贝坦德离开座位走过来，伸出手，对我点头微笑。我和他握握手。克劳得尔仍不理我，我想，这样最好。
　　“我想调一份去年的档案，是茵儿·托提尔。她在1993年10月遇害。尸体是在圣杰罗发现的。”
　　贝坦德弹了一下手指，对我说：“我记得，那个在**堆发现尸体的案子，我们到现在还没办法逮到凶手。”
　　从眼角余光中，我瞥见克劳得尔对莱思眨了眨眼睛。这个举动细微得几乎难以察觉，却引发了我的好奇心。我想克劳得尔来这里应该不只是串门子，他们一定在讨论昨天的案子。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把茜儿和伊莉莎白的案子一并讨论。
　　“没问题，”莱恩说，他皮笑肉不笑地说：“你要什么都可以。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有什么地方疏漏了？”
　　他掏出一包香烟，拍出一根叼在嘴里，然后把整包香烟送给我。我连忙摇头拒绝。
　　“不是，不是，和你们一点关系也没有。”我说：“我楼上有两个案子正在进行，那两件案子让我想起茜儿案。我也不知道我调档案要看什么，只是想再看一遍现场照片和凶案报告而已。”
　　“我了解，我知道那种感受。”他说着，口中喷出一缕烟雾。如果他知道我和克劳得尔共同参与同一案件，他可能就不会这么说。“有时候只能跟着直觉走。这次你的直觉是什么？”
　　“她认为所有案子都是同一个精神病患干的。”
　　克劳得尔的音调很平，我看见他的目光仍停在鞋子的流苏上。他说话的时候，嘴唇几乎没有动，充满了鄙视的意味。我转过身，不理会他。
　　莱恩对克劳得尔笑了笑。“别这样，放轻松点，看看档案又不会怎么样。”
　　克劳得尔哼了一声，摇摇头。他看了一下手表，然后对我说：“你有什么线索？”
　　我还来不及回答，办公室的大门就突然被打开了。麦可·查博纽冲了进来，跌跌撞撞地跑向我们，左手拿着一张纸摇晃着。
　　“找到他了！”他喊着：“找到那个狗杂种了！”他红着脸，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是时候了，”克劳得尔说。“让我看看。”他很不客气地说，好像把查博纽当成送报童。
　　查博纽皱了一下眉，但还是把纸张交给克劳得尔。三个人弯腰挤在一起，头抵着头，像球场上的选手聚在一起开会。查博纽站在他们背后说明。
　　“那个杂种杀了她一个小时后，使用她的提款卡领钱。显然他那天身上的钱不够，所以跑到街角便利商店里的提款机领钱。正好这家店装有摄影机，于是便把他的脸拍下来了。”
　　他指着那张相片说：“很不错吧？这是我今天早上拿到的。值大夜班的店员不知道那家伙的名字。不过他看过他的脸。他建议我们晚上九点后再去看看，显然他是常客。”
　　“他妈的！”贝坦德说。
　　莱恩一语不发，只是盯着那张照片。尽管他弯着腰，但仍比他站在一旁的搭档高。
　　“就是他了，”克劳得尔说，仔细把照片看清楚。“走，去逮捕这家伙。”
　　“我也要去。”我说。
　　他们似乎忘了我的存在，此时一起回头看着我。那两个魁北克警局的警探一脸看好戏的表情，在一旁等着看会发生什么事。
　　“不可能。”克劳得尔用法文说。现在只有他还使用法文。他下领的肌肉绷紧，脸也拉长了，目光一点笑意也没有。
　　摊牌的时候到了。
　　“克劳得尔警探，”我谨慎地说：“从我验过的这几具尸体看来，这几件凶案确实有明显相似之处。如果真是如此，那么这几件案子必定是同一凶手所为，你要叫他精神病也没关系。我也许是对的，也许会错。如果忽视这个可能性，就有造成下一个无辜者受害的危险。若是这样，你确定愿意为此负责？”
　　我话说得客气，但态度相当强硬。和他一样，我现在也充满怒火。
　　“噢，算了吧，就让她跟去吧，”查博纽说：“反正我们只是查访一下而已。”
　　“就是啊，不管你们信不信她，让她跟去总无妨。”莱思说。
　　克劳得尔沉默着。他拿出钥匙，把那张照片塞进口袋里，然后匆匆从我身旁走过，向大门而去。
　　“走，去逮他！”查博纽说。
　　此时，我有个直觉，可能某天又要加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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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祭司

2016-8-8 17:03 编辑 <br /><br />　　前往那里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当查博纽开着车沿着得麦松纳夫街西边前进时，我坐在后座，看着窗外，不理会警用无线电不时传来的音爆杂讯。下午的天气十分酷热。随着我们一寸寸前进，我看着柏油路升起的热气如波浪般起伏。
　　蒙特娄市今天被一片爱国清绪淹没了。到处都可见到法国王室的鸢尾纹章，出现在各个窗户和露台上，出现在T恤、帽子和短裤上，漆在脸上，飘荡在旗子和海报上。从中央谷地以东一直到缅恩区的街上，挤满了出来狂欢的群众，主要干道的交通完全瘫痪。数以千计的人们走上街头，并肩接踵，形成一道蓝白色相间的洪流。虽然没有人出来引导，但人群却缓缓自动往北边的谢市鲁克大道前进。游行的行列大约在下午2点离开圣厄本区，呼啸着沿着谢布鲁克大道东边前进，正好就挡在我们前面。
　　尽管车内的冷气嗡嗡作响，但我还是听见外头爆出一阵笑声和歌声。显然开始有状况了。当我们在安荷斯特街口等红绿灯时，我看到一个笨蛋正把他女友推去撞墙。他们头发染得像没刷过的牙齿，长长的头发绑成马尾。他像白斩鸡一样白的皮肤染成石榴糖浆的颜色。这两个人的戏还没演完，我们就继续前进了，独留我继续想像那个女孩吃惊的脸映在一个上半身全裸的妇人身上，眯着眼睛，嘴巴张成圆形，她被一张贴在艺术博物馆前的海报遮住了，上头写着“自由女性”。另二个生活的反讽。
　　查博纽转头向克劳得尔：“让我再看一下照片。”
　　克劳得尔把照片掏出口袋。查博纽一边注意前方，一边不时低头看手上的这张照片。
　　“看来这张照片无法认出是谁，对不对？”他不知道是对谁说。他说完，把照片交给坐在后座的我。
　　我看着这张黑白照片，一张从摄影机翻拍下来的照片，摄影机的位置很高，角度又是从这个人的右侧拍摄，照片上仅显示出一个男子专注看着提款机的模糊脸孔。
　　他的头发很短，脑门已秃，仅存的头发尽量由左往右梳，好遮住光秃秃的头顶。他的眉毛很粗，耳朵大得像紫罗兰的花瓣。他的肤色十分苍白。他穿着一件格纹衬衫，和一件很像工作裤的长裤。由于摄影机的效能和位置不佳，因此照片上无法再看清别的细节。我同意查博纽所说的，单凭这张照片根本查不出来这个人是谁，每个人都有可能。我默默地把照片还给他。
　　在魁北克，到处都有像这样的便利商店。这些店里卖杂粮、日用品和酒。每个社区几乎都有这种便利商店，形成一个个小小的补给站。住户或旅人会到此买牛奶、香烟、啤酒和廉价红酒，只要有人买的，他们几乎都卖。他们不提供停车位。比较大的便利商店里面可能装有提款机。我们现在要前往的，就是一家有提款机的便利商店。
　　“走博杰街吗？”查博纽用法文问克劳得尔。
　　“没错。在圣凯萨琳街南边。走汉纳勒费斯克街到圣多明尼克街，然后再往北走。看来目前只有这样走才能脱离这里的混乱局面。”
　　查博纽向左转，开始向南方前进。他开车脾气不好，老是猛踩油门和煞车，使这辆雪佛兰轿车摇晃得像渡轮一样。我感到有点晕车，连忙把注意力集中到街边的时装店、小酒馆和圣丹尼斯街上的魁北克大学的现代红砖建筑。
　　“叭！叭！”一辆暗绿色的丰田汽车插进我们前方。
　　“竟敢超我的车！”查博纽叫了起来，猛踩煞车，差点撞上那辆车的后保险杠。“狗杂种！”
　　克劳得尔没有理他，显然他早已习惯他搭档的驾车方式。我想开口要晕车药，但忍住没有说出来。
　　我们到达汉纳勒费斯克街时转向西行，然后在圣多明尼克街转向北，又回到圣凯萨琳街上。我发现我们已身在缅恩区，离戈碧关心的那些阻街女郎所在的位置不到一个街区。博杰街是介于圣罗伦街和圣丹尼斯街间的一条小街，就在我们的前方。
　　查博纽把车开到街口，直接停在“博杰便利商店”的大门前。在便利商店的门上有一块肮脏的牌子，写着“啤酒、红酒”，窗户上贴着广告海报，由于年代久远，海报已泛黄斑驳。在墙边地上有许多苍蝇尸体，因天年已届而成群死在这里。商店的玻璃宙都装设了铁窗。两个古怪的老头坐在店门口旁。
　　“那个家伙的名字叫海勒维，”查博纽翻阅记事本说：“他可能不会跟我们说什么。”
　　“他们都是这样。但只要我们给他一点点刺激，他们的记忆就会马上增进。”克劳得尔一面说，一面打开车门。
　　那两个老头看着我们，不发一语。
　　我们进到店里，黄铜的铃当响了起来，店里头很热，弥漫着灰尘和旧纸箱的味道。两排背靠背的货架把整个店隔出三条走道，布满尘埃的货架上，陈列着各种罐头和**食物。
　　在店里最右边，一座保鲜柜里放了几桶核桃、几斗干豌豆和面粉。最里面还有一些看起来无精打采的蔬菜。除此之外，柜里还摆了一些根本不需要冷藏的货物。在左边的墙上是大型冷藏柜，里面摆设红酒和啤酒。在它旁边，一个较小的冰柜里有可乐、牛奶、橄榄和乳酪。在这个冰柜右边、商店最里面的角落，便是那台提款机所在的位置。若不是这次事件，那台提款机还真会让人怀疑里面到底有没有放过钱。
　　收银台就在入口处的左边。海勒维先生坐在收银台后，拿着电话正激动地讲着。他不停用手摸着他光秃秃的前额，把从年轻时代残留下来的头发拨向前。在收银台钱柜上贴有一张“微笑，上帝爱你”的标微。海勒维露出惊讶表情，匆匆用印第安语讲了几句后，便挂断电话。他的眼睛躲在厚厚的镜片后，不停在克劳得尔和查博纽之间游移。
　　“有什么事吗？”他开口道。
　　“你是毕平·海勒维？”查博纽用英语问。
　　“是的。”
　　查博纽把那张照片放在收银台上。“看看，你认不认得这家伙？”
　　海勒维伸出颤抖的手把照片转过来，低头看了看，显得有点紧张。看得出来他正努力让自己放松一些，至少表现出合作的态度。许多便利商店都贩卖私烟或黑货，警方上门多半是为了查逃税。
　　“只凭这张照片，根本没人能认出他是谁。这是从我们店里的录影机翻拍下来的吧？这个家伙干了什么事？”他说的是英语，腔调带有北美印第安人歌唱般的韵律。
　　“你真的不知道他是谁？”查博纽问，不理会他的问题。
　　海勒维耸耸肩。“来的人都是顾客，我们又不会多问他的身分。而且，这张照片那么模糊，又看不到他正面的脸。”
　　他坐回椅子上，在明白警方是针对录影带上的对象而来，而不是针对他后，他感觉轻松多了。
　　“他是当地人吗？”克劳得尔问。
　　“我说过了，我不知道。”
　　“难道你一点都想不起来这个人是不是曾进来过你店里吗？”
　　海勒维又看了一下那张照片。
　　“也许，也许是吧。但这实在太不清楚了。我很希望能帮忙。哎……也许我真看过这个人也说不定。”
　　查博纽瞪着他，一副恶狠狠的样子，心中可能猜想海勒维不知道在“哎”什么，也许他认识那个人也说不定。
　　“是谁？”
　　“哎……哎，我不认识他啦。他只是个顾客。”
　　“他有什么习惯吗？”
　　海勒维一脸茫然。
　　“这个家伙是不是每天都同一个时间进来？是不是都从同一个方向过来？是不是都买同样的东西？是不是都穿一样的衣服？”克劳得尔叫道，己明显不耐烦起来。
　　“我说过了，我没问，也没注意。我卖我的东西，打烊了就回家休息。这张脸一点都不奇特，像这样的人每天都在店里来来去去。”
　　“你几点打烊？”
　　“凌晨两点。”
　　“他是晚上进来的吗？”
　　“可能吧。”
　　查博纽老早就摊开牛皮记事本准备记录，但到目前为此，他没写几个字。
　　“你昨天下午有上班吗？”海勒维点点头。“昨天忙得不得了，假日前夕不都是这样吗？—大家都以为我们会休息。”
　　“你有看到这家伙进来吗？”
　　海勒维再次详看了这张照片，两只手举到头顶，摸着他光滑发亮的脑门，然后叹了一口气，双手做出投降的样子。
　　查博纽把照片塞回记事本里，砰一声合上。他掏出名片放在收银台上。
　　“海勒维先生，如果你想起来他是谁，请打电话给我们。谢谢你的合作。”
　　“没问题，没问题。”他说，脸上出现愉快的神情。从刚才他看到警微开始，这是他第一次露出笑容。
　　“没问题，没问题，”我们走出店门，克劳得尔嘟哝说：“没问题才怪。”
　　“他在便利商店待久了，脑袋都充满浆糊。”查博纽回他说。
　　当我们走向车子时，我回首望了那家店一眼。那两个老头仍坐在店门口，像庙门两旁的石狮。
　　“那张照片借我一下。”我对查博纽说。
　　他有点惊讶地看着我，但还是掏出了照片。克劳得尔正把车门打开，车内的空气被风卷出来，炙热得像熔炉内的气流。他一手扶着车顶，一只脚抵住车门，看着我的举动。当我拿了照片往回走时，他对查博纽说一些话。幸好，我没有听到。
　　我迳自走向坐在店门右侧的老头。他穿着已褪色的红色运动短裤和背心，脚上穿了袜子和浅口便鞋。他的双腿枯瘦如柴，静脉血管纠结如蛛网，肤色苍白如同意大利面。他的嘴巴因无牙从而崩塌，在嘴角下垂的曲线底部，突出着一根香烟。他看着我向他接近，完全不掩饰脸上好奇的表情。
　　“日安。”我用法语说。
　　“好。”他微微动了一下身子，用英语回答我。也许是他听出了我的口音。
　　“天气真热啊。”
　　“还会更热。”他说。香烟在嘴角不停跳动着。
　　“您住在这附近吗？”
　　他举起一只瘦弱的手，指了指圣罗伦街的方向。
　　“我能向您打听一件事吗？”
　　他跷起二郎腿，点点头。
　　我把照片递给他。
　　“您见过这个人吗？”
　　他用左手接过照片，举高，用右手遮住阳光。烟雾从他的脸上掠过，他仔细地端详着，看了很久很久。我想，说不定他的思绪已飘到别的地方去了。在他椅子底下，原本躺在墙边休息的一只灰白条纹的猫，此时站了起来，摇摇晃晃走到街角去了。
　　另一个老头双手放在膝盖上，坐在那儿喃喃自语。他的皮肤曾经健康过，但那已是好几百年前的事了。他先望了我们一眼，整理一下吊带裤，然后站起来走向我们，低头眯眼看着那张照片。过了好一会儿，那个大腿瘦如面条的老人才把照片还我。
　　“他就住在那边过去一点，”他说，伸手指向前方一个挤满破旧三层楼房的街区，然后又很快地说了一堆话，说话的速度和浓厚口音使我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他和第一个老头一样，没有牙齿，也没装假牙。在他说话的时候，看似下巴快碰上了鼻子。他说完后，我指了指照片，再指指那几栋破旧建筑。他点点头。
　　“他常来吗？”我用法文问。
　　“嗯，没错。”他回答，扬扬眉毛和肩膀，抿着嘴唇，做出确定的手势。
　　我挥手要查博纽和克劳得尔过来，然后告诉他们这位老人说的话。克劳得尔瞪着我，好像我是一只赶不走的蜜蜂，一脸不胜其扰的表情。我的眼神与他交会，示意他开口问老人问题。
　　不需多说，查博纽己摊开记事薄，开口问那两个老人一些事。克劳得尔和我则站在一旁听着。老人说话的速度快得像机关枪，腔调又重，我能听懂的实在不多。不过，从他们的手势和表情可以猜出大概。穿吊带裤的老人说他住在那个街区，而面条腿的老人则不认为。
　　查博纽问完话后，转身向车子症去，招手要我们跟上。当我们穿越街道时，我可以感觉到后面有一对炙热的眼神，直烙在我的后颈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