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连

加尔福特 · 发表于 2006-7-20 12:15:52

德国兵先前过河的渡口，位于温特斯所在的公路的一端，因此德军现在必须再回到这里。温特斯希望赶在德军前占领渡口。F连的支援排赶到了，补充了更多的弹药，温特斯重新分配了弹药，然后下达了命令。他将60人左右的队伍分成两拨，一拨由自己亲自指挥，建立一个火力点，另一拨向前进100米，停下来在那里建立一个火力点。第一拨沿公路前进，跳过第二拨100米，停下来再建立起火力点。他要用这种交互式前进的方法打到600米外的河边。
　　离河边还有大约200米左右时，温特斯的部队抵达几栋厂房。德军炮兵开始轰击。党卫军部队拼命想要夺得渡口，组成了一支75人的队伍，从美军的右后侧发起进攻。温特斯意识到自己过于冒进了。应该撤退以图改日再攻。于是部队又采取交互跃进返回大堤。
　　就在最后一批队员翻越大堤的当口，德军集中炮火对准公路与大堤交叉口狂炸起来。他们的炮火精准无比。空降队员们左右散开，但还是躲闪不及，伤亡惨重。
　　温特斯一把抓过报话机，请营部派来医生和救护车。尼福斯医生接的电话，他问有多少伤员。
　　“有两个棒球队。”温特斯答道。
　　尼福斯对体育一窍不通。他让温特斯解释清楚一些。
　　“你他妈的扔下电话，这样我可以得到更多的炮兵支援，”温特斯吼道，“不然的话我们会有三个棒球队的伤员。”
　　就在这时，博伊尔“听到一阵迫击炮弹飞过来的声音。你可以判断出非常近。”博伊尔的动作不够快捷，因为他已经精疲力竭，这主要是因为在诺曼底战役留下的伤口尚未痊愈。“我一头扑到大堤上，一个弹片正好从身后击中我的左侧，穿进左腿，从大腿一直钻到膝盖，就是这样。非常可怕的穿击，但并无疼痛。”就在他失去知觉之前，温特斯拍了拍他的肩膀，告诉他会得到照顾的。
　　瓜奈若和克里斯坦森将其裤腿剪掉，在恐怖的伤口（博伊尔的左大腿的大部分肉都被炸掉）上撒上磺胺药粉，给他注射了吗啡后让担架员将他抬往后方。
韦伯斯特孤身一人，试图穿越一片空旷地带，抵达救护站。他沿着奶牛走的路爬着，姿势比他训练时的还要低，一路从泥泞和牛粪中爬过。他的裤子被铁丝网扯破。爬到远处，他冒险站起身来，一瘸一拐的想冲过最后100米来到安全地带。一个德国观察哨发现了他，惊叫声引来了一通88炮炮弹。三声爆炸，一左一右，还有一发打在后面，让韦伯斯特感到“魂飞魄散，猛然惊醒”。他赶在88炮还没有完成调试之前，拼命逃离了这个地方。
　　一些F连的人将他扶到公路交叉口。两名医生开着吉普车，从大堤回来将他接了上去，将他放在了引擎盖上，并“让我放松。他们说我们要快点，因为在后方担架上的伤员博伊尔中士伤势严重，需要紧急救护。”
　　加到一起，E连和F连的两上排在这次炮火轰炸中共有18人受伤，没有人死亡。

　　温特斯建起了牢固的工事来掩护公路与大堤的交汇处。尼克松上尉过来了。“情况怎么样？”他问道。自从战斗开始以来，温特斯这是第一次有空坐下来。“让我喝口水。”他说。伸手去够尼克松的手壶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手在颤抖。他累得不行了。
　　克里斯坦森也是精疲力竭。直到细算以后他才明白为什么。他知道他总共打完了57个M－1弹匣的子弹，共456发。那天夜里为了不在哨位上打瞌睡，为了在极度紧张之后恢复平静，克里斯坦森共撒了36泡尿。

　　E连的一个排35名队员击溃了德军两个连大约300人。美方伤亡（包括F连）为1死22伤。德军50人被击毙，11人被俘虏，约100人受伤。
　　之后，温特斯意识到他和自己的队员们“非常非常幸运”。在一份分析报告中，他说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德军糟糕的指挥。德军竟让一个班坐在田野里等待增援的到来。德军窝在一起，形成大片密集人群，这在温特斯看来简直不可原谅。德军让两挺机枪给牵制住了，从而让E连的三个纵队成功穿越了200英尺的田野发起刺刀冲锋。当温特斯从公路开枪射击的时候他们反应太过迟缓。当射击开始之后他们未能形成一个有组织的火力点。
　　相反，E连几乎每一件事都处理得当。温特斯称之为“整个战争中E连所有行动中最精彩的一仗，甚至比D日更要出色，因为这次战斗展示了E连在步兵战术的每一个阶段都胜人一筹：侦察，防御，火力掩护下的进攻，撤退，最重要的是高超的步枪、机枪和迫击炮的射击技艺。”
　　值得说的还有很多。例如，E连的战士们身强体健是一个必备条件。他们释放的能量比打完一场15局重量级拳王赛的拳击手还要多，他们释放的能量要比连续打完三场橄榄球比赛的运动员还要多。E连的通讯系统也值得一提，无线电信息、信使和手势信号都得到有效运用。交互式前进与撤退展示了他们在托科阿进行的训练内容，而且严格按照教科书的方式完成。伤病员的疏散与撤离同样完成得从容而高资效。与英军炮兵之间的协同合作也相当出色。
　　温特斯的表现同样相当出色。他做出了一个又一个英明决定，有时是出于本能，有时是经过深思熟虑。最英明的决定就是认为进攻是其惟一的选择。他展示的不仅是智慧还有领导才能。“跟我来”是他的准则。他亲自打死的德军以及他所冒的险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多。
　　但是尽管506团的E连非常杰出，陆军中也没有别的轻步兵连能够比得上它，但是对战场上的恐怖杀手－－现代炮兵，它却无能为力。E连必须越过大堤才能返回营地。它不能呆在空旷地带遭受轰击。但是要穿越大堤，E连会将自己暴露给已经瞄准好的德国炮兵。在经历几分钟的恐怖轰炸之后，E连的伤亡就超过了白天早些时候与德军步枪手们交战时的伤亡。
　　“炮兵是可怕的东西。”韦伯斯特说道，“上帝啊，我恨它。”
101空降师公共关系办公室广泛宣传了这次行动，用典型的战时套话说道：“温特斯的命令不得不是而且确实是打刺刀冲锋战。由于这一勇敢的命令，党卫军的两个连遭到惨重打击，找不到任何机会发动原定在此时发动的进攻，被迫撤退。”
　　就德军363师当天拂晓在奥菲犹斯登向506团的左翼发起的主要进攻而言，大堤上发生的小规模行动恐怕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德军党卫军的两个连毫无阻碍地占领了大堤南侧的话，那么他们将会在辛克上校将注意力集中在奥菲犹斯登的时候，袭击团指挥所。
　　辛克很是满意。他签署了将军令，嘉奖E连1排在战斗中的勇敢精神。在描述了刺刀冲锋战之后，他写道：“通过这次对数量上占优势的敌军发起勇敢进攻和灵活运用战术，该排给敌人造成惨重伤亡，并且挫败了敌人从后翼攻击营指挥所的企图。”
　　刺刀冲锋战几天之后，辛克上校来看望温特斯。“让你带一个营你觉得怎么样？”他问道，暗示他正在考虑让温特斯接任2营副营长。（奥里弗。霍顿少校在10月5日的奥菲犹斯登战斗中牺牲了。）
　　温特斯今年26岁，任上尉和连长才三个月，他深吸了一口气，回答道：“报告长官，我知道在战场上我能率领一个营。作战我并不担心，我担心的是行政管理，我从未有过行政管理的经验。”
　　“不用担心，”辛克安慰他道，“这一块我会担持的。”10月9日，他任命温特斯为2营副营长。

　　接替温特斯任E连连长的人并不称职。他来自另外一个营。二等兵拉尔夫。斯塔福德这样挖苦道：“他真的搞得一团糟。他不但不知道怎么做，而且也不想学着去做。他卧床睡觉，从不巡查，坐享其成。”不久他就被撤换。
　　其他来接替的军官也不合格。克里斯坦森说起其中一个，“犹豫不决是他的中间名。……打仗的时候他的头脑完全没有方向，而且死脑筋。倒是我们排里的这些军士们取而代之，把活儿给干了；他倒是从来不抱怨，因为他知道在压力下他指挥起来力不从心。”
　　关于在奴南战斗中的一个排长的情况，韦伯斯特写道：“激战中我从未见到他的人影。他从未上过前线。他未能履行自己的责任；排里的老战士从来没有原谅过他。因为作为士兵，如果在关键时刻失职已经很是糟糕，但是作为一名指挥，应该身先士卒，如果失职则是不可原谅的。”
　　马拉其讲述道：“在战斗中，瓜奈若严厉批评了一位逃避危险的军官，告诉他应该率领全排战士……人们后来在一个医护站看见了这位军官，手被子弹击穿，被怀疑是其自己所为。”
　　军官是新的，新战士又没有达到原来托科阿营地训练标准，加上不断受到敌人炮火的轰击，以及夜间侦察的危险，所有这些都让E连付出了代价。这些情况使得局势恶化。
　　根据保罗。富塞尔的观点，一个战斗员要经历两个理性化认知阶段－－一是危险不可能发生在我的身上，二是如果我不加小心，危险就可能发生在我的身上－－另外还要经历一个“精确判断阶段：事情将发生在我身上，只有我不在场（前线）才能避免事情的发生。”有些人永远得不出这样的判断；而另外一些人，他们会立刻想到。前线步枪连的成员一旦产生这样的判断，那么他就几乎不可能再待在前线，尽心尽责。他的动机必须是内在的。战友情谊是迄今最强有力的动因－－从积极意义来看，就是不希望自己的伙伴倒下；从消极的层面来看，就是在自己最热爱和最尊敬的人面前不能表现成一个懦夫。纪律做不到这一点，因为纪律依赖于惩罚，而军队所能给一个战士的惩罚莫过于派他上前线了。
　　原因之一就是格伦。格雷所称的散兵坑里的“专制现在时”。“过去”和更重要的“将来”都不存在。他解释说，“在前线的散兵坑里比在安全的家里有更多思考的时间，有更多的孤独，时间并不是用时钟和日历来测量的，而是用另外的方式。”对于冒着枪林弹雨已经达到极限的士兵来说，哪怕是最恐怖的部队监牢看上去也是诱人的。重要的是要活过下一分钟。
　　格雷认为，这就是为什么战士拼命收藏纪念品的原因。在布雷库特庄园，马拉其冲向一个正遭到机枪扫射的一块田地，去捡一把他认为是被打死的德国兵留下的鲁格尔手枪。在荷兰，10月5日，韦伯斯特拖着瘸腿返回后方的时候，在德军88炮火的射击中，他在一块空地上发现了“一件德国迷彩披风，这是一个理想的纪念品。”他停下来，“将其捡起”。格雷解释了这种现象：“主要来讲，纪念品似乎能给战士的未来以某种保证，它们象征超越了残酷现实的一种承诺，即他或许能够活下来。”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除了生存，几乎不可能想到其他任何事情，这也正好解释了与拼命搜寻纪念品相反的一种现象－－对待自己财物的随意态度，对金钱的冷漠态度。“在极端危险的战役中，”格雷写道，“战士比平民更清楚，一切外在的东西都是可以替代的，而生命不能。”
　　不能替代的东西是战友的尊重，但是对一个新入伍的战士来说，新来乍到，谈不上战友情谊，因此也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坚守岗位。格雷讲述了一个逃兵的故事，1944年11月，他在法国的一个树林中发现了他。小伙子来自宾州山区，习惯于野营，在林中已待了几个星期，打算一直待到战争结束。“我所认识的、和我一道训练的人要么战死，要么调走了，”逃兵解释道，“我孤独……炮弹似乎总是越来越近，我受不了。”他祈求格雷放他一马。格雷拒绝了，说必须将他上交，但是承诺他不会受到惩罚。这个战士说他心里明白；他痛苦地预言，“他们”肯定会再将他送回前线－－格雷将他带去之后，他果真被送到了前线。
　　在前线，不仅内务卫生与礼仪礼节的纪律失效，就连命令也可以置之不理，因为在有死亡危险的地方没有监督。“老兵们从痛苦的经历中学会了独立，学会了自己做出决定。”韦伯斯特在受伤后不久给父母的信中写道：“一次，我们的中尉命令我们的班长带领8名弟兄端掉正在对一小队滑翔机开火的几门防空火炮。就凭我们拿着步枪的9个人跟空地两用的88炮和40毫米口径的高炮干仗！中士口中称是，（原文中此处文字被删除）凭着自己的判断，他救了我们的命，在这种情况下若是一个新手将会鲁莽行事的。还是这名中尉后来命令两名侦察兵进入德军阵地，但是他们更了解形势，也（原文中此处文字被删除）。”
　　老兵们尽力帮助新来的兵，不过，他们也尽量不去问他们姓甚名谁，因为他们认为新兵很快就会牺牲。并不是这些老兵对新兵没有同情心。“我们的新兵，”韦伯斯特给他的父母写道，“他们刚满18岁，征兵入伍，但是太过年轻气盛，把他们送上战场似乎是一种犯罪。我们伞兵部队挑选的是军队中最优秀的人，但是对一个从未离开过家或学校的年轻人来说，来这里本身就是一种悲惨的命运。”
　　1944年6月6日以前，E连没有一个参加过战斗，但是到10月的时候，6月5日晚从英格兰起飞的在荷兰仍然活着的所有成员，都经历了两次战斗跳伞和两次战役。很多人受过伤；一些伤员从医院不辞而别来到荷兰。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热爱打仗，而是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不回E连参加战争，他们将会被和陌生人一道送上战场，而在欧洲战场上，步枪手的惟一出路就是阵亡，或是掉胳膊断腿的重伤。如果说他们一定得打仗的话，那他们倒是铁了心要与自己的战友并肩作战。
　　新兵们很少能够达到这个层次的认同感。另外，军队在加速训练为战场提供人员，新兵的素质已经达不到原来托科阿营地集训出来的水平。在威格海尔，韦伯斯特看到一名叫马科斯的新兵“哼哼唧唧地紧抓他的右手”。
　　“救命！救命！来人救命啊！”
　　“怎么啦？还有哪儿受伤了吗？”
　　“没有，没有。好疼啊！”
　　“为什么不站起来跑？”
　　“他不想这么做。他惊恐不已，只是想躺下呻吟。……说起惊恐很有意思。有些小伙子脚被炸掉了，还是凭着自己的毅力拖着瘸腿来到医护站，而有些，像马科斯这样的，看到流血就吓傻了，拒绝自助。有人说惊恐主要是生理反应，但在我看来它与人的精神态度关系很大。马科斯没有进攻意识，不坚强，没有经过很好的训练。”
　　在经常不断的压力、紧张和极易遭到攻击的情况之下，军官和士兵精神崩溃并不出人意料。出人意料的倒是有这么多的人竟然没有垮掉。
接替温特斯的连长走后，“麋鹿”弗雷德。海利格中尉接管了E连。海利格毕业于美国候补军官学校，在诺曼底（在此被提升为中尉）和荷兰曾经担任直属连的迫击炮排长。早在美国时他就是E连的成员，从一开始温特斯就非常喜欢他。
　　海利格是一名优秀的军官。他夜间巡哨，本人亲自巡逻侦察。他注重让战士们发挥最大的潜能。跟散兵坑里的队员一样，他从来没有放松过，弦总是绷得紧紧的。他的连队兵力太过分散，无法阻止德军侦察人员渗透进来，他的脑子里常常会想到，很可能会再发生像10月5日那样规模的突破的危险。他顽强地承担起责任，承担起压力，恪尽职守。
　　“英国人是谋划大师，”下士沃尔特。戈登说，“我不一定需要他们帮助我从侧翼进攻某个目标，但是我肯定会让他们做好计划，因为他们非常擅长计划。”
　　他指的是发生在10月22日－23日午夜的“营救”行动。一周以前，被德军俘获的英军第1空降师的奥。多比上校（外号“安海姆的疯子上校”）从德军医院逃脱，游过莱茵河，与辛克上校取得了联系。多比称，有125名英军，大约10名荷兰抵抗战士正遭到德军的搜索，还有5名美国飞行员躲藏在下莱茵河北岸的荷兰地下组织处。他想救回他们，需要帮助。辛克同意合作。因为穿越地点要经过E连的阵地，辛克点名让海利格率领营救侦察队。按照戈登的话说，“我们提供人员，而英军提供想法，我想还有创可贴。按照英国人的标准，可真是公平的交易。”
　　多比通过电话联系上另一边的荷兰地下组织（不知何故德国人从未将这些电话线切断）。他定下行动在10月22日－23日夜进行。美军第81防空－反坦克营将使用博福斯式高射炮向莱茵河上空发射曳光弹，照亮营救地点，到时荷兰人会将人员带到该地等候营救。为了麻痹德军，消除其怀疑，行动前一连几个夜晚，81营都在午夜发射曳光弹。
　　行动的当晚，海利格和韦尔什中尉、爱德华。沙姆斯中尉，以及由海利格挑选的17名战士从大堤顺着工程梯下到河边，头一天夜晚已经将英军折叠帆布艇藏在此处。跟往常一样，夜色黑暗，蒙蒙细雨更增加了黑暗。颤抖着的队员们将小船缓缓移到河中。午夜时分，博福斯式高射炮向正北方向发射了数枚曳光弹。荷兰地下组织从河北岸用手电筒画出了代表胜利的V字形。E连开始尽可能悄悄地将小船划向对面。
　　队员们过河的时候，心里怦怦直跳，但是没有发生事故。他们跃出小艇，向前移动。戈登将机枪放在左侧；然后架起机枪，准备防御进攻。弗朗西斯。梅利特下士将机枪放在右侧。二等兵斯塔福德此时正在帮助队伍与荷兰地下组织取得联系，海利格紧随其后。
　　斯塔福德悄悄地向前移动。没有枪声，没有照明。这是敌人的地盘，美国人毫不熟悉，而且一片漆黑。“绝对的寂静几乎让我窒息。”斯塔福德回忆道。
　　斯塔福德小心翼翼地又向前移动了一步。一只大鸟从离他脸不到一英尺的地方飞了起来。“我肯定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斯塔福德回忆说，“我轻轻拔开我的M－1的保险，正准备射击，这时海利格中尉平静地说了声'别着急。'”他们继续向前，很快就见到了英国部队。斯塔福德看见的第一个英兵“拥抱了我，并且把他的红色贝雷帽送给了我，我保存至今。”一个英军准将上前一步，握住海利格的手，夸他是他所见到的长相最好的美国军官。
　　海利格提议让英军列队上船，叮嘱他们保持安静。但是他们就是憋不住。二等兵莱斯特。哈西记得有一个英军说，“我从没想到见到美国佬我这么高兴。”在河边负责船只的韦尔什中尉听到英国佬们不停地喊着“美国佬，上帝保佑你们，”他被激怒了，告诉他们如果再不闭嘴，大家就统统会丧命。
　　英军上船了；海利格用交互战术撤回了自己的队员；不一会儿，大家准备好起程。戈登最后一个回到船边，他坐在押后的小艇上，穿越了河流。“有些兴奋，也有些急迫。”他说，他肯定德国人随时都会将他们所有人击沉。但是他们始终未被发现。到凌晨1点30分的时候，全体人员安全抵达河的南岸，越过无人地带来到大堤后面的美军阵地。
　　第二天，辛克上校签署命令，嘉奖此次行动中的英勇行为。他声称“营救部队所表现出来的勇敢和沉着是这次营救成功的主要因素。这次行动组织严密，实施完美，敌人根本不知道受困人员被撤离。
　　“这支掩护部队的所有成员勇于进攻，勇敢无畏，服从命令，忠于职守，特此予以表彰。他们的名单如下。”
　　其中包括戈登的名字。我对他说，对于这次危险的行动他主动请缨并且如此出色地完成，他应该感到骄傲，他回答说他成功的惟一原因是海利格选择了他。“这不是一次志愿行动。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不会主动请战，我只是想说我并没有主动请战。”

10月28日，101师的责任区扩大。506团调防到河岸东面，正对安海姆。E连的防线位于德里尔村附近，这样使得E连处于盟军向德国发动进攻的最东端。E连是来接替一支英军部队的。
　　E连进入新的阵地之后，军士长利普顿和副营长温特斯与英军指挥官交谈起来。英军指挥官说他们能够看见德军四处调兵，并且沿铁路向东在挖战壕。（E连现在位于德里尔村，处于506团的右翼；在这个位置其防线正好形成一个锐角，有一个排面向南，另一个排面向东，还有一个排待命。）
　　“那么，既然你发现了他们，为什么不开火？”温特斯问道。
　　“因为我们开火，他们会还击。”
　　温特斯和利普顿将信将疑地彼此看了看。E连可总是尽力压着德军的头打，一旦抵达前线便采取积极防守战术。
　　在德里尔村就是这样做的，他们保持积极的侦察巡逻，炮兵也继续猛力轰击。德军依然凭借占据河北高地的优势，因此白天行动是不可能的。前线的两个排待在散兵坑里。雨几乎下个不停。没有人身上真正干过。胡须没法刮，没有澡洗，没有休息。真是痛苦的生存。
　　在后方，在指挥所以及更后的地方，条件有所改善。炮兵轰击仍是问题，但能够吃到热饭，还有其他一些补偿。队员们通过收音机收听一个德国宣传播音员“安海姆的安妮”的节目。在播放美国歌曲的间歇，她邀请队员们过河投降，享受舒适生活，直到战争结束。补给人员可以将《美国佬》和《星条旗》等杂志带给队员。101师的新闻日报《袋鼠纪事报》恢复出版。德国人散发一些小册子《为什么为犹太人打仗？》，506团的战俘审讯队也用喇叭向德国军队发出投降邀请。
　　双方宣传的惟一效果，就是引来一阵大笑。

　　温特斯干厌了。当副营长“不带劲儿，很不带劲儿。在军队我的最大的乐趣，我所做的最满意的事是当连长。当下级军官很辛苦，要从两方面考虑，考虑自己的战士，也要考虑索贝尔上尉。但是作为连长，却可以施展自己的那点儿才能。我亲自上前线，在现场亲自做出许多关乎我们连队前途利益的决定，并完成每项任务。”
　　但是作为副营长，“我是个管理者，不用做出任何指挥决定或者类似的东西，只是向连长、向营情报参谋提些建议。”
　　我说，有些人认为得到这样的机遇是一种解脱。
　　“我没有这种感觉。”温特斯回答道。

　　哈里。韦尔什中尉带领的2排的防线面朝东。他的指挥所设在一个谷仓，离铁路大约50米左右，德军在铁路上设有岗哨。他的排兵力下降到了两打。即使他派一半的人担任警戒，那也意味着12个人要负责1，500米的防线任务。间隔200多米设一个岗哨，德军侦察员就很容易在天黑以后渗透进来。他们经常这么做，目的并不是要发动进攻，而是要弄清美国人并没有增加兵力，因为他们也和盟军一样，已经接受了眼下这种静态的局面，他们自己的防线也很脆弱。
　　有了10月5日的经历，温特斯对前线漏洞百出的情形非常担忧。一名参加10月22日－23日营救任务的战士将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渗透进德军防线描绘为“神奇壮举”，他听到后没好气地说：“德军不也是这么'神奇'地对我们的嘛。他们渗透进来两个连，我们却一枪未发，直到人家登上大堤。既然如此，那这又有什么了不起的？”
　　温特斯对自己的新工作也感到苦闷。他渴望行动，对德军的渗透激愤不已。10月31日下午，他打电话给海利格，建议当天夜晚他们两人亲自查哨。海利格同意了。晚上21点，温特斯抵达E连指挥所。海利格电话通知韦尔什说他和温特斯正前往见他。
　　“我和'麋鹿'顺着通往韦尔什的指挥所的道路走过去，”温特斯讲述道，“我们并肩走着，因为道路只有大约6英尺宽，稍微高出地面。道路的两边是落差大约在3英尺左右的灌溉沟。”
　　黑暗中传来一声命令：“站住！”
　　海利格是个冷静、随和的人，是个不轻易紧张兴奋的指挥官。因此当温特斯感觉他深吸了一口气的时候，温特斯紧张了。他猜想海利格是忘了口令。
　　海利格开口想说“麋鹿”，但是刚说了一半，就听到“砰！砰！砰！”－－从10码开外的地方射来三发M－1子弹。
　　海利格哼一声倒在路上。温特斯纵身跳入公路左侧的沟里。他担心撞上了德军侦察队，因为射击速度之快可能会是德军的冲锋枪。这时，他听到有人跑开。
　　温特斯爬回路上，抱起海利格，将他拖到路边。他的右肩中弹，伤口相当干净，他的左小腿也中一弹，伤势严重－－他的小腿看上去好像已经炸掉。温特斯开始为他包扎左腿。
　　几分钟之后，温特斯听到有脚步声向这边跑来。他正要抓枪，听到韦尔什高声喊道：“是麋鹿吗？是迪克吗？”
　　韦尔什和两名队员帮忙将海利格伤口包扎好。他们给他注射了吗啡，将他抬回了营指挥所。此时，他已经失血很多，注射了很多针的吗啡，脸色腊白，因此温特斯怀疑他能否挺得过来。
　　他挺住了。一周以后，他回到英国的一家医院。在那里他被提升为上尉，并且因为在营救行动中的出色表现被授予英军十字奖章。但是对海利格来说，战争到此结束了。
　　击中海利格的士兵当时很紧张，害怕，不知如何是好。这次事故毁了他。他是老兵，不是新手。温特斯决定不惩罚他。不久之后，他被调出E连。
　　11月7日，海利格从医院的病床上写信给温特斯。“亲爱的迪克：我现在躺在这里，清闲无忧。我要感谢你那天晚上在我中弹后对我的照顾。被打中的确是太蠢了。
　　“我来到这儿的时候光着身子，像一只松鸡。什么东西都没有穿。我知道你保存着我的银翼徽章和手枪，但是我急切盼望的是我铺盖上的衣服，还有野战包里的胶卷……
　　“天哪！迪克，他们在我的伤口上涂的敷料，闻起来就像床上的猫粪。真是无法摆脱这种臭味。
　　“不过时间不会长的，不过我的右臂还是很虚弱。代向大家问好。”

　　接替海利格担任E连连长的是小诺曼。S。戴克中尉。他来自师部。高挑的个儿，长得很帅，受过良好的教育，讲话一副军人腔调。给人的印象很好。

　　在营部当副营长，温特斯每天都能接触到尼克松，尼克松现在担任营的作训参谋。他俩之间的差异不可谓不大。温特斯成长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尼克松的父亲却极为富有。温特斯10多岁的时候还没离开过宾州，而尼克松已经在欧洲的许多不同地方住过。温特斯毕业于一个小的学院，而尼克松毕业于耶鲁。温特斯从不饮酒，而尼克松嗜酒如命。但两人却是最要好的朋友，因为他们的共同点是对本职工作的奉献精神以及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非凡能力。为本书接受采访的每一位E连战士都说，温特斯是他曾见过的最优秀的战斗指挥官，而尼克松是他在战争中所知道的最睿智的参谋军官。
　　“尼克松早晨总是赖床。”温特斯说。11月的一天，温特斯想早点开始工作。尼克松和平常一样，根本叫不醒。温特斯走到他的床前，他还在睡袋中，温特斯抓住他的双脚，掀到他的肩膀上。
　　“还不起床？”
　　“走开，不要碰我。”
　　温特斯发现大水壶是半满的。于是扳住尼克松的双脚靠肩，又抓起水壶，开始将里面的东西往尼克松脸上倒下。尼克松睁开眼睛，吓傻了。“不要！不要！”他求饶道。但是已经晚了，水壶里的东西已经倒下来了。此时温特斯才明白，尼克松并未将酒后吐的东西吐到外面，而是吐在了水壶里。
　　尼克松吼叫着，大骂着，继而开始大笑起来。这两位军官决定到奈梅亨去调查一下，听说那里的军官可以洗热水澡。

　　整个战役仍然拖着。每天阴雨不断，而逐渐寒冷的天气更增添了痛苦。终于，11月下旬，加拿大部队开始接替101师。E连的换防发生在11月24日夜，当时E连撤出了前线。早晨，队员们登上卡车，返回法国休整，接受新兵补充，再洗一个淋浴，这些士兵已经69天没有洗过淋浴了。
　　E连于9月17日出征，共有官兵154人。从荷兰撤出时官兵为98人。中尉布鲁尔、康普顿、海利格、查尔斯。哈德森及45名士兵受伤。阵亡的E连官兵有小威廉。杜克曼、詹姆斯。坎贝尔、弗农。门兹、威廉。米勒、詹姆斯。米勒、罗伯特。范。克林肯。在诺曼底，E连已有65人伤亡，因此到11月底，伤亡人数共为120（其中有些两次战役均负了伤），没有一名被俘。
　　卡车沿着“地狱公路”行驶，荷兰人列队在公路两旁欢呼自己的解放者。车队经过奈梅亨，于登，威格海尔，艾恩德霍芬的时候，所到之处都听到荷兰人喊“9月17日”。
　　E连的战士们并不觉得自己是征服的英雄。军士长利普顿总结道：“在广播中'安海姆的安妮'说过，'你们可以欣赏我们的音乐，但是却不能在我们的街道上行走。'她说得对。我们并没有真正进入安海姆。”

加尔福特 · 发表于 2006-7-20 12:16:54

第10章　休息，恢复，重新装备
　　　　　　　　　　　　　　　　　大莫米昂

　　　　　　　　　　　　　1944年11月26日－12月18日

　　11月26日凌晨4点，E连到达莫米昂兵营，位于大莫米昂村外（附近是小莫米昂村），距离号称大教堂城和香槟中心的兰斯大约30公里。莫米昂作为一个戍兵重镇至少有1，998年的历史－－裘力斯。恺撒和他的罗马军团在公元前54年曾经在这里安营扎寨。法国军队在这里建立军营长达数百年，而且到20世纪90年代仍有驻军。莫米昂地处平原，向南是马恩河，向北是埃纳河，位于历史上通往巴黎（或者通往莱茵河，这要看入侵者是谁）的通道，这块土地数世纪以来见证了很多战争。最近，这里遭受1914年到1918年战争的摧残，上一次世界大战留下的弹坑和堑壕随处可见。美国步兵曾于1918年在附近的蒂埃堡和贝琉伍德作过战。
　　从前线转移到担任卫戍任务的过程很快。在兵营的第一天，主要任务是洗淋浴，找个机会洗衣服；第二天E连进行了行军操练；第三天进行的是炮火掩护下的常规撤退队形训练和检查。11月30日，邮件抵达队员们手中，士气为之大振。
　　人们也许会想，在前线待了两个多月，这些伞兵们一定想好好睡上一个星期。但是经过两个晚上战士式的奇妙睡眠，小伙子们需要体能的释放，需要用某种荒唐的方式来释放积聚已久的紧张。12月1日，每个人都获得了到兰斯的通行证。宿营在附近的82师的战士们也一样。两个师混在一块儿很容易引发骚乱。尽管兰斯是艾森豪威尔的指挥部所在地，到处是宪兵，但是仍然有很多人喝酒。有很多人醉酒，有很多人想要打架。
　　“那只老鹰在叫个啥？”一名82师的士兵遇到佩戴“啸鹰”臂章的伞兵时，便问他的伙伴。
　　接下来便听到“救命！救命！救命！”。一场打斗即将开始。12月4日，所有到兰斯的通行证都被取消，因为正如一位伞兵说的那样，“小伙子们进了城就不乖了。”
　　师里想办法来释放小伙子们过剩的精力，举行了5英里行军、阅兵及许多健身操活动，还组织了棒球、篮球和橄榄球比赛。橄榄球设备是向空军借用的，是他们从英国空运进来的。506团和502团之间为即将在圣诞节进行的橄榄球比赛进行了选拔赛；参选的队员每天训练3个小时甚至更长。师里还举办其他一些娱乐活动，建起3个电影院，开放了红十字俱乐部。饭菜非常好。
　　来到莫米昂几天以后，吃完晚饭，士兵们在饭厅拿到了薪饷。马拉其中士领过后，正要出门，看到有人正在玩双骰子游戏。一位赌运亨通的人面前已经堆起了一大堆钞票。马拉其想，他不可能继续掷赢，于是就开始与他对赌，几分钟时间就输掉了3个月的薪饷。他离开食堂，想想自己真愚蠢－－倒不是因为赌博，而是因为自己连骰子都没碰一下就输了个精光。
　　回到营房遇到“指挥官”穆克。有一场掷骰子赌博仍在进行。马拉其问穆克是否想赌，穆克回答不，他一直入不敷出。另外，还掉先前的赌债只剩下60美元了。马拉其缠着他借了60美元，又去赌上了。15分钟后，他就赢了一叠法国法郎、英镑、美元，比利时法郎和荷兰盾。（对这些货币汇率的争论在赌场周围非常激烈；这些家伙，大多数在中学读书时候讨厌数学，而且老不及格，不过现在却还能算清楚。）
　　马拉其拿着钱又来到了军士俱乐部，以加入了一场20来号人的赌博中。他甩出60美元（从穆克那儿借的数目），他赢了。他继续下赌注。又赢了。他赢了一次又一次。最后一掷他押上3，000美元。又赢了。
　　带着6，000多美元，差不多接近全连的薪饷总数，他不敢退出赌局。他将大额法郎放进口袋，一直赌到将桌面上所有的美元、英镑、荷兰盾和比利时法郎全部输掉为止。回到营房，他归还了穆克的60美元，外加500美元的小费。他还剩下3，600美元。

战士们开始修整兵营。之前占领该兵营的是德军的两个步兵师，还有几支轻骑兵中队。德军的每日评比表、宣传海报等东西仍贴在墙上。这些东西被弄了下来，马粪被清理干净，床铺修理好了，厕所和道路也整修一新。“贯穿始终的、像一条金线的是”506团的《科拉希》报纸剪贴簿写道，“对获得通往巴黎的通行证的期待。早晨，中午，晚上，无论你到哪里都能听到人们对此议论纷纷。”
　　师里的政策是战士可以以连为单位进入巴黎，一次一个连。去过巴黎回来的人讲述的故事盖过了他们父辈在1918年－1919年逛巴黎城的经历。而那些等待的人无休无止地讨论着他们到了那里将干些什么。
　　有些个人弄到了通行证。其中有几个人却浪费了。迪克。温特斯拿到了一个通行证；他来到巴黎，坐上地铁，一直坐到底，才发现自己乘坐的是当天最后一趟车。天黑了，城里停电，他只好步行，直到午夜后才回到旅馆，第二天坐火车返回了莫米昂。“那是我在巴黎的非常愉快的夜晚。”来自密西西比州朗兹县的二等兵布拉德福.弗里曼，也弄到了一张到巴黎的通行证。46年后，他回忆了他在这座“灯光之城”度过的一天，“我不喜欢我所看见的东西，因此我返回了营地。”
　　看来进巴黎犯不着着急了，因为总的感觉是这些伞兵要在兵营一直待到来年春天好的出征气候来临为止。那时他们有望空降到莱茵河另一边的德国去。这一想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因为泰勒将军飞回美国参加会议，讨论美国空降师的组织和装备方面的变化的提议。12月10日得到了证实，泰勒的副手杰拉尔德。希金斯准将和5名101师高级军官飞赴英国，要进行一系列关于“市场花园”的讲座。101师交由101师炮兵司令安东尼。麦考利准将指挥。
老兵陆续从医院回来，新兵也在增加。“莽汉”康普顿重新回到E连，他在荷兰受的伤已经康复。上周在荷兰前线补充进来的杰克。福利中尉现在成了2排助理排长，在康普顿的手下，福利回忆道，队员们“是一个混合的群体，有久经沙场的老兵，有些只是在荷兰初试牛刀，当然也有刚补充的新手”。
　　从美国来的新兵，十八九岁，天真无邪。尽管老兵只是大上一两岁，但已经足够让新兵感到害怕了。老兵们应该在离开荷兰的时候将尚未使用的弹药上缴，但是没有一个上缴。他们在莫米昂营地横冲直撞，皮带上挂着手雷，背带上别着一匣匣子弹，还有刀子和其他（未经批准的）随身武器。在新兵看来，老兵简直就像法国外籍军团的一帮杀手。而在老兵的眼中，新兵还很“嫩”。连长戴克中尉，韦尔什，沙姆斯，福利，康普顿以及其他军官一心想将新兵融入整个团队，使他们达到E连的团队精神标准和个人技能标准，但是由于老兵并不把野战演练当回事儿，工作做起来很困难。
　　到12月第二个周末，E连的士兵数量有所增加，达到编制数的65％左右，但军官的数量却达到112。5％，戴克任连长，韦尔什任副连长，每个排有两名中尉，另有一名备用。换句话说，空降司令们认为在下一次行动中，下级军官的伤亡会最高。现在韦尔什成了E连最老的在任军官，但是他没有经过托科阿基地的训练。参加过E连在诺曼底战斗的只有韦尔什和康普顿；在荷兰待过一段时间的只有韦尔什、康普顿、戴克，沙姆斯和福利。
　　倒是那些士官们的存在保证了E连的连续性，将整个E连凝聚在一起。这些在托科阿训练营从当二等兵开始的军士有利普顿、塔尔伯特、马丁、鲁兹、珀康特、穆克、克里斯坦森、兰德尔曼、雷德、戈登、托伊、瓜奈若、卡森、博伊尔、古思、泰勒、马拉其等。许多托科阿时的E连军官升任506团部或者2营营部参谋军官，因此有助于E连保持着这种连续和统一。这些军官有海斯特少校（团作训股长）、马西森上尉（团后勤股长）、温特斯上尉（副营长）和尼克松上尉（营情报参谋）。然而，总的来说，经过半年的战斗，E连补充了许多新的官兵，但其核心仍然是那些军士们－－那些在1942年炎热的8月在托科阿训练营地跟随索贝尔上尉跑上跑下科拉希山的人员。

　　当初跑上跑下科拉希山的弟兄中有许多现在正躺在英国的医院里，有些人永远不能再跑了。没有伤及骨骼的伤员正在恢复。牛津城外的美军110总医院里，E连1排的3名队员住在同一个病房。韦伯斯特、利布高特和下士托马斯。麦克里里都是在10月5日受的伤，韦伯斯特是腿伤，利布高特是肘部伤，麦克里里伤在颈部。韦伯斯特在练习写作。他在日记中这样描述他的伙伴们：“120磅重的利布高特曾经是旧金山的汽车司机，是全连最瘦的队员。在经常囊中空空的情况下，他是E连最滑稽的队员之一。他还有个特点，他的伞兵中为数不多的几个犹太人之一。另外，他和麦克里里已届30岁，是连里的兄长。麦克里里是一个无忧无虑、心地善良的家伙，身材不高，按他的说法，他是在啤酒瓶子里养大的，是在匹兹堡的'汽车酒馆'受的教育。”
　　根据韦伯斯特的记述，“110总医院最快乐的病房是截肢病人监护室，那里的大多数小伙子明白对于自己来说战争已经结束，所以大声笑着，开着玩笑，谈论着家乡。”韦伯斯特使用“大多数”而不是“所有的”是有道理的，因为有些受了百万美元伤的弟兄当时是不会掏一个子儿的。利奥。博伊尔住在110医院的另一个病房，他写信给温特斯说：“亲爱的长官，现在我到了这个分上，天晓得我该写些什么！
　　“经历这两次战斗，我觉得一个人要记住的并不是伤口带来的巨大惊恐，而是你知道了在将来的一段时间里无缘战斗－－对于我这种情况，将是很长的时间。
　　“我并不指望我能够在圣诞节之前站起来，但是我真的希望有一天能够恢复如初。我没有伤着骨头，只是肌肉和组织损伤，但是面积大，不容易移植。
　　“长官，我希望你照顾好自己（不是仅仅锻炼身体），因为像你这样的人真是难得，胜任你的位置的人肯定没有。”他在信中还提到：韦伯斯特、利布高特、利奥。马兹、保罗。罗杰斯、乔治。鲁兹、比尔.瓜奈若等在不同时间住进110医院的弟兄都来看望过他。
　　44年后，博伊尔写道：“脱离'伞兵'的生活－－离开我的伙伴，不再跳伞－－我从来都是心有不甘。对那种生活，我已经迷上了，可以说上了瘾。在医院长达一年的康复期间，我觉得受了愚弄，我常对此耿耿于怀，怏怏不乐。”
　　利布高特请求出院，回到岗位，得到了批准。麦克里里、瓜奈若还有其他人都回到了岗位。前面提到过，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渴望战斗，而是因为他们明白他们必须与别人一道去战斗，而他们希望是和E连一起战斗。“如果我有别的选拔，”韦伯斯特给他父母的信中写道，“我不会再打仗了。如果没有选择，那么我要回到E连，为下一次伞降做好准备。如果我会牺牲，我希望早点到来。”在另一封信中，他写道，“认识到没有出路，认识到我们将飞赴德国，然后驱车直奔太平洋参加中国的战斗，这并不是说有什么值得乐观。跟步兵一样，我们惟一的出路就是受伤，然后被送走。”
　　韦伯斯特转到康复病区，12月底，转到了位于英国蒂德沃斯的第12新兵站。这个新兵站和与之齐名的第10新兵站一样，在整个欧洲战区都是臭名照著，指挥官虐待成性，效率低下，管理方法吹毛求疵，肮脏不堪，伙食差，总体情况比军队的监狱好不了多少。显然，军队希望这里差得一塌糊涂，这样那些伤病康复的，或者部分康复的，或者至少不用支撑能够行走的老兵们，就会考虑回到前线改善一下。吉姆。阿利在荷兰受的伤，在英国的医院康复，从第12新兵站不假而别，搭便车到阿弗尔，然后于12月15日抵达莫米昂。以同样方式回到前线的还有瓜奈若等人。
　　韦伯斯特没有这么做。很久以前他就养成了在军队生活的习惯，从来不会主动做任何事情。他是个知识分子，既是这种军旅生活的观察者和记录者，同样也是一个参与者。他几乎是惟一一名从托科阿营出来却连军士也不是的成员。许多军官想让他当班长，但是他拒绝了。他来到这里是要履行职责，他做到了－－他从未让一个伙伴在战斗中倒下，无论在法国，在荷兰，还是在德国－－但是他从来不自愿做任何事情，他对升迁提拔不屑一顾。

　　在莫米昂，大家情绪很高。既然E连在此多少也算是永久性的驻守，那么战士们就有望收到更多的邮件，也希望圣诞包裹能够寄到他们的手中。还可以盼着全连休假去巴黎；运气好的话E连或许能在巴黎过除夕。另外，圣诞节将举行橄榄球比赛，之后是火鸡大餐。橄榄球比赛的赌注下得很大，练球的时间越来越长，难度越来越大。
　　从征战于一场规模空前的战争中的一个步枪连的视角来看，圣诞节这后的前景似乎也相当不错。至少在3月中旬之前E连不会有战斗任务。3月中旬以后他们会空降德国，之后是飞赴太平洋到中国作战或者空降日本。但所有这些都还遥远得很，因此E连准备好好过个圣诞节。
　　士官们在莫米昂都有自己的营房。12月16日夜晚，马丁、瓜奈若和其他一些人买来一箱香槟酒，带回营房。他们喝不惯起泡的香槟酒。马丁打开几瓶，其他人拿来水杯；他给他们倒得满满的。
　　“噢，见鬼！约翰尼，”克里斯坦森说道，“不就是汽水吗，天哪！”
　　他们将世界上最好的香槟酒当成汽水喝了，结果可想而知。一场打斗爆发了，“我得说我也参加了，”马丁承认道，“我们将所有的床铺都掀翻了，钉子露在外面，我的脚扎进了钉子，天哪！那里简直就是一个战场。”
　　军士长卡伍德。利普顿走进营房，看了一眼，开始吼道：“你们这些混蛋是要当头儿的。一帮士官竟把这里搞得这样乱七八糟。”他叫他们把这一团糟清理干净后才允许他们睡觉。
　　同一天晚上，温特斯和尼克松是惟一留在营部的两个营级军官。其他军官都请假到巴黎去了。二等兵乔。勒斯纽斯基到莫米昂的一家剧院看电影去了。他看的电影由玛琳。黛德丽主演。戈登。卡森早早上床睡觉，他要为早晨的橄榄球训练养精蓄锐。
　　温特斯和尼克松在电话中得到命令说所有通行征全部取消。在剧院，灯光亮了起来，一位军官跨上舞台，宣布德军在阿登突破了防线。内务值班军士将卡森、戈登还有其他人叫醒，他打开灯，通报了德军突破的消息。“住口！”这帮爷们儿朝他喊道，“滚出去！”那是第8军的事，是第1集团军的事。他们又睡起来。
　　但是早晨，起床号响过集合的时候，戴克中尉告诉他们，“饭后原地待命。”他没有按惯例将他们带出去训练。“原地待命”是命令。戴克叫他们打扫营房来消磨时间。显然，阿登发生的事情肯定要波及到82和101空降师。
希特勒于12月16日在阿登发动了最后一次攻击，规模比他1940年在同样的地方向法国军队发起的进攻大得多。他成功地实施了突然袭击。在阿登的美国情报部门估计与美军第8军对峙的德军有4个师的兵力。事实上，到12月15日，纳粹国防军在阿登地区对面的艾费尔高原有25个师。德军突袭成功，其规模比得上1941年6月的巴巴罗萨突袭，或者偷袭珍珠港。
　　跟战争中大多数偷袭一样，这次偷袭得手了，因为这次进攻毫无意义。对希特勒来说，派上其所有的装甲部队发动一次毫无真正战略目标的进攻，是非常愚蠢的，这次进攻不可能持久，除非他的坦克能够幸运地完好无损地占领美军的主要油料库。
　　跟战争中大多数偷袭一样，这次偷袭得手了，因为防御方的错误在于过分自信。甚至在“市场花园”失败以后，盟军依然相信德国人已经在垂死挣扎了。在艾克的指挥部，人们考虑的是盟军能够怎样对付德国人，而不是德国人可能会怎样对付他们。那种感觉是，如果我们能从大西洋壁垒后面出来将他们抓住的话，那么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这种态度自上而下直接波及到士兵层。101师的中士乔治。科斯基马基在12月17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又是一个安静的星期天。……电台宣布德军向第1集团军的防线发动一次大的进攻。这应该会折断德军的后背。”
　　跟战争中大多数偷袭一样，这次偷袭得手了，因为进攻者的隐蔽和欺骗手段很高明。他们在艾费尔高原集结了两支大军，却逃过了盟军情报部门的眼睛。他们小心翼翼地使用电台，将艾克的情报部门的注意力引向了阿登地区，以防德军发起的任何反攻（盟军中没有一个人想到德军有可能发动反攻）。6个月前，D日的前夕，艾克和他的军官们几乎一字不漏地研究了德军在诺曼底的战斗序列。而12月份，在德军进攻的前夜，艾克和他的军官们对德军的战斗序列只是粗略地不求甚解地看了看。
　　让盟军上大当的地方还有德军的战斗意志、德军的物资装备情况、希特勒的大胆以及德国军官们在进攻战术上的技巧（盟军的美国将军们没有任何防御德国进攻的经验）。
　　所有这一切所导致的结果是，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西部战线最大的战斗，也是美国陆军所打的最大的一仗。人员伤亡大得惊人：在参战的60万美军中，阵亡将近2万，被俘2万，受伤4万。两个步兵师被歼灭；其中106师有7，500人投降，是对德战争中投降人数最多的一次。近8000辆美国谢尔曼坦克及其他装甲车辆被毁。
　　战斗于12月16日寒冷有雾的黎明打响。德军在多处攻陷第8军脆弱的防线。希特勒希望凭借恶劣天气瓦解盟军的最大优势－－空中力量（在地面，无论是人员还是装甲，德军都超过美军）。希特勒指望出其不意，他做到了，他还指望美国人反应迟缓。他认为，艾克要花上两三天的时间才能够意识到德军所做努力的重要性所在，再花上两三天的时间才能够说服他的上司取消阿登南北的一切进攻，还要花两三天的时间才开始调遣重兵投入战斗。他希望到那时，德军的装甲部队将已经在安特卫普城内。
　　只是他这最后的算盘打错了。12月17日早晨，艾森豪威尔做出了全面战斗的关键性决定，除了自己的参谋人员，他没有与任何人商量。他命令十字要道巴斯托涅市无论如何要守住。（在阿登崎岖不平的山区，巴斯托涅相对平坦，正因为如此这里成为各条道路的交汇口。）由于在阿登南北都部署了进攻的兵力，艾克并没有战略后备军可用，但是82和101空降师正在休整，因此正好可用。他决定利用这些伞兵来堵住防线的缺口，并占领巴斯托涅。
　　最终，艾森豪威尔使用他的秘密武器击碎了希特勒的梦想。德军的许多物资一度仍然靠马去拉，而美国人在法国就已经有成千上万辆卡车和拖车，用来从诺曼底的海滩将人员、物资、汽油运往前线。艾克命令他们放下手头的一切活儿，开始向阿登运送增援部队。
　　这种反应的速度只能被称为难以置信。仅仅12月17日一天，11，000辆卡车和拖车向阿登运送了60，000部队以及弹药、汽油、医疗补给和其他一些物资装备。战斗的第一周，艾森豪威尔就调遣了25万人和5万辆车辆进入战斗。这是一种高度的机动性。这一成就在战争史上是史无前例的。甚至在越南战争，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美国军队都没有如此迅速地调集如此多的人员和如此多的装备。
E连在这场规模宏大的戏剧中扮演了自己的角色，多亏了运输大队及其司机们，他们多数是著名的红球特快运输队的黑人战士。12月17日20点30分，艾克给82师和101师的命令到达各师师部，命其向北朝巴斯托涅进发。命令逐级传达到团、营、直到连－－做好战斗准备，早晨卡车到来后，他们就出发。
　　“我不走，”戈登。卡森说，“我要准备圣诞节的橄榄球比赛。”
　　“不，你不用准备了。”戴克中尉说道。他们开始了疯狂的准备工作。莫米昂没有弹药库，队员们身上只有从荷兰带出来的一些弹药，其他一点弹药也找不到。E连的人员和装备均未补充完全。有些人没有钢盔（他们有橄榄球头盔，但不是钢的）。E连缺两挺机枪及机枪手。战士们还没有领到冬装。他们的靴子没有衬里，也不防水。他们没有冬天穿的长内衣，没有长的毛袜。他们搜寻着能够找到的一切，但是并不多。甚至连K号干粮也短缺。此时，E连要出征迎战德国防军的最后一次最大的进攻，但是却人员不足，服装不够，装备不充分。
　　E连的出征也是盲目的。甚至连麦考利夫将军都不知道101师要开往何处，那么当然辛克上校就无法传达给温特斯上尉，而温特斯也就无法传达给戴克中尉。大家知道的一切就是，德国人在防线上撕开了一个大口子，美国军队整个在后退，因此得有一支部队将这个缺口堵住，而这支部队就是空降兵。
　　由于天气原因无法空投，不管怎样，能否迅速集中足够的C－47运输机以满足需要，很值得怀疑。相反，运输大队以最快速度行动，千方百计从全法国尤其是阿弗尔和巴黎之间的地区调集了卡车。宪兵们将卡车拦下，军需部队将卡车卸空，卡车司机－－许多在路上已经驾驶很长时间，非常需要休息一下－－被告知要马不停蹄赶到莫米昂兵营。
　　12月17日夜幕降临时，开始踏上征途了。到12月18日9点，第一批卡车和拖车抵达莫米昂。需要运输101师的11，000人的380辆卡车中的最后一批于17点20分到达。到20点，最后一名队员登上卡车。
　　就在E连出发之前，马拉其一阵慌乱，他想起腰里还揣着3，600块钱呢。他让康普顿中尉帮忙解决，康普顿帮他联系上师里的财务官，财务官说他必须将钱存起来，但是如果存起来的话，不到战斗结束不得动用。马拉其很是乐意，他递上钱，接过收据。爬上拖车后，他美滋滋地盘算着，战争结束后回到俄勒冈大学上学，用不着去洗盘子挣学费了。
“我们像沙丁鱼一样挤在一起。”二等兵弗里曼回忆道。温特斯上尉却用了另外一个比喻：“在那里你就像一头牲口，被装在运牲口的车里一样。”车队出发了，卡森有滋有味地回想着一直企盼的橄榄球比赛，而此时却身处异境，于是哼起了歌曲《今天大不同》。
　　卡车上没有凳子，也没有什么缓解颠簸的余地。每一次转变的时候战士们都是东倒西歪，每一次颠簸都将他们颠起老高。这可真让肾脏吃不消－－只有当卡车停下来靠拢的时候才能下车“方便”－－还有腿也受不了。一路上，卡车的灯光打得通亮－－为了抢速度不惜冒风险－－直到比利时边界才熄了灯。
　　伞兵们乘坐卡车行驶在路上，第8军定下了使用他们的地方。82师将作为此次突防的北翼，前往圣维思；101师将赶赴巴斯托涅。
　　在离巴斯托涅几公里外，运送E连的卡车停下了。战士们跳出卡车－－他们称之为“后挡板跳”－－他们“方便”起来，伸展腰肢，嘟嘟囔囔，之后排成纵行，准备步行进入巴斯托涅。他们能听到交火的声音。“我们又来到战场了。”二等兵弗里曼说。
　　队伍在公路的两侧行进着，向前线进发；道路的中间是战败下来的美军，他们从前线落荒而逃，溃不成军，犹如乱众。许多人扔掉了步枪、大衣、所有的累赘。有些人惊恐万分，颤颤抖抖，筋疲力尽，喊道“跑啊！跑啊！他们会干掉你的！他们会杀死你的！他们什么都有啊，坦克，机枪，空中力量，一切！”
　　“他们简直胡说八道，”温特斯吼道，“真可怜。我们为他们感到羞耻。”
　　E连和2营的其他连行军进入和巴斯托涅（居民们给他们端出热咖啡，但是没有太多别的东西）时，每个人首先想的都是弹药。“弹药在哪里？没有弹药我们怎么打。”溃败的部队可以提供一些。“有子弹吗？”伞兵们会问一些还没有完全被吓破胆的人。“当然有，兄弟，很高兴交给你。”（戈登讽刺地写道，交出了弹药，这些撤下来的人也卸下了自己继续坚持和战斗的责任。）E连尽管没有足够的弹药，但是仍然朝着战火的声音进发。
　　出了巴斯托涅朝东北方向前进时，炮声越来越大。不久，炮火声夹杂着轻武器的声音。“弹药究竟在哪儿？”
　　少尉乔治。C。赖斯得知了缺乏弹药的情况。他是第10装甲师B战斗司令部德索伯里分队（该部队在重大压力下经福伊从诺维尔撤回）的后勤官。他跳上自己的吉普车，驶往福伊，在那里将一箱箱手雷和M－1子弹装上吉普车，掉头驶来，遇到了从巴斯托涅出来的部队。伞兵们从旁边经过的时候，他将弹药分发给他们。看到弹药还相差得很远，便又返回福伊的弹药库，找来一辆卡车，将卡车和吉普车装满武器弹药，驶回迎面走来的部队。他让自己的手下一把一把地将弹药抛给了伞兵们。官兵们手脚并用，拼命抢着一匣一匣的M－1子弹。交火的声音以及撤退下来的美军脸上的惊恐表明，他们拿到的每一颗子弹都用得上。赖斯少尉源源不断地运来子弹，直到每个战士拿不动为止。
　　E连向福伊进发，枪炮声更加激烈。走在前面的506团1营已经进入诺维尔，在激烈的战斗中正遭受着打击。辛克上校决定将3营推进到福伊，命2营保护团的右翼。E连进入一片林地和空旷地，该地带在巴斯托涅－－福伊－－诺维尔公路的东面，左侧就是公路。F连在该地带的右侧，D连待命。
　　枪炮声越来越近。在后方，即巴斯托涅南面，德军正要切断公路，完成对巴斯托涅地区的合围。E连没有炮火，也没有空中支援，他们缺少食物、迫击炮弹和其他必需的装备，气温开始猛降到冰点以下，他们仍然没有冬装。不过多亏了赖斯少尉，他提供了手雷和M－1子弹。
　　101师的资料剪贴簿《科拉希》上这样称赞E连、2营和506团：“到了这里，我们并不是特别兴奋的。传言说到处都是德国佬，而且其进攻凶猛。我们没有想到撤退，其实压根儿就没去想。我们只是认真地挖着掩体，挖得很深；等待着，不是等待神话中的超人，而是等待着曾经被你两次打败过而且还将被打败的敌人的到来。你先是向左看看，再向右看看，你的伙伴都在准备。看到比尔在那里，你觉得信心十足。你知道他完全可以信赖。”

加尔福特 · 发表于 2006-7-20 12:17:28

第11章　“他们把我们包围了－－这帮该死的混蛋”
　　　　　　　　　　　　　　　　　　巴斯托涅战役

　　　　　　　　　　　　　　　1944年12月19日－31日

　　12月19日，E连作为巴斯托涅环形防线的一部分进驻福伊以南的前线。它实际上是这个包围圈上的一辆战车。圈内有第101空降师，第10装甲师第2战斗群，以及第463野战炮兵营。为了对抗这支队伍，德军间竟派出了15个师，其中4个是装甲师，并有重炮兵支持。
　　仗打得十分激烈，损失惨重。19日和20日，506团第1营在第10装甲师德索伯里分队的支援下，把德第2装甲师拖住在福伊东北部的诺维尔。第1营20日撤到福伊后面时600人中共有13名军官和199名士兵阵亡。第1营和德索伯里分队共同歼灭了至少30辆敌军坦克，伤亡敌军500至1，000人。最为重要的是，在环绕巴斯托涅建造防御工事期间，他们拖住敌军达48小时之久。
　　在防御圈混乱不定的情况下，E连和其他连队都急需那段时间。E连的左翼在巴斯托涅－诺维尔公路上，与公路另一侧的第3营相连。位于2营右翼的D连，一直延伸到霍尔特的火车站，但却并未与第501伞降步兵团相接。温特斯担心3营不在指定位置；他派尼克松去团部核查；尼克松回来报告说3营已在指定位置。
　　E连在一个树林中，前面是一片牧场,斜坡一直延伸到1公里外的福伊村。那片树林长着一排排直径有8－10英寸的松树。士兵们在树林内侧几米的地方挖了散兵坑，建起主防线，并在树林的边缘建起了哨岗。温特斯在树林南部边缘、紧靠着E连后面的地方建起了营部。主防线的第一夜很平静，甚至无任何战事；战斗远在北面4公里外的诺维尔。
　　12月20日凌晨，大雾笼罩了整片树林和牧场。温特斯起身巡视四周。在左边，他看到一个德国士兵穿着冬大衣从树丛中冒出来。那个兵没带枪，也没带背包，走到一块空地中间。温特斯身边的两个人本能地把枪抵到肩窝，但温特斯用手示意他们不要开枪。他们看着德国兵脱下衣服，扒下裤子，蹲下去解手。温特斯看到他完事后，便用他最好的德语喊道：“过来！”那个士兵举起双手，走过来投降。温特斯搜遍了他所有的口袋，只发现几张照片和一点发硬的黑面包片。
　　“想想看，”温特斯评论说，“一个德国兵，在清晨出来大便，在树林里转错了向，走到了我们的队伍里，竟然经过了连部和营部才被活捉！可想我们第一夜放的是什么哨！”
　　那天迷路的不仅仅只有德国兵。卫生员拉尔夫。斯皮纳和二等兵“宝贝”爱德华。赫夫龙回巴斯托涅去搞药品。在战地救护站斯皮纳弄了些想要的东西（101师的药品已经越来少，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两个E连的人匆匆吃了顿热饭，虽然不想离开炉子，但随着夜幕降临，他们不得不归队。
　　赫夫龙提议从树林里抄近路，斯皮纳同意了。赫夫龙带路，突然他掉进一个坑里。紧接着传来一声惊叫，随后赫夫龙下面有声音大叫：“欣克尔，欣克尔，是你吗？”
　　赫夫龙迅速跳出散兵坑，向反方向拔腿就跑，大叫：“去他妈的欣克尔，德国佬！”他和斯皮纳掉转方向，最后总算找到了E连的岗哨。
　　（斯皮纳回忆这件事以后说：“直到今天，每次看到宝贝，我就问他欣克尔还好吗，或者问他最近看到欣克尔了吗。”）
　　在连队中，卫生员是最受欢迎、最受尊敬、最受刺激的人。他们的武器是急救箱，在前线哪儿有人喊受伤哪儿就有他们。福利中尉对卫生员尤金。罗就赞赏有加：“哪儿需要他，哪儿就有他，你经常不知道他是怎么到那儿的。他的勇敢、他对伤员的英勇救护从未得到承认。在一次激烈的交战中他的事迹尤为突出，之后我就推荐他获得银质奖章。可能我用词不妥，也许戴克中尉不同意，或者被上面的什么人搁在了一边，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如果有士兵因为冒着严寒，在冰天雪地里战斗，在枪林弹雨的旷野和森林里穿梭，应该获得一枚奖章的话，那他一定是我们的卫生员尤金。罗。”
12月20日，506团1营和德索伯里分队的剩余人员撤离诺维尔，进入后方。E连等待的攻击并未发生。1营沉重地打击了德军，致使他们转而去攻打防御圈的其他地方。E连遭到了大炮和迫击炮火的轰击，但没有受到步兵的攻击。
　　12月21日下了一场雪，雪很软，但很干。雪不断地下，积了6英寸……12英寸。气温降到了冰点以下，甚至树林里也刮起了风。官兵们感到生来从未有过的寒冷。他们只穿着伞兵靴、作战服和战壕雨衣。没有羊毛袜，没有长内衣裤。有人跑到巴斯托涅，取了些面粉布袋和床单回来，可以稍稍御寒、遮挡一下。在散兵坑里和哨位上，他们把毯子裹在身上，把粗麻布裹在靴子外面。粗麻布在雪里浸湿后，靴子、袜子也都湿了，寒冷刺骨，不住地打冷战。战士们看上去就像是乔治。华盛顿在福吉谷的部队，而且还要挨子弹，没有藏身之地，更谈不上生火取暖。
　　与第1集团军在一起的情报处长拉尔夫。英格索尔上校是这样描绘刺骨的寒冷的：“我穿着毛内衣、毛军装、装甲部队作战服、一件有弹性袖口的装甲部队野战夹克、一件厚重的带衬里的战壕雨衣、两双厚厚的毛纺袜、一双作战靴，外面还套着橡胶套鞋、围着围巾，但行驶在阿登地区，我从未记得暖和过。”
　　E连的战士们没有像样的袜子和橡胶套鞋,脚总是又冷又湿，战壕足病很快就成灾了。卡森下士记起有人教他按摩脚可以防止战壕足，于是就脱了靴子，按摩起脚来。一颗德军子弹射来，击中了他所在散兵坑上方的一棵树，碎片撕裂了他的脚，切入了他的大腿。他被撤回巴斯托涅。
　　在镇上建起的医院里，“我向四周看了看，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伤员。我叫来一名医生，说：'嘿，你们这里怎么有这么多伤员？我们有部队在撤退吗？'”
　　“你没听说吗？”医生回答。
　　“我他妈的一点也不知道。”
　　“他们把我们包围了－－这帮该死的混蛋。”
　　麦考利将军关照每个伤员都要有酒聊以慰藉。医生给卡森一瓶薄荷甜酒。“我当时甚至不知道这是什么酒，但直到今天我还爱喝这种薄荷甜酒。”德国空军当晚轰炸了那个镇。卡森趴在手和膝上以减少震荡。他病了。“谢天谢地有个头盔，我那瓶喝剩一半的薄荷甜酒在头盔里还绿着呢。”
　　大多数情况下，E连官兵的食物只有K号干粮，还不及当初在莫米昂的时候。连队炊事员想在天黑后给大家端碗热饭，但送到散兵坑士兵手中时早已凉了。饭菜主要是白色菜豆，据雷德中士说这种豆“看着就让人作呕”。炊事员乔。多明格斯找了些起酥油和玉米粉，做成玉米糊，送到时也已冰凉了。士兵们只得用K号干粮中的柠檬粉拌上雪做成甜点。
　　在前线，白天艰难，夜晚更加痛苦。白天，虽然炮火时断时续，有时还有机关枪打过来，但狙击兵却一直很活跃。到了晚上，不祥的寂静常被敌军迫击炮恼人的轰声打破，紧跟着是伤员的呼叫声和“大家就位，准备迎战”的命令声。随后又是一片不祥的寂静。
　　每隔两个小时，排里的士官就叫醒散兵坑里的两个士兵，带他们到哨位换岗。“去哨位的那段路总令人惶恐不安，”克里斯坦森回忆说，“你看着每个影子都觉得可疑，每个声音都好像不对头。很不情愿地走近哨位，哨兵的影子又看不清楚……是德国人吗？这个疑团总是不散……然后终于认出了美军头盔。你觉得这种情况挺可笑，但毕竟是给换下来了。你转身回到散兵坑。这一过程每两小时就得重复一次。”
　　在散兵坑里，弟兄们想睡会儿觉，但地方太狭窄了（通常只有6英尺长，2英尺宽，3至4英尺深，住两个人），根本不可能睡着。不过，两个人躺在一起至少可以相互取暖。赫夫龙和二等兵艾尔。维托第二夜倒是着实地睡了一觉。维托的腿重重地压在了赫夫龙的身上，把他弄醒了。维托开始摸赫夫龙的胸脯，赫夫龙用胳膊肘在他的肚子上捅了一下。维托醒过来，质问怎么回事。赫夫龙气呼呼地告诉他后，他笑了，说梦见了自己的妻子。
　　“艾尔，”赫夫龙说，“我帮不了你，因为我穿着作战靴、伞兵裤和战壕雨衣，脱不下来。”
　　在其他的散兵坑里，士兵们相互闲聊，以此来缓解紧张气氛。中士雷德和二等兵唐。胡布勒来自俄亥俄河边的同一个镇。“唐和我整夜地聊，内容涉及家乡，我们的家庭，那儿的人，那儿的地方，我们怎就落到了这个鬼地步。”斯皮纳还记得和他散兵坑的朋友闲谈的情景。“我们谈政治，谈世界上的问题，还有我们自己的问题。但愿先能喝上一杯，再吃顿热饭。我们谈回家后打算做些什么，谈想再过一两周去巴黎旅行，看看歌剧。但是，谈得最多的还是回家。”
　　托伊中士刚从医院回来，不喜欢夜晚炮声间隙时的寂静。他常用唱歌来打破沉默。他最爱唱《我就要见到你了》。赫夫龙叫他不要唱，德国兵肯定会听到的，托伊还是唱。据赫夫龙说，“乔打仗比唱歌棒多了。”
坐在前线散兵坑里不好受，站岗更难受，出去战斗巡逻糟糕。但总得有人去。第8集团军就是因为人手不够，巡逻不严，致使12月16日德军发动大规模袭击时措手不及，引起一片恐慌。
　　12月21日，皮科克中尉派马丁中士前往1排的各个散兵坑，通知“所有士官回排部集合，马上”。人到齐后，排长皮科克中尉厉声喝斥，止住了种种议论。“稍息。营里需要组织一个排进行战斗巡逻，我们排被推举担任这项任务。”他停了停，没人说话，又接着说，“我们知道德国鬼子就在我们主防线前面的树林里，但我们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他们的主防线和哨所分布在哪里。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搞清楚这些情况，可能的话捉几个俘虏回来。”
　　接着是一连串的提问。1班长克里斯坦森中士问道：“袭击的计划是什么？”
　　“各班取何位置？”迫击炮班的穆克中士问。
　　“我们在树林里失去联系后该怎么办？”2班长兰德尔曼中士问道。
　　皮科克没有现成的答案。“我们到树木后你们自然就知道了。”他只能这么答。克里斯坦森暗骂：狗娘养的，情况知道得这么少，肯定又是一次乱七八糟的行动。
　　“我们13时出发。”皮科克最后说。
　　“妈的。”克里斯坦森心里骂道。跟着这么个糊涂蛋，不计划好就潜入德军前线一定又是个巨大的、草率的、战略性的错误。但回到队里，他什么也没说，只命令他们备好武器弹药，准备13点出发。
　　12点时，1排在主防线后几米处集合，围在牧师马洛尼的身边。他咏颂了圣餐前的祈祷词，宣布将赦免各位信徒所有的罪孽，向想要圣餐的弟兄发了圣饼，并祝大家“好运”。
　　将近13点时，全排在主防线后面的树林里集合。皮科克“像只受惊的兔子一样”看着克里斯坦森。他没有作特别的指示，也没有交代计划，只是说：“好了，弟兄们，我们出发。”
　　一排人沿着铁轨进到全营的最右边。他们经过D连的位置后就开始向德军方向前进，铁轨在右，树林在左。大伙走得很慢，排成纵队，时不时地停下来。走出主防线约200米处时，皮科克叫军士们到前边来，下达命令说：每班成两路纵队，并派出两名侦察兵；各路并进，直至与敌军交上火。
　　1排冲进树林。不一会儿，各纵队彼此失去了联系，各班和本班的侦察员也失去了联系。雪软软的，踏上去没有吱吱嘎嘎的声音。万籁俱寂。德国人一挺机关枪来了个短点射，打破了沉静。2班的侦察员二等兵约翰。朱利安颈部被击中，3班的侦察员二等兵詹姆斯。韦灵也中了弹。
　　E连的机关枪手架好机枪，准备还击。1班的二等兵“哑嗓子”罗伯特。史密斯朝德军机枪的方向打了个长点射。他停下来时，德国人又打来一梭子。克里斯坦森大声喊马丁，没人应。叫兰德尔曼，没人应。叫皮科克，没人应。只有德军的枪声。
　　克里斯坦森想，1排的人所剩无几了。他又喊了一声。“大牛”兰德尔曼从树林里出来答应。“看到马丁和皮科克了吗？”兰德尔曼说没有。又一阵机关枪火穿过树丛射过来。
　　“我们必须转移。”兰德尔曼说。他和克里斯一起喊马丁。没人答应。“离开这个鬼地方。”克里斯提议说。“大牛”同意了。他们朝弟兄们的方向喊了声“撤”，然后撤回到铁路线。在那儿，他们碰到了马丁、皮科克和排里的其他人。
　　这次巡逻不是很成功。1排找到了德军的主防线，并发现德军警戒分队人不多而且拉得很开，但1排有一人牺牲－－朱利安，一人受伤，却未能带回一个俘虏。当夜，他们呆在散兵坑内不住地哆嗦着，吃着冰凉的豆角和自拌的糊糊，盼着天气能晴一点，以便101师能得到来自空中的补给。
随后几天的情况也差不多。E连派人巡逻，德国人也派人巡逻。偶有炮击。机关枪火零零星星。寒冷刺内。药品短缺。没有热的食物，吃不饱。不断打颤消耗的能量得不到补充。二等兵们睡眠不足。军官们几乎没有觉睡。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大家四脚几近麻木，反应迟钝。
　　子弹穿过树丛时木片、树枝、树杆、金属片纷纷落在散兵坑上方。为保护自己，大伙想用长木头盖住洞口，但没有斧头砍树很困难。为解决问题，有人把两三具德军尸体盖在上面。
　　最令人发疯的是美国大炮不能回敬德军炮弹，也无法中止德军的行动。每当E连的哨兵看到德军的卡车和坦克在敌方前线来来回回，运来美国兵最缺的子弹和食品时，均感到万分羡慕。在后面的巴斯托涅，美军也有很多炮，包括105和155毫米口径的榴弹炮。被包围的前几天他们很活跃，德国人刚想冲过主防线，美军就全力开火。但到23日，弹药就所剩无几了。温特斯记得听说惟一一门在他左边封锁福伊－－巴斯托涅公路的大炮只剩下三发炮弹，还得留着对付德军坦克－－说不定它们会来攻打那条路。这也就意味着E连和2营没有大炮支援。而此时连里每门迫击炮只有6发炮弹，每个步枪手只有一布袋子弹，每挺机关枪只有一箱子弹。
　　好在那天雪停了，天也放晴了。C－47飞机投下了装备、药品、食品和武器。美国炮兵重新恢复了行动，遏制了德军在白天的活动，壮大了主防线的士气。K号干粮随着弹药一起发了下来。但供30口径的轻机枪和M－1步枪使用的子弹还是供应不足，24，406份K号干粮只够吃一天左右。投下的毯子也不多，不够每人一条。
军官们留意着精神崩溃的迹象。温特斯意识到二等兵利布高特已处于发疯的边缘了，就把他要回营部当勤务员。这样利布高特就可以休息一下，缓解从主防线上带来的紧张情绪。“离前线只有50码之遥，紧张状况却有天壤之别。”温特斯写道。
　　需要去巡逻时，真不想动弹，甚至更想以战壕足、手脚冻僵或严重腹泄为由去救护站呆着。“如果所有有正当理由的人都借此离开主防线去巴斯托涅救护站的话，”温特斯写道，“那么根本就不会有什么主防线，最多也只能剩下一溜前方哨所。”
　　想通过自残干脆离开战场的念头也很强烈。早上8点才出太阳，下午4点天就黑了。在16个小时的长夜里，呆在外面冰冷的散兵坑中（一到晚上洞真会收缩，地面冻结），很容易就会想到给自己的脚射一枪是多么简单。只有一点点疼－－脚冻僵后觉不出疼－－然后就能被送回巴斯托涅。在温暖的救护站，有热腾腾的饭吃，有床睡，一切全解脱了。
　　所有的人都有这种想法，但E连所有的弟兄都抗住了这种诱惑。确有人脱下靴子和袜子冻伤了脚，离开了那里。但对于其他人除非有正当理由，否则决不离开。温特斯写道：“有人受了重伤要撤离时通常非常高兴，我们也为他高兴－－他可以离开这里去医院，甚至回家，活着回家。”
　　“若有人死了－－他看起来很'安详'，他的苦难便就此结束了。”

圣诞夜的早上天刚亮，温特斯就出去视察主防线。他走过戈登下士时，“他的头上裹着块大毛巾，外面套着头盔。沃尔特坐在自己轻机枪后面的散兵坑边。他看起来像冻僵了，木然地盯着前方树林。我停下来，向后望了望他，突然意识到：'天哪，戈登已经长大了！他是个男子汉了！'”
　　半小时后，8点30分，戈登给自己煮了杯咖啡。他把咖啡渣放在手榴弹盒里：“我用小煤气灶化了些雪，煮了这杯可人的咖啡。”他刚呷了口，哨兵就进来通知有德军企图渗入E连的防线。他的班长“勇士”泰勒中士叫他“赶快架好机关枪”。
　　戈登擦掉枪上和枪边弹药盒上的雪，告诉助手二等兵斯蒂芬。格罗茨基注意观察，提高警惕。德国兵射来一枪。子弹击中戈登左肩，从右肩穿出，掠过脊柱，他颈部以下瘫痪了。
　　他滑到散兵坑洞底。“杯子跟着我落下来，热咖啡洒在大腿上。直到今天我还能看见热气向上冒。”
　　泰勒和厄尔。麦克朗出去找向戈登开枪的人，找到后就把他射杀了。希夫提。鲍尔斯住在旁边的洞里。正如沙姆斯所愿，他完全康复了。希夫提来自弗吉尼亚州，是个山里人，有印弟安血统。年轻时常常去猎捕松鼠，能发现树林里的任何风吹草动。看见树上有个德国兵，他举起M－1，一枪就把那人毙了。
　　戈登最好的朋友保罗。罗杰斯和吉姆。阿利以及3排另一名战士冲向戈登。他们把他拉出洞，拖回树林里。戈登说：“就像把角斗士拖出竞技场一样。”到了个有遮掩的地方，他们把戈登放平后检查。卫生员罗过来扫了一眼就说伤势严重。罗给戈登用了些吗啡并准备用血浆。
　　利普顿中士过来看能帮些什么忙。“沃尔特脸色灰白，眼睛紧闭，”利普顿回忆道，“他看上去已奄奄一息。”天气异常寒冷，利普顿觉得血浆流得太慢，拿过罗的瓶，塞进衣服，放在腋下温热。
　　“我正低头望着沃尔特的脸，他突然睁开眼睛。'沃尔特，你感觉怎么样？'我问。'利普顿'他说话的声音大得惊人，'你踩着我的脚了。'我向后跳起来，往下一看，正是如此。”无线电呼来一辆吉普车，把戈登撤到救护站。
　　德国人继续攻打，并加强了火力。由于E连的步枪、机关枪、迫击炮、手榴弹的合力反击，加上大炮的巧妙配合，德国兵伤亡惨重，最终撤退了。后来，利普顿数了数躺在树林前的德国兵尸体，共38具。韦尔什中尉受了伤，被撤了下去。

圣诞夜那天下午，官兵们收到了麦考利夫将军的圣诞祝辞。“你们会问：'圣诞快乐'，这有什么可快乐的？”祝辞以这个问题开头。“这是因为：我们顶住了从东、南、西、北投向我们的枪弹。我们已经见识了四个德国装甲师、两个德国步兵师和一个德国空降师……德国人包围了我们，他们的收音机大声宣布我们的末日已到。他们的司令是这样傲慢无礼地要我们投降的。”（接下来是四段“德军司令”致“被包围的巴斯托涅镇美军司令”的信，要求“被包围的美军部队光荣投降，以免全军覆灭”，签署日期是12月22日。）
　　麦考利无的祝辞接着说：“德军司令收到的回答如下：'1944年12月22日。致德军司令：屁话！美军司令。'
　　“我们给祖国和家中的亲人献了一件珍贵的圣诞礼物，有幸参加这次英勇的战斗就是给自己过了一个愉快的圣诞节。A。C。麦考利夫司令。”
　　前线的战士并不像麦考利夫将军那样快乐。他们的圣诞晚餐只是冰凉的白色菜豆，而师部的人却在吃火鸡宴，餐桌上铺着桌布，摆着小圣诞树，刀、叉、盘齐全。
　　在外面的主防线上，雷德中士很不忍心在圣诞夜让士兵们去站岗。他儿时的老友唐。胡布勒下士建议：“今晚为何不由我们值班，让他们睡觉。把休息作为一件圣诞礼物送给他们。”雷德表示同意。
　　夜幕降临后，他们来到哨位。他们真是冻得可怜。刺骨的寒风让人觉得远在零度以下。雷德回忆说：“这一夜我们谈赶快自己的家庭，我们的家人，他们在怎么过圣诞夜。唐肯定家里所有人都在教堂为我们祈祷。”
　　圣诞节那天，德军又发起了攻击，所幸的是E连在巴斯托涅的另一头。第二天，巴顿的第3集团军，以克赖顿。艾布拉姆斯中校率领的第37坦克营为先锋，突破了敌军防线。101师终于被解了围，与美军军需品供应站取得了地面联系。很快，卡车送来了充足的食品、药品和弹药。伤员得以撤退到后方。
　　泰勒将军回来了，视察了前线。据温特斯称：“他神采奕奕。临离开前，他的指示是：'小心前方的树林！'妈的，他以为他在华盛顿时我们在干嘛？”
　　（温特斯对泰勒有意见。在一次采访时他说：“那时泰勒将军在华盛顿度完圣诞假回来了……”我打断他说：“这么说不公平。”“是吗？”“他是被召回去作证……”温特斯打断我的话，说：“我不想公平。”）
　　解围后他们看到了外界的第一批报纸。101师的官兵得知作战期间他们就已经成为了神话。正如该师的史志所载，这个神话“被世界各地的新闻、广播大加渲染，一天一万份的地图指出在现代史上美军最惨重的崩溃浪潮中这个仍然坚持作战的地方。报纸和广播说，一个忧心忡忡的民族正需要鼓舞与希望，而几天来，每天清晨，映入人们眼帘的正是他们在坚持作战这一鼓舞人心的场面。他们的故事也就因此更加神奇了。陆军部早在部队开始行动之前就已向外界宣布该师已经进入巴斯托涅，所以在他们德雨腥风的一个月结束之前，外界已经认为101师是巴斯托涅堡垒的坚强战士。报纸和广播让人们看到：惊恐和失败情绪笼罩下的他们却英勇顽强；在生活条件差、天寒地冻、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他们却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乐观；德军的一封劝降信和美军的一封两字回信；真正的战友情谊；……勇气回上战友情谊炼就了一支德军打不败的队伍。”
　　当然，第10装甲师的第2分队也在巴斯托涅，但媒体并没有提及。而且82空降师在突出部北端的战斗同样奋不顾身、伤亡惨重，这场战斗无论如何也是和巴斯托涅之战一样意义重大的。但他们没有被包围，因而也没有受到媒体对101师那样的关注。
　　然而101师还是有怨言。今天人们所知的突出部之战的故事，是乔治。巴顿和他的第3集团军的一部解救了被困的101师，就像骑兵去救大篷车上的住户！101师的官兵谁也不认为他们需要别人来救！
被解围之后，101师的官兵们认为能回到莫米昂好好享受一下盟军世界里的赞誉，说不定还能去巴黎过新年。但是在巴斯托涅时的英勇壮举只是防御行动；盟军若想赢得这场战争还要继续进攻；加之德军已经离开了大西洋壁垒的固定阵地前出，变得相当脆弱，艾森豪威尔想抓住这次机会；但是，12月下旬时他面临的问题仍和中旬时一样－－兵力不足。残酷的事实是西线的德军远胜于盟军。美军并没有征集足够的步兵师在两个战线作战－－其原因在于战前政府决定大量缓召工农业劳力，又避免征召中老年男性。而且，炮弹也很短缺，因为9月份时看来欧洲战事有望在几周内结束，政府决定不再优先生产弹药。而艾森豪威尔若决定发起全面进攻，101师和82师就必须上战场。
　　进攻只是个时间问题。艾森豪威尔想在12月31日之前就发起攻击，但由于在突出部北端指挥（部队全是美国兵）的蒙哥马利借故畏缩不前，进攻没能进行。
　　对E连而言，那就意味着呆在前线。条件有所改善－－大家穿上了套鞋和长内衣，有时还能吃到热饭。但天气仍然很冷，雪还没有过去，德仍天天用大炮和迫击炮轰击E连，他们不得不派出巡逻分队，并把德军巡逻队顶回去。
　　12月29日，E连已经在占领了的那个树林里呆了9天。天空晴朗时，观察哨能看到下面的福伊以及开阔地对面、公路沿线北边2公里外的诺维尔。
　　希夫提。鲍尔斯从哨所跑来向军士长利普顿报告。“长官，”他说，“在诺维尔方向上多了一棵树，昨天还没有。”鲍尔斯没有双管望远镜，但利普顿有。他举起望远镜，并没有看见任何异常情况，鲍尔斯指给他看后还是没能发现什么。
　　其中的一个原因是那不是一棵孤立的树；那一片沿路有好几棵树。利普顿对报告表示怀疑，但鲍尔斯坚持昨天还没有。利普顿用望远镜盯着那个地方看，发现那棵树的附近有动静，还发现旁边的树下也有很大动静。接着他又看到一些炮管，看起来像是88大炮，炮管是上扬着的，88大炮是德军主要的防空武器和地面炮。利普顿意识到德军正在树与树之间部署一个高炮连，鲍尔斯看到的多出来的那棵树只是他们伪装的一部分。
　　利普顿打电话叫一名前方大炮观察员来。那人来后也看到了鲍尔斯和利普顿见到的情况。他通过无线电与巴斯托涅的105毫米口径的炮连联系。他描绘了目标后，对方马上同意全力开火，虽然炮弹供应短缺。
　　为瞄准目标，那名观察员请炮连对准他在地图上找到的方位打一发，大约在那棵树右边300米。那发炮弹射出后击中目标，然后他以左边300米处为目标，要求炮连的所有大炮都定在同一方位和射程上。在有人向他报告一切就绪后，他命令所有的大炮都准备好，每门大炮射出数发炮弹。
　　德军目标四周炸成一片。利普顿通过望远镜看到他们争先恐后爬出那里，抢出炮上的一些零部件，帮助伤员撤到后方。不到一小时那儿就荒芜一片了。
　　利普顿总结道：“这一切都归因于希夫提发现了1英里外多了一棵前一天还没有的树。”

　　德军派这个88炮连进驻此地是作为对巴斯托涅增加压力的措施之一。德军原计划跨越默兹河。计划失败后，需要巴斯托涅及其公路网以便守住突出部，并为后撤准备。他们猛烈攻击由南通进镇内的这条狭窄的道路，并全方位地对其施加压力。到年底时，德军包括3个党卫军装甲师在内的8个师在巴斯托涅地区作战。巴顿的第3集团军从北方攻打，向巴斯托涅进军；考特尼。霍奇斯将军（此时正受蒙哥马利领导）率领的美国第1集团军，计划“不日”从南部进攻。如果这南北两支部队能够及时赶到，就能切除位于突出部顶端的德军。如果德军能顶住巴顿的攻击，拿下巴斯托涅，就能夺取公路网，成功出逃。
　　这就是新年前夜的态势。午夜时，为了庆祝胜利之年的到来，为了证明过去几天巴斯托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巴斯托涅所有的大炮和主防线所有的迫击炮联合演奏小夜曲，向德军猛烈轰击。

　　戈登下士随同E连10多名其他伤员一起撤到了后方。连里有7人埋在了树林中的小坟里。另外，12天前，E连已经将121名官兵送上了回莫米昂的卡车。所以，现在E连的战斗力已不足百人。
　　戈登由救护车送往法国色当，然后飞往英国，住进威尔士的一家医院。医生了服用了大量的镇静剂，他严重瘫痪，昏迷不醒。他从腰部到头顶都打上了石膏，只有脸部露在外面。石膏箍着虽然能使他保持不动，但是因为打进来的子弹是从他的后背穿出的，石膏也妨碍了这个伤口的治疗。所以医生拿掉了石膏套，而使用了一种叫T形夹具的设备。为安装这个设备，医生在他的头罩上钻了两个洞，然后把钢夹子穿进洞，夹子的上端用螺栓固定，下端用线连着滑轮，提供牵引。这样没有石膏罩子也不会动了。他保持着这种姿势，平躺着，盯着天花板看。6个星期后，他的手脚渐渐地有了点感觉。
　　医生M。L。斯达迪姆少校告诉他，如果子弹往一边偏半英寸就打不中他，如果往另一边偏半英寸，那就成了致命伤。戈登认为自己“很幸运，十分幸运。负的是价值百万元的伤。”只有在巴斯托涅前线呆过的人才会用这样的话描绘这样的伤口。

加尔福特 · 发表于 2006-7-20 12:17:52

第12章　崩溃边缘
　　　　　　　　　巴斯托涅

　　　　　　1945年1月1日－13日

　　被困期间,E连一直处于守势,坚持不懈。在树林里防守,最大的劣势是炮弹打在松树上,把树击成碎片也会伤人。但在其他方面,防守是有明显优势的。到新年那天,有的地方雪有1英尺深,表层结冰后很滑,步兵即使进行短距离的行进也十分困难。要前进就得弯下腰,在雪地里艰难地挪动,还要避免碰掉树枝上的雪,暴露目标。地面上只能看到几米之外。进攻者和左右侧的同伴都很难联系,而且不到眼前就发现不了机关枪和散兵坑。树林里没有路,没有房屋,也没有路标,所以行进的分队只能通过无线电报告自己的大致位置。进攻的小分队只能靠指南针前进,直到撞到别人——不是朋友就是敌人。弹药补给平时总是靠人提到散兵坑里的,而在这种情况下,送弹药的人又很难有明确的方向感。
　　在空旷的牧场上进攻也同样艰难。道路只有一条,即诺维尔—福伊—巴斯托涅公路,路面上积着雪,雪下面又结着黑冰。德军的88炮对准路面,地下还埋着地雷。但不走公路就得穿越没有任何掩护的乡村野地。
连呆了12天的树林名叫布瓦雅克,是个人工林。林子在E连的右边(东面)延伸出2公里,一直伸过铁路那边。林子的前方(北面)是一片空旷的坡地,一直到福伊村。德军在布瓦雅克林的东北部。他们所在的位置锲入了101师阵地;这是德军离巴斯托涅最近的地方,只有3公里。101师若要发起大规模进攻,必须先把德军赶出布瓦雅克,夺取福伊,然后才能攻取下一个目标——诺维尔周围的高地。
　　元旦那天,白天很安静,但傍晚时,101师给506团2营下达任务,要求它攻打并扫除在布瓦雅克林中的德军。夜里,几架德国飞机向E连投下几枚炸弹。托伊中士的手腕被弹片击中。这是他第3次受伤,首次是在诺曼底,然后又在荷兰。卫生员要把他送回救护站包扎伤口。托伊离开前到马拉其中士处告别,马拉其说:“你这小子真运气。”
　　为了实施这次进攻,1月2日天一亮,2营转移到右边靠铁轨处;1营作为团的预备队转到2营原来的地方。2营沿福伊—比索里公路散开,注视着东北方茂密的树林,等待着前进的命令(这正是12月22日1排开始巡逻的地方)。501团的一个营在2营的右侧,担任助攻。
　　温特斯发令:“出发!”部队开始前进。即使是在最好的条件下,在茂密的树林里行进也都很艰难,何况现在还带着步枪、机关枪、迫击炮、手榴弹、军刀、火药和干粮,更是苦不堪言。在树林里行军,士兵们浑身汗透,一停下来就出现了大问题:几分钟后,湿透的内衣会冰凉刺骨。
　　一进入树林,排和排之间,甚至班和班之间,有时甚至是人与人之间都会失去联系。因为雪和树吸收声音,所以听不到武器的碰撞声和身边战友的动静。孤立感加上紧张感总让人起疑心,担心撞上敌军。
　　突然,正前方德军的机关枪开始射击,正冲着E连的方向。与此同时,美军的支援炮火从士兵们头顶上飞过。德军炮兵很快回击,但并非是对付美军炮兵;德军炮弹就落在E连弟兄的身边。德军开火快,停火也快。克里斯坦森中士的分析是:“茂密的树林混淆了德军视线,他们和我们一样看不清楚。如果他们得知两营人正以庞大的散兵线朝他们的阵地压过去,德军大炮和机关枪的火力会猛得多。”
　　部队继续前进。先头分队抵达德军哨所时,机关枪又开始扫射。美军炮兵又开了炮,一排排炮弹压向德军阵地。德军也猛烈还击。“我受伤了!”的叫声和呼喊卫生员的声音在前线随处都可听见。部队仍在前进。弟兄们用手榴弹和步枪朝林子里开始后撤的德国兵开火。
　　前进了八九百米之后(E连的弟兄称此为“1,000码进攻”),美军到达一条穿越树林的森林公路。大部分人停下来,但有些人从另一边探进树林几米,以确保没有德国兵躲藏在那里。克里斯坦森和1排的几名弟兄正站在路上,突然,他们在右边看到了最不可能的事——一个德国兵骑着马向这边跑来。
　　美国人看到他时他也看到了美国人。他急速勒马转而后退。胡布勒下士迅速开了3枪,笑着跳起来大叫:“我打中了!我打中了!”克里斯坦森发现自己有个奇怪的想法,倒很希望那个骑兵能逃掉。
　　左面远处,路对面的树林里,二等兵拉尔夫·特拉帕扎诺喊起来:“嗨,克里斯,我捉了个德国人。”克里斯坦森朝他走去,走过他身边5米,进入树林,举起关着保险的M—1步枪,摆出准备开枪的样子。他从右边朝那个德军逼上去。“那儿站着一个纳粹党卫军骑兵,看起来身体很壮,穿着迷彩服,左手拎着冲锋枪,两手直直地垂下,但枪口却朝着特拉普。特拉普正俯卧在地上,M—1对准了德国人的胸膛。德国兵的脸上毫无惧色。”
　　克里斯坦森把M—1对着德国人的胸膛,用高中时学到的德语命令他放下武器。德国兵盯着克里斯坦森的眼睛,看到克里斯坦森真要开枪,又看了一眼他的M—1步枪,发现克里斯坦森正在扣动扳机。他放下冲锋枪,举起了双手。
　　克里斯坦森对特拉帕扎诺说:“下次你再看到这种神气的畜牲,一枪毙了算了。”
E连到这时为止一直很幸运。E连进攻时,在右边的501团遭到了攻击。第12党卫师(希特勒青年师)的第26精锐装甲掷弹团用坦克、大炮和步兵攻击,造成该团重大伤亡。E连的左侧,党卫军第9师攻击了502团的其他连队。但E连所在的扇面相对平静。
　　天越来越黑。前线接到命令挖洞防卫。由于星星点点的机关枪火力和炮弹,士兵们无法行动,只能就近砍下树枝盖在洞口。这既危险又困难,因为这意味着人员会暴露。机关枪和子弹一来,大家就拼命向洞里飞奔,肾上腺素在体内急速奔腾。挖好一个洞,人就累得筋疲力尽,衣服、身体全部汗透。坐下来后,会感到冷,越来越冷,接着就不停地打冷颤。
　　“当你觉得身体再也挺不住时,”克里斯坦森说,“却发现你还是挺下来了。”
　　胡布勒打中了一个骑兵后非常兴奋。他转来转去,手插在口袋里,谁想说话他就和谁侃侃而谈。他右面的口袋里放着一把战场上捡到的鲁格尔手枪。一声枪响。他不小心扳动了手枪。子弹射穿了他的右大腿,切断了主动脉。胡布勒痛得在地上打滚,喊救命。1排的卫生员二等兵霍兰帮他扎住伤口。两个人把他抬到急救站,但刚到不久,他就死了。

　　这一夜奇冷无比,总不见天亮,好容易等来了黎明。一直没有交火。中士马丁来到1排的阵地。虽然大家说他很少提高嗓门,从不厉声严词,但这次他咬着嘴唇粗着嗓门喊道:“1排所有士官,10分钟内排部集合。”
　　中士雷德、兰德尔曼、穆克、克里斯坦森和下士罗伯特·马什、托马斯·麦克里里来到排部。马丁让他们坐下。中尉斯特林·霍纳、皮科克与福利也在。霍纳首先说话:“你们的排长皮科克中尉已被批准回美国休假30天,今天启程。”他解释说:师部的新闻发布员出了个不错的主意,认为让参加巴斯托涅英勇保卫战的每个团出一名军官回美国休假,可以鼓励士气,有助于舆论宣传。辛克上校决定抓阄选人。尼克松上尉赢了,皮科克在506团排在第二。尼克松说他已经回过美国了,不想回去,所以皮科克拿到了假期。
　　每个人都看着皮科克,皮科克结结巴巴地说:“我被给予这次假期感到很踏实,这都是因为你们在荷兰和这里的出色表现,我惟一能说的就是谢谢。”
　了麦克里里中士跳起来,冲向皮科克,不断拍着他的手说:“哥们,听到你要回家我真高兴,中尉!这是我离开莫米昂后听到的最棒的消息。”
　　皮科克完全误解了,脸都红了。他说感到太激动了,来自弟兄们的赞赏是最高的赞赏。士官们笑着相互对视着。他们看到皮科克要回家就像自己要回家一样高兴。士官们觉得是他们把他的担子从荷兰和阿登一路挑过来的。“没有人比皮科克更努力了,”克里斯坦森宣称,“不过,这副担子本不是该他挑的。”
　　皮科克宣布由福利中尉临时负责这个排。然后他兴高采烈地对大家说了声:“祝大家好运!”就走了。

皮科克走时,约翰·马洛尼牧师正用吉普车把乔·托伊从巴斯托涅的救护站接回来。他在路边把托伊放下。托伊开始穿过田地向前线走去。温特斯看到他时,他正往前线走,胳膊吊在胸前的吊带里。
　　“你去哪儿?”温特斯问,“你不必回前线的。”
　　“我想回来和弟兄们在一起。”托伊边答边继续走。
　　1月3日下午,温特斯带领2、3排和从第10装甲师配属来的一支火箭炮分队离开了有利的位置。他把1排留下暂时归D连,因为D连和101师的大多数连队一样,人员已不足编制的一半,守住主防线感到人手不够,需要支援。2排和3排开始往回撤,准备撤回到俯瞰福伊村的那片树林里。
　　3点30分,先头分队决定抄近路横穿空地,在天黑前赶回散兵坑。其他分队紧跟其后。德军看到了他们。
　　他们刚钻进树林就注意到,德军大炮已轰炸过这里。散兵坑四周到处是弹坑和炸落的树枝。弹坑很大,分明是重炮炸的,可能是170口径的。不等有人下令,所有人都立即动手,加固散兵坑的防护。
　　利普顿抓过一把斧子,跑向离洞口50米外的小树。这是离他最近的树。听到德军的大炮打过来,他因为来不及逃回自己的洞里,于是就跳进一个敞开的小洞,那是个别人挖了一点就丢弃了的洞。洞太浅,即使平躺着,利普顿头部鼻子以上的部位仍露出地面。所以他看到第一批炮弹在树林里爆炸。
　　声音震耳欲聋,十分恐怖。地面像地震一样摇晃。火箭炮分队的人由于没有散兵坑,两人当即被炸死,数人受伤。
　　乔·托伊中士在外面叫士兵们躲好。他回忆说:“人们常说你若能听到炮弹打来,你就没事。我没有听到炮弹。”一颗炮弹就在他上空爆炸。落下的弹片打断了他的右腿,打中了他的肚子、胸部和双臂。(胸部的弹片单独做了两次手术才从背后取出。)
　　轰炸突然开始又突然停止。这是E连在本次战役中遭受到的最严重的一次轰炸。树林里到处都有人呼救。利普顿估计会有步兵来袭,就跑回洞里拿枪。他听到隔壁洞中有人呻吟。原来是一棵直径16英寸的大树倒在洞口。利普顿想挪动那棵树,但挪不动。有士兵过来帮忙,从树边挖了个口,二等兵谢普总算从里边爬了出来。
　　托伊大声喊救命,想要别人把他拖回自己的洞里。瓜奈若中士第一个赶过来,动手拖他。
　　轰炸又继续了。德国人计划得很好。正如他们所料,停火时大家都走出散兵坑,救护伤员。一颗炸弹在瓜奈若头上爆炸。弹片击中他的右腿,把腿炸烂了。几分钟后,炮火停息。
　　利普顿走出散兵坑。戴克中尉叫他。“我听到他那低沉的嗓音,”利普顿回忆说,“他离我25码左右,没戴钢盔,没带武器。‘利普顿中士,’他冲我喊,‘你收拾一下这里,我去找人帮忙。’说完他就走了。”
　　利普顿把未受伤的战士召了过来。“有些伙计已经快疯了,有些则异常平静。”他派一部分人照顾伤员,一部分人组织起来准备回击步兵,因为他肯定会有步兵来袭击。然后利普顿就回去照看瓜奈若和托伊。
　　利普顿俯视着瓜奈若。瓜奈若仰视着他说:“利普顿,这次瓜奈若败在他们手下了。”马拉其也来了。据他回忆,瓜奈若和托伊清醒而平静,既没喊也没叫。“乔说:‘给我一枝烟,马拉其。’我就点了枝烟给他。”
　　我们的谈话停了下来。我催他讲下去。“我不想谈那件事。”马拉其说。又是一阵沉默。然后他接着说:“乔吸着烟,看着我,问:‘天哪,马拉其,在这里,人想死该怎样做?’”
　　抬担架的兄弟先到瓜奈若身边。他被抬走时冲着托伊喊:“我说过会比你先回美国的!”
　　“莽汉”康普顿中尉指挥着2排。他和士兵们很亲近,军官们认为是过于亲密了。“康普顿是我的密友,”马拉其说,“他不喜欢军队里的等级差别。对士兵比对军官更亲。”他跟瓜奈若和托伊特别亲近。
　　康普顿走出洞时看到周围都是血。离他最近的伤员是他的朋友瓜奈若和托伊,他俩的腿耷拉着,血把四周的雪染得鲜红。
　　康普顿向后方跑去,喊叫卫生员或其他人来帮忙。他最后终于在救护站平静下来;因为他被查出患有严重的战壕足病,撤离了前线。
　　康普顿1944年6月6日在布雷库特庄园获得银星奖章,随后在诺曼底受伤,在荷兰再一次负伤。从12月17日到1月3日的这段时间里,无论德军怎么轰炸,他都挺住了。但当看到排里的许多人阵亡,两个好友被炸得遍体鳞伤时,他却几近疯狂。

皮科克离开了,戴克出走了,康普顿也走了,一名替补来的中尉因患战壕足病自己去了救护站(到这个时候连里人几乎个个都患上了这种病),还有一人自伤了手——朝自己手上开了一枪。在这种情况下,营长不得不注意精神崩溃的问题。温特斯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出了自己的感受:“在巴斯托涅这个地方,到了那个地步,我知道只有我来了。早晚要我接管的,只是希望情况不要太糟。但我从来不担心自己会精神崩溃。我觉得自己迟早会受伤。但崩溃,不会。”
　　他停下来,想了一会儿,继续说:“但你没有看到身边每天、每天、每天都有人受伤,没完没了——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会永远这样下去吗?我还能再回到家吗?”
　　他说,对军官们来说,没有觉睡,食品又不够,还得在压力很大的情况下不断做出超出自己职责范围的决定,精神崩溃也就难怪了。
　　当时美国陆军规定,步枪连应该在前线长期作战,步兵师里的步枪连更应该连续长期作战,伤亡人员由单个士兵替补。这就意味着替补来的新兵并不是和当初带他们一起训练、并且和他们一起来到国外的人并肩作战,而是和陌生人一起作战。这也意味着老兵们只有被打死或受重伤才有望逃离危险。于是,正如温特斯指出的那样,就造成了一种“遥遥无期”和“毫无指望”的情绪。
　　战场是一个混乱颠倒的世界。毫不相干的陌生的人却拼命要杀你;若你成功了,非但不用抵命,还会受到奖励,给你荣誉,为你庆功。战场上,白天躲在地下,晚上活动。人们讨厌健康;战壕足、肺炎、拉个不停的痢疾、断腿倒是珍贵的礼物。
　　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保持战斗力是有时间限度的。有些人很快就精神失常;陆军的心理医生发现,诺曼底战役中,第一周步枪连就有人患上不同形式的精神病,不是逃跑就是不得不被撤离前线(当然,也有很多人后来又回到了原部队)。有些人虽看不出精神崩溃的症状,但却失去了战斗力。平民想像不出战争能使人产生多么强烈的情绪:
　　恐怖、害怕、气愤、悲哀、疑惑、无助、无用,每一种情绪都消耗人的精力,逼人发疯。
　　“根本没有‘习惯于打仗’这回事,”陆军心理学医生在一份关于“战场上的精神性疲乏”的正式报告中写道,“战场上的每一刻都给人以精神压力,这种压力会直接导致精神崩溃。精神崩溃的程度因压力的强度和时间长度不同而不同……战场上精神崩溃造成的伤亡和枪炮造成的伤亡一样不可避免……大多数人在重压140到180天后便失去战斗力。普遍认为,一个士兵在战场上的头90天里战斗力最强,此后就开始下降,渐渐地失去战斗力,直到完全没有战斗力。”
　　到1945年1月3日为止,E连已在诺曼底前线度过23天,在荷兰78天,比利时15天,总共116天。根据统计学,全连的人随时都面临着精神崩溃的危险。
当夜,德国步兵并未再次发动攻击,次日上午也没有。军医对伤员进行了处理。尸体在外面搁了好几天,都冻住了。戴克中尉回来了。一切恢复了正常。
　　1月5日,E连被撤回福伊南面,担任团的预备队。有两个人——代理营长和E连的二级军士长——在考虑着同一个问题:连里的领导。
　　温特斯是这么说的:“我看着低级军官和连队的领导人,咬了咬牙。基本上说,我们的中尉们软弱无能。我对他们没有信心。但对此我还能有什么法子?”他知道如果有幸有新的军官补充进来,那么他们也只是匆匆完成集训就从美国调来的。至于连长,温特斯说得直截了当:“戴克是师部的人照顾过来的,一来就捆住了我们的手脚。”温特斯感到没有很快解决的办法。他决定:“遇到紧急情况,听你们的士官的。”
　　他的二级军士长有话要说。利普顿希望能私下交谈。温特斯叫他当晚在营部后面的树林里见面。
　　他们见面后,利普顿表达了对连长的疑虑。他十分细致地描绘了戴克的行为:简直是优柔寡断。最后他说:“戴克会使E连的许多弟兄送命的。”
　　温特斯仔细地听着,问了几个问题,没有谈他自己的想法。
　　替补人员来了。“我简直不敢相信,”约翰·马丁坦言,“我不敢相信上面会派来替补人员,又叫我们去打仗。天哪,我还以为他们会带我们出去,给我们发些衣服什么的。但不,他们给我们派来替补兵,说:‘快点,伙计们,咱们出发。’然后我们又立即开始战斗。”
　　他说的一点也不错。树林绕着福伊村呈U字形,村子被围在中间。1月3日的战斗中,美军已经控制了U字的右半部。现在要打左半部了。
　　1月9日,E连参加了对福伊以西树林的清理行动。仅遇到轻微抵抗。连队完成任务后便开始构筑工事。
　　突然间一发炮弹在树丛中爆炸,然后一发连着一发,炮弹不断。乔治·鲁兹下士正在外面。他奔向自己的散兵坑。穆克中士和二等兵亚历克斯·潘卡拉叫他跳进他俩的洞里来,但乔治决心到自己的洞里。虽然到处子弹嗖嗖,满天树枝飞落,甚至整棵树木倒下,他还是跳回了自己的洞里。
　　利普顿那时与连部的报务员鲍勃·曼中士在同一个洞中。德军射来几颗炮弹。有一颗正好落在他们洞外,还好是颗哑弹。利普顿看了看那颗炮弹。曼点了枝烟。利普顿从未吸过烟,但他要了一枝,那晚抽了他的第一枝烟。
　　鲁兹跑过去看叫他共用散兵坑的穆克和潘卡拉。那个洞被打个正着。鲁兹疯狂地在洞里挖,却只找到几片碎尸和一块睡袋片。

现在101师已经占领了福伊外围东、西、南面的树林。但小山谷底下的福伊不是目标;诺维尔和高地才是目标。泰勒将军曾希望在1月9日的进攻中直接夺下诺维尔,但那就需要坦克的支援,而坦克只能在公路上行驶,所以他必须先夺下福伊。这个村庄已4次易手了。
　　506团2营受命攻取福伊。2营从福伊西面的树林转入南面的树林,准备从南面进攻。温特斯选择E连打冲锋。这是一次简单却又残酷的行动,即冲过200米大雪覆盖的开阔地进入村庄。但村里的每扇窗户都可能架着机关枪,每个德国兵都可能有砖砂墙掩护,情况就这么简单。没有深奥的东西,不需进行机动,只是冲上去,接近敌军后用手榴弹把他们解决在房子里即可。关键是通过开阔地速度要快。如果部队动作快,掩护的火力猛,那这一仗就很简单。如果慢慢腾腾,就可能损失惨重。
　　师部命令9点发起进攻。温特斯认为时间不好,他建议天一亮就开始,以减少暴露,但没被采纳。
　　温特斯看着E连进入位置准备出战。站在他身后的是D连的一位中尉排长罗纳德·C·斯皮尔斯。

　　斯皮尔斯这个军官有点小名气。他高高瘦瘦的,黑头发,很严肃,有种粗犷的美,一看就是个领导模样,打起仗来是个很棒的基层指挥官。同在D连的汤姆·吉布森中尉描绘他“是一个强悍、激进、英勇而足智多谋的步枪排排长”。他在军官中外号“火花”,在士兵中外号“冷血”。诺曼底战役中,他因领导一场刺刀战赢得银星奖章。
　　斯皮尔斯身上有很多故事,有很多传说围绕着斯皮尔斯中尉。没人亲眼见过这些事,但人们总认为肯定有人见到过。可能这些只是故事,但E连的人却相信是真的,至少还是有点事实根据的。
　　有个故事是说在诺曼底战役期间,斯皮尔斯排里酗酒成风,他下令全体人员一律禁酒。第二天斯皮尔斯撞见了一个喝醉的中士,他再次重复命令,那名中士还嘴,他就掏出手枪,对准中士的脑门就是一枪。
　　结局是:“以后斯皮尔斯再也不用担心有人酗酒。”
　　还有个故事说在诺曼底战役中,有一天,斯皮尔斯独自在路上走时碰到一群德国俘虏,有10个人。有人监管他们在路边挖沟。斯皮尔斯停下来,拆开一包烟,给俘虏们每人发一根。他们感激不尽,斯皮尔斯索性跳下去,把一包烟全给了他们,并拿出打火机给他们每个人都点上,然后跳回路上,看着他们吸烟、聊天。
　　突然间,他什么话也没有说,取下随身携带的汤普森点四五毫米口径的冲锋枪,就向那群人开了火。他前前后后不断扫射,直到所有人都被打死。监管的卫兵们惊呆了。斯皮尔斯转身就走。
　　告诉我这个故事的汤姆·吉布森(其他许多人也告诉过我)评价说:“我坚信只有战士才有权对战士做出评价。只有步兵连的战士才知道保持冷静、履行职责同时保持一定的尊严有多难。对已经发生的事,你必须要学会原谅别人,原谅自己。”
　　吉布森说他几年来说了好多遍这个故事,从未指名道姓,只是作为战争中的一件奇闻逸事。他继续说:“我们都知道战场上的故事很有生命力,会被夸张和渲染。但是,无论细节是否精确,要点还是保持不变的。”
温特斯并不是在想着斯皮尔斯和他的名声,而是在看着E连进攻。斯皮尔斯和其他几个没有参战的连队的军官站在他身后。温特斯命令营直的两架机关枪在他们前面不远处为攻击部队提供火力掩护,掩护他们通过前面那块坡地。坡地从树林边到村边约有200米,上面稀稀拉拉地长着几棵树,还有几个草垛。
　　在这次攻击中率领1排的福利中尉这样描绘当时的情景:“我们知道前一天没有攻击福伊,昨晚也没有去侦察。几天前我们就知道那边有卡车和坦克来来往往,我们见过那边多次的拉锯战。我们看到F连企图攻下这一据点但被打得稀巴烂。现在他们只是由一名少尉在领导。所以我们是前途未卜。”
　　E连呈一字散开,齐头并进。掩护枪炮齐射,村里只是零星地射出几发子弹。但温特斯说:“在那样的雪地里呈散兵线前进仍很困难,但是队形还是保持着,而且速度也挺快。”
　　在左翼的1排碰到几个牛圈和小谷仓。福利下令搜查这些小棚。1排的战士(只有其中的22人)去检查时,有人看到3个德国人爬进一个棚。福利下令包围那个棚,他踢开门,用最好的德语命令:“举着手出来!”没人回答。
　　福利拉掉手雷上的导火销,扔进去。爆炸之后,德国兵摇摇晃晃,流着血出来了。其中一名是少尉,其他两个是中士。福利开始询问他们德军的位置。其中一个中士把手伸进敞开的外套里。另一人也做了个同样的动作。第三个人大叫:“笨蛋!”
　　福利的一名战士用冲锋枪猛扫一阵,把德国人打倒在地。“我们没捉到俘虏,”福利说,“但我们发现了藏起来的手枪。”1排加快步伐跟上其他部队。
戴克往左边看,没有看到1排,其他两个排仍旧在向前推进。有人向他们开火,但没有伤亡。然而戴克总觉得左边没人,就做了个灾难性的决定,会让许多人送死的决定。他打手势示意2排和3排与连部队伍一起躲到两个干草堆后面去。
　　在温特斯看来,“队伍突然在离村庄75码处停下来。所有的人都在草堆后的雪地里蹲着等待,太没道理了。我用报话机呼戴克中尉,但他没反应。整连人在雪地里就像一群活靶子。”他担心自己的掩护火力还能保证多久。

1排追上连队,也在草堆后等。福利来到戴克面前请示。戴克不知该怎么办。福利执意要采取行动;利普顿和其他中士坚决赞成。
　　戴克想了个办法,即派1排从左侧向敌运动,包围村庄,从远处进攻。同时他在草堆后指挥机关枪和迫击炮。为此,戴克说他要留下1排的机关枪和迫击炮以便加强掩护火力。1排的18名步兵又进入雪地,试图从左侧迂回,进入福伊。
　　福利中尉和马丁中士只有几分钟计划前往袭击点的行军路线。他们选的路线每隔10米左右就有一棵树可以躲藏。那排树一直伸向远方。
　　士兵们一个个出发了。没有几分钟,德军的狙击手就开始射击。“卫生员!”的呼叫声此起彼伏。1排进行回击,但未取得显著效果。福利走到最近的伤员身边。“这是从加利福尼亚州来的史密斯。我打开急救包时,他呻吟着,呜咽着,我还没找到他的伤口,他就开始‘忏悔’了。想想看!他‘忏悔’的竟然是他和另外两名弟兄无意间发现了军用合作社的一份配给食品,就收了起来,里面有好时巧克力和香烟。我一边告诉他不会死的,一边撕开他的裤腿,往伤口上撒了磺胺粉,把腿包扎起来。”
　　马丁叫二等兵弗兰克·珀康特躲到另一棵树后,从那边向房子里射击。“于是弗兰克走过去躲在一棵比他头稍粗一点的树后,但它挡不全他的屁股。结果,他的屁股中了弹。”
　　(那天晚些时候,利普顿看到珀康特时,他正躺在雪地里的一摊血泊中,但还醒着,很坚强。利普顿问:“珀康特,你伤得重不重?”他笑了一笑说:“利普,是个漂亮的伤口,漂亮的伤口。”)
　　马丁指给二等兵哈罗德·韦布一棵树,告诉他在那儿开枪。福利打开报话机呼叫:“我们被狙击兵的火力挡住。找不到他们的位置。5人阵亡。你能确定他们的位置吗?请回答。”
　　连指挥所有人回答说可能就在福利右边的第一个草堆后面。福利大声命令:“耙了那个他妈的草堆。”其实已经有人在向那边开枪了。

利普顿判断,戴克中尉已经“崩溃了”。他僵在草堆后,没有计划,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旁观的温特斯来说,事情很明显。“他让所有人都蹲在雪地里等着毫无道理。”温特斯通过报话机联系不上戴克十分恼火。“前进!”他大叫,“冲啊!”没人回答。E连在遭受无谓的伤亡。惟一需要的只是有人领导,穿过最后一段空地,进入镇子。但没人领导。
　　温特斯抓起一支M—1就往前跑,冲向停滞不前的E连和被火力压制着的1排。他想接过领导权,带领大家前进。但跑着跑着他想到,啊哟,不行。我得指挥这个营,不能就这么往前冲。他掉头向回跑去。
　　“我回来时,斯皮尔斯正好站在我前面。‘斯皮尔斯,你去指挥E连,换掉戴克,带着大家上!’”
　　斯皮尔斯跑了出去。温特斯把注意力转回自己的任务。福利是这样描绘后来的情况的:“温特斯指挥机关枪构成火力网,这样,我们(1排)就可以爬起来继续前进,迫击炮兵也能集中攻打那两个草堆。榴弹手打了好几发榴弹,那个草堆燃烧起来,那两个狙击兵也就呜呼哀哉了。”
　　团里把I连(有25人)放在右边打,但成败的关键在E连。这是对E连最后的考验。E连已经处于低谷。总的来说,它的官兵们都没有达到在诺曼底伞降时的标准;带领E连投入D日作战的军官在1945年已经一个不剩;士兵有一大半是新的。老连队剩下的核心是军士们。他们都是从托科阿营地出来的,自从戴克在荷兰接管该连后,就是这些人把该连团结在一起。
　　他们活得很累,一直处于十分紧张、高度戒备的状态。他们坚持着,战斗着,压抑着自己的情感,那些情感一直都有,正如约翰·基根所指出的,那些情感“来自人的最深的担忧:害怕受伤,害怕死亡,害怕使那些弟兄的生命受到威胁——他们应该对这些弟兄负责。那些情感还涉及到人类最最暴烈的感情:仇恨、愤怒和杀人的渴望”。
　　在这些感情的冲击下,一些无法控制的想法在他们脑中驰骋。他们看到军官们有的开了小差,有的吓破了胆,有的成了哑巴(就像戴克中尉在这次危急时刻一样)。就算他们不能选择开小差,但也完全可以选择不去带头冲锋。没人能强迫他们这么做,就像谁也不能强迫戴克行动一样。
　　这些军士都来自托科阿。由1942年那个炎热的夏季和索贝尔上尉训练出来的E连至今就只剩他们了。在连队长期缺乏有效领导、士兵蒙受重大伤亡的时期里,是他们把全连团结在一起。
　　所以这是一场考验。1942年连队初建时的问题是:能否把一支由平民组成的队伍训练出来,进而使之为在西北欧战场上与德军长期作战做好准备?说不行的不单单只有希特勒。但究竟行不行,答案还要看1945年1月冰雪覆盖的比利时战场;对E连而言,现在就是考验。
　　士官们已准备好接受考验。连队的托科阿核心已准备好服从命令并实施领导。这个时候,斯皮尔斯气喘吁吁地赶到了。他对着戴克脱口而出:“我来接替指挥。”
　　利普顿中士和其他人都拥戴他。他大声发布命令,2排这边,3排那边,迫击炮全力开火,机关枪全力射击,冲啊。他冲了出去,没有向后看,心里想弟兄们会跟上来的。果然,他们跟着冲了上去。
　　“我还记得福伊前面那片开阔地,”斯皮尔斯1991年在一封信中写到,“当时,稍有动静就会引来火力。我独自穿越那儿时有一门德军88炮向我开火,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1991年,和温特斯以及马拉其站在那儿时,利普顿回忆起斯皮尔斯的冲刺。他还记得他们到达福伊外围的房子时,斯皮尔斯想知道I连在哪里。“于是他一直跑进德军防线,从另一边跑出来,和I连指挥官交换意见后,又跑了回来。天哪,那印象真是太深了。”

　　2、3排随着斯皮尔斯冲出去时,1排开始向他们靠拢。马丁中士做最后检查时发现二等兵韦布在一棵树后,保持开枪的姿势一动不动。“快点,韦布。咱们一起上!出来,快点!”没有回答。“嘿,妈的,他们还在开着火呢。我冲到树边,那棵树只比你的胳臂粗一点。我正好跳到他身上,因为没有办法跳到他边上。我把他翻过来,发现他两眼之间中了一枪。”

　　连队冲进福伊。官兵们开足了连里所有的枪炮:M—1、冲锋枪、火箭筒、轻机关枪、迫击炮、手雷,还有大炮掩护。一时间,子弹从房子里嗖嗖地飞出,美军手雷在房屋里开了花,迫击炮一发接着一发,砖瓦乱飞,尘土四起。
　　即使这样,德军抵抗仍很顽固。避过美军第一次冲锋的德军狙击手开始回击美军,造成多人伤亡。没有哪个弟兄负了两处伤就在哪个角落里停下来。小时候常常爬到树上抓松鼠的来自弗吉尼亚山林的希夫提·鲍尔斯大叫“我看见了”,随即开枪。利普顿回忆说,“我们不再被阻在那里了,便跳起来继续进攻。”
　　所有弟兄都边打边进。尽管德军(党卫军第9装甲师第10精锐装甲团6连)只是在打后卫战,为向诺维尔撤退作掩护,但他们为了保障逃跑路线的畅通仍然顽强抵抗,打法灵活,毫不慌乱。然而,当斯皮尔斯率军前进,就要从德军阵地后面切断这条退路时,德军3辆“虎”式坦克才轰轰隆隆地缓缓开走——这是装甲连所剩的全部家当。约有一个排的步兵跟着坦克逃跑了。100名左右的德国兵——大部分是伤号——投降了。E连经受住了这场毅力的考验,夺下了福伊。
　　利普顿和“泡泡眼”温看看狙击手袭击他们的那个地方,也就是鲍尔斯瞄准的那一个兵。他们发现一颗子弹正中那人脑门心。
　　“要知道,”温评论说,“希夫提带枪时,朝他开枪可划不来。”

　　时间刚过正午。一个摄影组开过来,准备拍摄胜利的镜头。温特斯发现在树林边的高地上,两名摄影师正在拍摄担架员帮助撤离1排伤员的情景。“到离树林25码、很安全的地方时,一名摄影师放下摄影机,冲过去抓住那名战士,帮忙扛他。摄影师背伤员时尽量往自己的衣袖上和崭新、干净的羊毛厚外套的前胸上蹭鲜血。然后这个人转向在拍摄的同伴,摆出最后奋力奔向树林时疲惫不堪的样子。看到这里,温特斯当即就转身离开。”
　　那晚,辛克上校在团部召集所有主要参战部队的指挥官开会。辛克一上来就问温特斯:“对E连你有什么打算?”
　　温特斯回答:“解除戴克中尉职务,任命斯皮尔斯中尉担任连长。”
　　辛克同意这个决定,会议结束。福利中尉也表示赞同。他写道:“看到戴克要走,我们很高兴。这不仅是因为他不能指挥1排,就是早先2排在树林里遭到树木碎片袭击时,也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出‘散兵坑里的诺曼人'不配当我们的领导。"
　　不久,情况就十分清楚了,斯皮尔斯当之无愧;其实,他早已证明了这一点,就在他冲向福伊的时候。

加尔福特 · 发表于 2006-7-20 12:18:10

第13章　攻击
　　　　　　　　诺维尔

　　　　1945年1月14日－17日

　　“当接到这次进攻命令时,我恼火极了,”温特斯回忆说,“简直不敢相信,我们已经受了那么多苦,打了那么多场仗,死伤了那么多人,他们还要我们去进攻。这真有点像是泰勒将军在刻意表现,他想表现给艾森豪威尔看:瞧,我泰勒一回来,我的军队就马上动身去打仗。”
　　这样看待泰勒将军是不公平的。其实,这次进攻是全面进攻的一部分,旨在切入北方,与美军第1集团军会师,以此把德军坦克困在突出部的顶端,或者由于蒙哥马利还下不了决心发动反攻,因此要尽可能多地拖住德军。德军已经开始将坦克往回撤。他们可能会不惜一切代价确保逃跑路线畅通。
　　命令E连这样一个已受重创的连队在光天化日的雪地里发起正面进攻,这并不是因为泰勒想争荣誉,而是因为艾森豪威尔缺少人手。他没有可供调遣的预备队投入这次进攻,但现在是进攻的绝佳时机,他必须调用前线所有兵力进攻。换句话说,E连正在为美国的有限征兵政策付出代价。根本就没有足够的兵力完成这项任务。

夺取福伊之后,E连和2营的其他连队就作为团预备队驻扎在村子南面。翌日1月14日4点15分,德军用6辆坦克、一个步兵连对福伊发起反攻。德军被打退了,但他们随后用14辆坦克、一个营的步兵发起攻击,把506团3营逼出了福伊。E连处于临战状态,但3营在炮兵的支援下,进行了成功的反击,9点30分时再次攻入村庄。
　　这些行动是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冷空气再次影响这一地区。白天气温是华氏20度,晚上水银柱突降至零度以下。几乎每天都下雪。因为积雪,加上其他地方对物资的需求,师里向巴斯托涅—福伊一线提供物资非常困难。结果,E连的官兵们就像被围困时的第一周那样,各种物资极度匮乏。食物不够,套鞋、毯子、睡袋不足。床单都被拿来当作了滑雪衫。
　　E连前面的地势也很险峻。到达诺维尔要穿过一片空地,密林里的敌军还得要清除。德军居高临下,诺维尔坚固的比利时建筑为狙击手和机关枪提供了很好的位置,也为德军坦克提供了很好的隐蔽。
　　辛克上校告诉温特斯,2营将有幸在进攻诺维尔的战斗中打头阵。温特斯要在1月14日12点从福伊南部的树林出发,绕道向左(西),占领雷考纳村,然后冲过一片白雪覆盖的空地,向诺维尔以东1公里左右的另外一个小村考布卢发起进攻。在温特斯左侧,1营会向北穿越树林,一路扫清障碍。
　　温特斯听到这样的命令很是不快。到达考布卢他要穿越2公里的雪地,而且是在晴空万里的白天。为什么在大中午进攻?温特斯更愿意等到过了黑夜,天刚亮时过雪地。但是艾森豪威尔想要行动,蒙哥马利想要行动,泰勒想要行动,辛克想要行动,所以2营营部、D连、E连、F连必须听命。
　　在诺维尔西南面有一条很深的山肩地带,一直延伸到雷考纳附近。温特斯发现若是连队直接冲向山肩,那么越接近诺维尔,就可以得到越多的掩护。他把整个营只排成一列纵队,这样穿越雪地虽然危险,但速度很快。
　　在E连和2营的其他部队出动时,左侧的1营也出发了。德军在诺维尔的坦克发现1营后,几门88炮开始射击。他们没有注意到2营借着山肩的掩护,正在向诺维尔进军。
　　温特斯向左望去。88炮将1营炸得七零八落。“人都在空中飞,”温特斯回忆着,“几年后,在影片《日瓦戈医生》中,我看到军队过雪地时,遭到树林边大炮的轰炸,人被炸飞到空中。那些场景我看着很真实。”
　　E连也遇到了麻烦。德军架在诺维尔的机关枪向他们开火,美军暴露在外,吊桥和小溪又阻碍了他们的前进。斯皮尔斯架起2挺机关枪予以回击。美军机关枪每扫射一轮,就有8或10人趁机冲过小溪。
　　小溪很窄,多数人都能跳过去。但是二等兵汤尼·加西亚扛着一个装有6发迫击炮炮弹的大火药包,跌到了河里,浑身湿透。部队到达诺维尔时,“我的衣服都冻住了,一走路就咔咔地响。为了联系自己的一支队伍,我们要整夜巡逻,但我却因此不用去了。排里的中士说,我这样咔咔作响连柏林都能听得见,因此就安排我原地留守。”
　　到15点30分,2营已穿过雪地,偎依在山肩下面。天黑时,他们迂回来到考布卢东南角的吊桥前。
　　斯皮尔斯召集军官和二级军士长利普顿开会。他概述了早晨将夺取通向诺维尔的吊桥的进攻计划,2排在左,3排在右。友军坦克将沿福伊—诺维尔公路从右方提供支援。会后斯皮尔斯让利普顿在进攻中率领2排。
　　利普顿集合2排人员,下达命令。温特斯站在一边听着。利普顿告诉他们,到达镇上的距离约有800米,他们要沿公路快速前进,进入房屋,并以此为掩护;大家要用步枪、手雷,协同作战,扫清屋内敌军;迫击炮手随时准备向德军战术据点开炮;机关枪手要建立起支援火力;大家不要聚集在一起,等等。温特斯只说了一句话,称那段距离大概有1,000米。
　　散会的时候,大家听到附近有坦克马达的发动声和坦克开动的声音。无法判断是德军坦克在撤退还是美军坦克在福伊—诺维尔公路上开过来。
　　温特斯记得那晚是有生以来最冷的一夜。几乎没有什么遮挡,只有匆忙挖起来的散兵坑。大家一路来到考布卢,衣服都汗湿了,整夜打冷颤。躺下刚要入睡,又被猛一阵冷颤惊醒,因为此时衣服已经结冰。多数人索性不睡。这么难熬,温特斯曾想下令夜间袭击,但还是忍住了,因为害怕混乱中误伤自己人。
　　利普顿要率领2排进攻,但是对前面的情况并不清楚,感到有些不安,所以他决定带一名无线电兵去侦察一番诺维尔的情况。两人来到村边的一个谷仓,从后门进去,摸到另一个通向院子的门,院子在横贯诺维尔的一条主干道边。万籁俱寂。利普顿通过无线电呼叫连长斯皮尔斯,想告诉他自己现在的位置,并请求侦察诺维尔镇。他说发现前面有谢尔曼坦克,问斯皮尔斯是否知道美国装甲部队已经夺下这个镇了没有。斯皮尔斯不知道,他让利普顿查看一下。
　　利普顿悄悄地挨近坦克。这些坦克已经毁坏。已冻僵的美军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边上,那还是12月20日德索伯里分队撤离诺维尔时留下的,已经快一个月了。德军还占领着这个镇。利普顿和无线电兵撤了回来。

进攻于1月15日黎明打响。敌军进行了抵抗,对公路右边3排的抵抗最为激烈。2排迅速进入诺维尔镇中心,来到烧毁的谢尔曼坦克后面。3排进入一座烧毁的房子,建立了指挥所。无线电传来消息:“右边有友军装甲部队支援。”
　　沙姆斯中尉和阿利中士一收到消息就听到屋外有坦克声。阿利心急,想一睹公路上的风光场面,于是便对沙姆斯说要去接应坦克。沙姆斯决定和他一起去。他俩经过几座烧毁的房子,绕过拐角,来到大路上。在前面两幢房子中间的小路上,他们发现了要找的坦克。
　　阿利走到坦克边,坦克指挥员正站在炮塔上,面对另一方向,于是阿利用盖过发动机的声音大声喊“这边来”。坦克指挥员转过身来,明白他俩误将德军坦克当作了美军坦克。德国人骂了一句,钻进坦克,开始把炮口转向阿利和沙姆斯。
　　两人一句话也没说,拔腿飞跑,速度之快甚至将雪都溅到了德国人的脸上。坦克紧追不放。美国人转了个弯。沙姆斯看到一扇敞开的窗户,便一头扎了进去。阿利大约比他多跑了3米,跳进门内,准备好步枪,他认为德军坦克后面肯定有步兵。
　　坦克转过弯,从沙姆斯和阿利旁边径直开过,来到毁坏的谢尔曼坦克附近,2排正在那儿逐屋扫除德军。利普顿和他的士兵有的钻进坏坦克底下,有的躲在墙后寻求掩护。德国坦克停下来,转过炮塔,对准每辆坏坦克开了一炮,以防自己的坦克经过时有人从这些坏坦克里朝自己开炮。利普顿回忆说:“炮弹击中谢尔曼坦克时,我们在下面,觉得这些坦克向空中跳起了一英尺高。”
　　坦克向镇外呼啸而去,向北转移到安全地带。结果它被一架P—47战斗机发现,向它发起攻击。一颗炸弹落在坦克身上,将其彻底摧毁。
　　阿利回头来找沙姆斯。他听到有人在呻吟,还在喊救命。他钻进沙姆斯冲进去的那扇窗户,看了看,忍不住大笑起来。阿利看到中尉被困在地下室里的一堆杂物里,有床,有弹簧床垫和家具,先前沙姆斯没想到这是一个地下室。
　　到中午时,2营已占领诺维尔并在四周建起了防御工事。从12月20日以来,这个小小的村镇及其周围的山丘就一直是101师的目标。现在,它终于到了美军手里。
到达巴斯托涅不久,我们从福伊村外的我军阵地向北眺望诺维尔,”利普顿写道,“我们就认定,诺维尔将是巴斯托涅之战中我们最后的目标。”但是还要发动一次进攻;泰勒将军命令2营继续向北面的乌法利兹进军,夺下拉查姆村。
　　拉查姆位于公路右(东)边的一个山谷中。白雪覆盖着的这片土地,地势从四周向该村缓缓下降,给人的感觉就像从碟子的边缘向中心进攻。2营从南部和西南部进攻,而左侧由1营从村子的北边发起进攻。队伍布局合理,稳步推进。德军进行了一些反攻,主要是用装有白磷炮弹的大炮。但是当506团到达村边时,大部分德国抵抗军都逃走了。美军进村时,德军开始对村庄狂轰滥炸。
　　厄尔·黑尔中士是第一批进入拉查姆的。他和利布高特弯腰进入一个谷仓,对里面的6名德国党卫军军官突然袭击,并将其俘虏。黑尔让他们面对面排好队,并告诫他们如果自己和利布高特被杀,那些德国人也休想活。他边说边用冲锋枪指着他们,以示强调。
　　这时,一颗炮弹在外面爆炸。黑尔站在门边,被一片弹片打中,倒在地上。一个德国军官从靴子里拔出一把刀,对准黑尔的喉咙就划了一刀。他没有切到动脉,也没切断喉管,但着实切断了食管。血喷涌而出。利布高特开枪将持刀人打死,又将其余德军一一击毙。卫生员罗在黑尔的伤口上涂上磺胺粉。一辆吉普把他送到卢森堡,医生见状很是惊讶,帮他包扎好,从此他的食管就弯曲了。鉴于黑尔的病情,医生给他开了张医疗证明,允许他不戴领带。(后来,黑尔被恼怒的巴顿将军拦下,因为未戴领带被狠批了一顿。黑尔却得意地掏出他的那张证明,竟让巴顿一时哑口无言。)
101空降师轻而易举夺下拉查姆,证明在与十几个德军精锐的装甲师和步兵师的正面交战中,他们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与德军相比,这个月美军的日子难过得多。德军有畅通而充足的军需供应,但101师却是处于被围困之中,第一个星期没有军需供应,随后也不充足。正是那几个星期才考验了官兵们的精神,他们缺吃少穿,弹药不足。这是战争中要经历的最残酷、最艰难的一面。101师饥寒交迫又装备不足,他们的对手却是德国纳粹在战争这一阶段最精良的部队。那些德国国防军和党卫军吃得好,穿得暖,武器充足,在数量上也远远超过101师。
　　这次战役是一次对武器、毅力和国家制度的考验,以纳粹的最佳对美军的最佳,德军占尽优势。但是101师不但坚持了下来,而且还取得了胜利。无论是战场上的事实,还是这一事实所昭示的道理都可谓是史诗般的经典。打败德军二战中在西线的最大一次进攻,并且将此次胜利变成一个——用艾森豪威尔的话说——“歼灭莱茵河以西所有德军”的契机,实为一个绝妙的军事奇迹。美军在精神上优于德军,这一点不是建立在装备或人数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从艾克总部直到E连上上下下的团结、合作、领导和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的。德军很少有这方面的品质。这种精神上的优势源于更为科学的训练方法、更为合理的指挥官选派方法,最终源于能够代表一个更为开放的社会的一支更为开放的军队。实践证明,民主社会比纳粹德国更具能力培养出出类拔萃的年轻战士。
　　这些德国老兵都已身经百战,这一点可以从拉查姆发生的一件小事上看出。雷德中士这样讲道:“我进村之后一个德国俘虏在笑我,我差点把他杀了。但有人抓住我的M—1叫道:‘中士,他没有嘴唇和眼睑!’他在俄国前线打仗时把这些部分冻掉了。”
　　这场战争造就了101师的神话。这个神话从诺曼底开始,在荷兰展开,在巴斯托涅战役达到高潮。101空降师是美军在二战中投入的89个师中最有名气、最受崇拜的一个师。此役以后,左肩上佩戴“啸鹰”徽章的人都感到无比自豪。

　　在拉查姆时,斯皮尔斯把指挥所设在一个修道院内。自一个月前离开莫米昂以来,这是E连第一次把指挥所设在室内。当晚修女们把一群十二三岁的女孩带到大厅为E连演唱小夜曲。节目有法国和比利时歌曲,几首英文歌和德国进行曲《莉莉·玛莲》。
　　第二天即1月17日早晨,第17空降师在前线接管了101师的阵地。E连乘卡车前往阿尔萨斯。卡车载着他们沿着4星期前出发时走的那条横贯巴斯托涅的公路返回。对许多人而言,这只是再次看到巴斯托涅——第一次是12月19日,他们向镇上进军,碰上惊恐万分的美国士兵从前线落荒而逃,躲避德军的屠杀,再便是1月17日小镇解放。
　　虽然大家没好好看过巴斯托涅,但这个名字——与这个名字相连的一种经历——将永远留在他们心中。之后无论何时,E连的官兵们遇到寒冷、饥饿和无暇睡眠时,就会提醒自己在巴斯托涅的境遇更糟。
　　E连损失惨重。确切的数字无法统计,匆忙离开莫米昂时连队的花名册还没做完;一个一个地或是小批到来的补充兵员,也没有完整登记;伤员刚离开前线几天就又归了队。据估计,E连抵达比利时时有121名官兵,接收了大约两打的补充兵员,离开时为63人。E连在比利时战场牺牲的有沃伦·穆克中士,弗朗西斯·梅利特下士,还有二等兵AP赫伦、肯尼斯·韦布、哈罗德·韦布、卡尔·索沃斯科、约翰·欣德尔、唐·胡布勒、哈罗德·海斯、亚历克斯·潘卡拉和约翰·朱利安。
　　有关E连在突出部之战中的损失,二等兵韦伯斯特做了最好的描述,他是在卡车前往阿尔萨斯的途中重返连队的。韦伯斯特10月初受伤,此时为1月中旬,他写道:“当我看到1排剩下的人时,我差点儿哭了;40名兄弟只剩下11人;其中9名是老兵,他们有的参加了空降荷兰的战斗,有的参加了空降诺曼底的战斗,有的则两次都参加了。他们是:麦克里里、利布高特、马什、科布、怀斯曼、莱尔、马丁、雷德和肖提。虽然其他两个排幸存的队员多一些,但也减员甚多,和1排加起来也凑不成一个正常的排,更别说一个连了。”
　　除了受伤和牺牲的,巴斯托涅战役中的每个弟兄都饱受磨难,没有被大炮、子弹击中的人也仍然是伤员。在巴斯托涅没有未受过伤的人。正如温特斯所说的:“我不相信有人在经历过这场战争之后而没有留下任何伤疤,只不过有些伤疤是看不见的。可能这就是使E连的战士们紧紧团结在一起的因素。”
　　他们彼此了解,相互间的熟悉程度只有那些在各种各样战术条件下并肩作战的人才能达到,只有那些面对严寒、食品不足、没有睡眠而又长期处于精神紧张的极度困难情况下同甘共苦的人才能达到。
　　他们共同面对恐惧。他们不仅惧怕死亡和受伤,而且担心所有的付出只是一场空。格伦·格雷写道:“在战争岁月里,我最为担心的是所有这一切都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现在这种担忧仍然伴随着我……我经常在战争日记中写着,如果那些日子对我将来的生活没有积极的影响,那么付出的艰辛根本不值得。”
　　他们之所以能在突出部之战中取得胜利,就是因为他们已经成为兄弟连。在福伊村外的雪地里,在生死攸关的时刻E连团结在了一起,是因为二级军士长利普顿和其他军士(他们几乎都出自托科阿训练营),给了大家领导、毅力和凝聚力。虽然来了个新的连长,虽然不断有军官和战士加入,但因为有那些士官在,E连的精神得以保持。温特斯作为2营的副营长,且常常代理营长(斯特雷耶中校大半个月都在团部工作,作为辛克上校的代理作训股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实践证明,斯皮尔斯是一名优秀的连长,他能使整个连队发挥出最佳水平。
　　韦伯斯特很好地描绘了这种精神。那时韦伯斯特已经两次受伤,但两次都重返战场。他不允许父母利用他们的关系帮他离开前线。他不接受E连内的任何职务。他是一名哈佛的知识分子,他的任何决定都是依据他对二战的独到观点作出的,一经形成便坚定不移。
　　他博览群书,爱好阅读与写作,头脑冷静,观察敏锐,富有见地,受过良好的教育。在这里,他和没有多少文化的山里人、南方农民、矿工、伐木工人、渔民以及连里大多数士兵建立了最亲密的关系——和他们一起挤在无篷的卡车上,行驶在丘陵地带冰雪覆盖的公路上,或是和别的弟兄同睡一个散兵坑。即使那些上过大学的人,专业大多也是商务或教育。总之,韦伯斯特和一群没有任何共同点的人拴在了一起。若在平时,他既不会喜欢他们,也不会讨厌他们,他压根儿就不会认识他们。
　　但正是在这些不相关的人群中,韦伯斯特结交了最亲密的朋友,充分享受到与他人的认同感。
　　他描写和排里士兵坐卡车去阿尔萨斯的那段话值得全文引用:
　　“我们咯吱咯吱地穿过泥潭,来到卡车边,爬上去。麦克里里和马什点上了香烟。马丁拿路过的一名军官开了个玩笑。我问胡布勒怎样。他死在了巴斯托涅。可怜的胡布勒就这样被踢出了战局,死在了雪地里。那其他人呢?穆克和他的同伴潘卡拉被打死了。他们的散兵坑总是挖得最深,但被打了个正着。索沃斯科在袭击福伊时头部中弹。等等等等。荷兰那一仗打过后补进来的新兵有一些也死了。许多人都因为战壕足病被撤离了,麦克里里认为太多了。这个排再也不像当年了。”
　　韦伯斯特认为事实确实如此。他曾在重返E连前走了一段漫长复杂的弯路,那段时间他在新兵站,和一群身着卡其布军装模样貌似士兵的人呆在一起,感到失意,感到寂寞。现在他回家了,回到了1排,回到了E连。
　　“回到我熟悉、能信赖的朋友身边真好,”他写道,“我在卡车上听他们闲聊,内心感到温暖而轻松,就像一个迷失在漆黑、寒冷的森林里的孩子回到了充满爱的明亮的家里。”
　　家里的一些椅子空着。那些椅子属于被打死,受重伤或精神崩溃的弟兄。但正如韦伯斯特感觉到的那样,虽然E连失去了很多老成员,加入了很多新成员,但因为有现在已经在团或营里任职的老E连的军官们在,因为有老E连的军士们在,E连仍然是个有机的整体。

加尔福特 · 发表于 2006-7-20 12:18:43

兄弟连 -- 第十四章
　　　　　　　　　　　　　第14章　　侦察
　　　　　　　　　　　　　　　阿格诺

　　　　　　　　　　　1945年1月18日－2月23日

　　1月中旬，德军力图挽救突出部的兵力和装备，在阿尔萨斯发动了代号为“北风”的佯攻，企图把美军兵力从阿登地区引开。与12月中旬在阿登发动袭击时一样，他们袭击了前线兵力薄弱的地方。（巴顿的第3集团军离开阿尔萨斯去阿登后，美第7集团军不仅要防守自己的阵地，还悄悄从左翼接防了第3集团军的防线。）“北风”行动开始后，艾森豪威尔把101师调往阿尔萨斯，增援前线。
　　空降兵们听到要用卡车把他们运往阿尔萨斯的消息时，随之而来的谣言也被夸大：德军已经突破防线。温特斯心想：天哪，难道陆军就没有其他人能去堵这个缺口？
　　这是一次长途跋涉。阿尔萨斯在巴斯托涅的南偏东方向160英里处。天上飘着雪花，天气寒冷而恶劣。路面很滑，行车很危险。卡车的行进慢得像步行，跳下车解个手，再赶上去坐上车都来得及。解手的过程看上去很滑稽，因为他们从外到里依次穿着伞兵裤、橄榄绿军长裤、长衬裤和橄榄绿军内裤。所有的裤子都只用纽扣，不用拉链。他们戴着手套就想把所有的扣子都解开，有时候这要花很长很长时间。
　　他们从巴斯托涅出发，途经贝尔方丹、维尔顿、艾当、图勒、南锡、杜林甘等地，1月20日到达目的地。506伞降步兵团成为预备队。
　　行进途中，利普顿中士病了，浑身怕冷、发高烧。他在杜林甘去看了军医，医生说检查后说他得了肺炎，要转移到医院去。利普顿说他是E连的军士长，不可能离开。那天晚上医生无论如何也说动不了利普顿，就让他第二天早上再去检查检查。
　　当晚，斯皮尔斯中尉和利普顿中士住在一个德国人家里。（阿尔萨斯在法德边境，每战必易手。1871年成为德国领土；1919年被法国夺回；1940年又成为德国领土；1945年又给了法国。）房间里只有一张单人床。斯皮尔斯让利普顿睡上去。利普顿说这样不妥，说他是兵，要铺睡袋睡在地板上。斯皮尔斯只说了一句“你病了”，问题就解决了。
　　利普顿睡在床上。屋子里那对德国老年夫妇给他拿了些杜松子酒和苹果卷。利普顿从未喝过烈性酒，但他一小口一小口地把一大杯酒喝了下去，又把苹果卷也吃了下去。他美美地睡了一觉。早上，他的烧退了，精力也恢复了。他再去看军医时，医生简直不相信会好得这么快，连称这是奇迹。
　　看到利普顿康复，斯皮尔斯很高兴，说他和温特斯已推荐利普顿火线晋升，辛克上校要和他谈话。利普顿到了团里，辛克对他进行了一个小时作战经验的考察。
　　近两个星期来，E连一直作为预备队，几乎每天都要从一个村庄运动到另一个村庄。天气开始转暖。太阳出来了，雪开始融化，地上烂乎乎的。一辆军需卡车送来一批高腰靴，还配有防寒袜和毡鞋垫。“6个星期前在巴斯托涅的时候，我们需要你，可是你在哪儿？”战士们冲着驾驶员大声嚷嚷。军需连把脏衣服、毯子和睡袋都收集起来，送到军队洗衣房。每小时能供215人使用的移动淋浴室被运来；E连每个人都进去洗了澡。水不热，但至少还不是冰冷的。大家一遍遍擦肥皂，搓了又搓－－费了好大劲才搓掉6个星期积下的污垢与汗臭。
　　电影也到了，有《忧郁狂想曲》、《野牛比尔》和《我们年轻快乐的心》。《星条旗》、《美国佬》以及《袋鼠纪事报》带来了外界的消息（但并不像想像的那么受欢迎，因为来自太平洋的消息表明，战争还要持续很长时间；于是就有谣传说101师将被运至太平洋，在日本“大跳伞”）。
2月5日，506团接替驻守阿格诺镇的79师313步兵团，E连进入前线。阿格诺有近20，000人口，在空降兵们看来算是欧洲的大地方了。卡朗唐的居民大约有4，000人，莫米昂大约4，500，巴斯托涅大约5，500。阿格诺横跨在莱茵河的支流莫德尔河上。E连的阵地在506团的最后侧，位于在此处呈环形的莫德尔河与截取了它的部分河水后穿过该镇的一条运河的交汇处。
　　“我们的位置有点像进入德军防线的钉子。”福利中尉回忆说。E连占据着南岸的房屋，德军占据了北岸的房屋。这条河河床很高，水已经溢出了河岸，而且水流湍急。河面宽度从30米到100米不等，手雷扔不过去，但对机枪、步枪与迫击炮来说却很近。双方都有大炮支援。在德军防线后几公里处，有一门一战时期留下的大型铁道炮（口径约205毫米）。它发射的炮弹与在犹他海滩支援美军的16英寸舰炮炮弹差不多大。
　　空降兵们进驻79师占领的房屋。韦伯斯特和1排的名成员接管了莫德尔河与运河交汇处的一幢房子。韦伯斯特写道：“我们继承了空降部队依靠奋不顾身的人而不是弹药的优良传统，靠6个手持勃朗宁自动步枪的人，接替了79师配备一挺水冷式50毫米机关炮和一挺常规30毫米机关炮的18个人。”他们告诉1排的人，说这一带很平静，双方都没有相互攻击，但韦伯斯特说，他们草草介绍了情况之后就匆匆离去。
　　1排1班所占的房子损坏严重。有几处墙壁被炸倒，部分屋顶被迫击炮弹炸塌，所有的窗玻璃都碎了，地上的灰泥、砖块和碎玻璃有脚脖子那么深，栏杆被拿去当柴烧了，厕所里粪便四溢，地下室里全是灰烬、污物和军用罐头。
　　汤姆。麦克里里下士看过房子后，说了一句代表全班心态的话：“我们把它收拾一下。”
　　这是班里所有人第一次在火线上住进房子。大家动手收拾，他们重新整理了地下室，把床铺和C号干粮放在一个房间里，把**扔进另一个房间。有人找到几盏瓦斯灯和一个还能有的汽炉。他们把电话接在德军战地电话系统上，与1排的指挥所取得了联系。如果要用厕所，就得去3楼，因为“那儿的马桶还没有满”。
　　1排指挥所的无线电报务员乔治。鲁兹过来看了看。麦克里里班里的人自豪地让他看了他们的住所。“如果这就算好，”鲁兹回答说，“你们该去看看连部。他们活得像国王一样。”他又看了看，说了一声“那些混蛋”。
　　（韦伯斯特和鲁兹深有同感。他尽量不去连部，因为“那儿都是大官，小兵没有立足之地”。）
　　就像在岛上时一样，大家白天不能行动。狙击手随时会把在外面的人一枪干掉。稍有动静就会引来迫击炮弹；两三人在外面，就会遭到88毫米炮的轰击。韦伯斯特写道：“我们最大的消遣就是吃。我们花在准备、烹饪食物和吃上面的时间比花在任何其他事情上的都多。”
　　E连的任务是守住防线，派出必要的侦察小分队与德军接触、并担任炮兵前方观察哨的任务。麦克里里的班负责2号观察哨，双人值班，每次一小时，一个在3楼的窗口，另一个在地下室守着电话。从窗口可以看到德军所占据的那半边小镇的情形。他们几乎可以随时让炮兵向对方开炮，这个特权以前倒没有发现。德军则会以炮火回敬。
　　很难说迫击炮、狙击炮、机枪、88型炮，还有那门巨型铁道炮哪个更危险。他们虽然听不见敌人后方那门巨炮发射时的声音，但却能听见从远处低速飞来的炮弹声,因为那声音很像火车。希夫提。鲍尔斯记得他在3楼观察时，听见炮弹飞来，还有时间赶在炮弹落地前跑进地下室。
　　虽然他们随时都会有危险－－房子若被铁道炮直接命中后，整个就完了－－在一定意义上他们仍是战争的旁观者。格伦。格雷写道：“战争的神秘吸引力”在于“享受视觉的乐趣、战友情谊的乐趣、毁灭的乐趣”。他继续写道，“战争很壮观，能看得见，但永远不会被人理解。”格雷提醒我们，人类的眼睛是贪婪的，渴望看到新奇的、不同寻常的、壮观的景象。
　　与人类任何其他活动相比，战争能提供更多的内容来满足这种欲望。与7月4日最漂亮的礼花相比，纷飞的战火持续的时间长得多，也刺激得多。韦伯斯特快从2号观察点可以看到“炮弹在阿格诺的敌我双方占领的地区内爆炸，P－47左右扫射的情景”。晚上，离前线好几英里的高炮连用探照灯搜索天空，从云层反射回来的光把整个前线都照亮了。只要观察哨呼叫，双方就打照明弹。在户外遇到照明弹时，必须一动不动地等它熄灭。机枪发射出一串串曳光弹，使整个场面更加壮观。
　　大型炮弹能引起燃烧，产生劈啪作响、熊熊燃烧的火焰，把整个地方都照亮。“在战斗中，火是很怪的东西，”韦伯斯特写道，“双方都小心翼翼，连根火柴都不敢点，所以这肆无忌惮、熊熊燃烧的火焰显得如此格格不入，其声音是如此刺耳。”
　　战争不但能满足视觉的欲望，而且比严格的训练更能培养出战友情谊。韦伯斯特在2月9日写给父母的信上说：“我又回到了家里。在描述2号观察哨的生活时，他提到了面临的危险，但更多地谈到了他对班里战友的感情。“危险是怎样打破自我的壁垒，使我们感受到集体的呢？”格雷问。他的回答是“与战友们团结起来所产生的力量。在（危险的）时刻，许多人都有这种朦胧的意识：他们以前的生活是多么孤独与孤立，他们错过了这么多……随着自我疆界的扩大，他们体会到前所未有的亲情。”
　　（一天晚上，韦伯斯特和二等兵鲍勃接到命令，要他们在门廊里架起机枪，在必要时为侦察人员提供火力掩护。这样一来，如果他们一开火，就会完全暴露，河对岸的德军自行火炮无需观察哨就能发现他们。但是他们已下定决心，如果对方向侦察人员开火，他们将全力还击，“因为大约20个人的命都攥在我们手上。”一向不主动要求做任何事情的韦伯斯特评论说：“有时候我看到了当英雄的机会，即使这意味着牺牲自己。现在就是一次机会。”）
　　格雷所说的战争带来的第三种“乐趣”出自毁灭。人类乐于看到房屋、车辆和设备遭到破坏，这是毋庸置疑的。如果一个城市的某个建筑物要被推倒，就会有一群人聚集在那里围观，这就是证据。对军人来说，看到一幢可能为敌军提供掩护的房子被己方炮火摧毁，就是一种快乐。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军人厄恩斯特。云格尔在日记里就写到了“徘徊在战场上空那进行毁灭的强烈欲望……一名中立的旁观者可能以为我们是兴奋过度了。”
　　军人所关心的是死亡而不是生命，是毁灭而不是建设。终极毁灭就是杀死一个人。狙击手击中对岸的德国兵时，就会大喊：“中了！中了！”高兴得跳起来。二等兵罗伊看见一名不谨慎的德国兵在几百米外的一间小屋前来回走动。他一枪就打中了那个德国兵。通过望远镜进行观察的二等兵克拉伦斯。莱尔说，那个德国兵脸上痛苦、复杂的表情值得一看。那德国兵企图爬回屋里，科布又朝他开了两枪。每打中一枪，他就大喊一声。
　　在前线往往没有过去和将来，只有现在，而随时都有死于非命的威胁，则使得这种感觉更加强烈。韦伯斯特给他父母的信中写道：“严格地说，生命是以天或者小时来计算的。”
补充的兵员到了。这不能不令人忧虑，因为空降师通常是在基地养精蓄锐，准备下一次伞降突击，如果在战场上得到增援，那就意味着这个师还要继续战斗下去。在2号哨所，有“4名非常害怕、刚从伞兵学校毕业的小伙子”来到班里。韦伯斯特说：“我的心沉了下来。后方梯队里有的是成年的壮汉，在驻英国的空军部队里有的是膘肥体壮的人，为什么陆军偏要把这些非常年轻、没有经验、刚受过最基本训练的人派到前线来当步兵，来干世界上最危险的差事？”
　　新来的人当中有个少尉，名叫汉克。琼斯，西点军校毕业（1944年6月6日，约翰。艾森豪威尔那个班），12月底才从本宁堡伞兵学校毕业。他1月中旬离开纽约，在阿弗尔登陆，2月中旬抵达阿格诺。福利中尉说：“教会他们说'跟我来'，然后把他们运到国外是补充兵员最快的办法。”琼斯很傲气，体型匀称，讨人喜爱。他渴望有机会表现自己。
　　机会很快就来了，因为团情报股尼克松上尉想抓一些活口来进行审问，2月12日他让温特斯负责抓一两个德国人回来。温特斯仍然是个上尉，其他两位营长都是中校，与他们打交道总是处于不利地位。但温特斯在团的参谋中有朋友，斯特雷耶上校是团长，尼克松和后勤股长马西森原来都是E连的。马西森为温特斯搞了几只德国橡皮艇，温特斯可以用来进行渡河侦察。温特斯选了E连去执行这项任务。
　　这个小分队比较大，有20个人，是从各个排和连部挑选的，包括团部两名会说德语的侦察参谋。福利中尉从1排选出科布、麦克里里、温以及肖提。侦察人员渡河之后将分成两个小组，分别由肯。默西埃中士和琼斯少尉领导。
　　被选出的侦察员用了2天时间在阿格诺外面练习使用橡皮艇。2月14日，温特斯和斯皮尔斯来到2号哨所。使1班的人感到紧张的是，他俩站在哨所前，举起望远镜观察德军阵地，还一边打着手势，挥动地图。“我们屋里的人都在诅咒他们，”韦伯斯特回忆说，“害怕德军观察哨发现他们，然后呼叫炮火来轰炸我们温暖的小窝。”
　　温特斯和斯皮尔斯制定的计划将用到E连经过艰苦训练所获得的许多技能。侦察尖兵是厄尔。麦克朗下士，他有印弟安血统，以能“嗅出德国鬼子”而闻名。侦察小分队将在D连一个哨所前集合，在那儿喝咖啡，吃三明治，然后在夜色的掩护下于22点来到河边，放下第一条橡皮艇，它将拖带一条绳子过河，然后把绳子系在北岸的电话线杆上，这样其他橡皮艇上的人只要拉着绳子就能过河。进入德军防线之后，小分队将分成两组，琼斯少尉率领的那个组进入镇里，默西埃中士那个组将前往岸边被疑为德军前哨的一幢房子。
　　无论能否抓到俘虏，小分队从河对岸撤回都将得到有力的保障。任何一组遇上麻烦或抓到俘虏，组长就吹哨子，示意撤退。这个信号将意味着两组人员在橡皮艇边会合，与此同时，斯皮尔斯中尉和马拉其中士将开始射击以掩护撤退。
　　在提供掩护火力时，连最小的细节都考虑到了。每个已知或预料到的德军阵地都有指定的步枪、机枪、大炮和迫击炮来对付。从师里借来的57毫米反坦克炮，被用来对准一幢房子的地下室，因为那地方是间接炮火无法摧毁的。D连将架起一挺50毫米机关炮（在巴斯托涅时从第10装甲师偷来的），准备扫射德军阵地。1排在2号哨所的阳台上架起30毫米机枪，准备在必要的时候扫射驻扎在河对岸的德军（渡河点就在2号哨所的正前方）。
　　2月15日晚，漆黑而又安静。德军只打了几发照明弹，有一两门88毫米炮零星射击。美军炮兵静静地等待着哨声。探照灯已按斯皮尔斯的要求关掉了。美军没有发射照明弹。没有轻武器的射击。没有月亮。没有星星。
　　第一艘橡皮艇成功地过了河。另两艘也过去了。麦克里里和科布坐的第四条橡皮艇翻掉了。他们顺着水流漂出100多米，钻出来后又试了一次，但又翻了，最后只好放弃，回到2号哨所。
　　琼斯和默西埃把过了河的人集合起来，进行分组后便开始行动。和默西埃一起的有一名才补充到F连的年轻军官。他颇有一番雄心大志，急于想表现自己，瞒着斯皮尔斯和温特斯，擅自跟上了小分队。他跟着默西埃到了北岸后不久，就踩响了一枚地雷而身亡。他上战场还不到24小时。
　　默西埃领着其余8个人继续向目标运动。接近德军那个哨所后，他对准地下室的窗户发射了一枚枪榴弹。爆炸声后，大家冲向那幢房子，朝地下室里扔手雷。手雷刚爆炸，默西埃就带领大家进入地下室。由于进去太快，手雷爆炸的弹片击中了二等兵尤金。杰克逊的面部与头部。他是在荷兰时补充进来的兵。在地下室里，美国人发现还活着的德国兵惊恐万状。他们抓住一名伤员和两名未受伤的人就冲了出来。默西埃吹响了哨子。
　　哨声一响，对岸的掩护炮火就轰然而至。大地在震动。后方的大炮一响，前沿的迫击炮、反坦克炮也跟着响起。在2号哨所进行观察的韦伯斯特是描绘当时场景的：“我们看到一阵火光，接着一个红色球状物钻进对岸一幢房子的地下室。炮弹在德军的道路和火力点上爆炸，发出橙红色的火光。我们正前方半英里处有一幢房子开始燃烧。我们的后方，D连的50毫米机关炮在不停地射击。一串串曳光弹掠过河面射向对岸，德军以一间未毁的地下室为掩护，用手提式轻机枪向D连射出大量曳光弹。”
　　默西埃和他手下的人迅速返回橡皮艇边，与琼斯及其小组会合。他们准备渡河时，觉得那名德国伤员没有多少用，就把他丢在了河边。新补充来的二等兵艾伦。维斯特掏出手枪想把他打死，但被制止。那名伤兵对他们已不构成威胁，所以没有必要暴露自己的位置。有一部分人拉着绳子游回对岸，其他人则乘橡皮艇返回。
　　小分队一上岸就推着俘虏奔向2号哨所的地下室。他们一进地下室，德军的炮弹就在后院炸响了，随后便是德国人对整个E连阵地的炮击。
　　在地下室里，小分队成员把俘虏围了起来。美国人很兴奋，许多人在交谈－－或者说是想盖过巨大的噪音在扯着嗓门叫喊－－讲述着自己的经历。他们热血沸腾。
　　“我来干掉他们，我来把他们干掉算了！”维斯特大声喊叫，掏出手枪冲向俘虏，但被人拦住。
　　“出去，维斯特。这帮混蛋是营里要的。”有人大声说。
　　根据韦伯斯特的说法，那两个俘虏“是很沉着的士官，一个是普通中士，一个是中士参谋。他们非常沉着，像磐石一样地站在一间气味难闻、热烘烘的地下室里，四周都是想杀他们的人。但他们连指尖都没动一下，面无表情。那是我见过的最冷静的人”。
　　外面的炮火越来越猛烈。在侦察中受了伤的二等兵杰克逊这时开始大声叫喊：“杀了我吧！杀了我！求你们杀了我！我受不了了，上帝，我实在受不了。杀了我吧，看在上帝的分上，杀了我！”他满脸是血，一颗手雷的碎片击穿了他的头骨，钻进了他的脑部。
　　马丁中士说：“当然谁也不会杀他，因为希望总是有的，那个该死的俘虏使我很生气，我拼命踢那个狗娘养的，我是说狠狠地踢。”他最后很勉强地解释道，“当时的情绪真的坏透了。”
　　有人打电话叫卫生兵带着担架过来，要快。罗说他马上就来。
　　杰克逊还在不停地喊叫。“杀了我！杀了我！我要默西埃！默西埃呢？”他在抽泣。
　　默西埃来到他身边，握住他的手。“没事的，伙计，没事的。你会好的。”
　　有人在杰克逊手臂上打了一针吗啡。他那时痛得发了疯似地，要人把他按在床上。罗来了，同时还跟来另一名军医和一个担架员。他们把病人往急救站抬去，默西埃走在担架员旁边，握着杰克逊的手。还没有到急救站，杰克逊就死了。
　　“他还不到20岁，”韦伯斯特写道，“还没有开始生活。他边喊边叫，就这样死在担架上。在美国，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美国，跑马场上的赌马的生意火暴，夜总会创下史无前例的利润，迈阿密海滩十分拥挤，根本找不到一间住房。好像很少有人在乎。天哪，这就是繁荣，这就是昌盛，我们打仗就是为了这些。我们在读物上看到黑市餐厅，看到生产商要求立即逐步恢复生产和平时期的物资。我们怀疑人们是否知道，为了赢得这场战争，军人正生活在恐惧之中，正在流血，正在骇人听闻的痛苦中死亡。”
　　德军炮火暂停之后，俘虏被押送到营部交给温特斯上尉。默西埃在交这两名活口的时候笑得嘴都合不拢了。那个普通中士交待了很多，可是那个中士参谋却缄口不言。
夜已不再平静。双方都在猛烈攻击对方。沿河两侧火光四起。曳光弹在水面上交织。
　　每到炮火间隙，2号哨所的人都能听见对岸传来的艰难的呼吸声、喘息声和呻吟声。被侦察小分队丢在岸边的那个德国伤兵是肺部中弹。韦伯斯特让手下看看该怎么办，是一枪打死他让他结束痛苦，还是让他自然死去。韦伯斯特主张杀了他，因为若把他留下，德军会派人把他带回，他就可能报告他所看到的2号哨所周围的所有活动。“那样他们就可能向我们更猛烈地开火。”韦伯斯特估计说。
　　韦伯斯特决定拉着刚才那根绳子过河，然后宰了他。麦克里里不同意。他说德国人可能把那个伤员当做诱饵，设下圈套。韦伯斯特觉得他说得对。比较好的办法是用手雷。
　　韦伯斯特带着二等兵鲍勃。马什，小心翼翼地来到河边。他听见了那个德国兵急促的喘息与呻吟声。韦伯斯特写道：“我很同情他，独自一人，在远离家乡的异国，在一条肮脏的小河边，毫无希望、无爱无助地慢慢离开人世。”
　　马什和韦伯斯特拔掉手雷上的销子，把它们扔到那名德国兵的身边。一个爆炸了，另一个是哑弹。呻吟声仍在继续。他们返回哨所，又拿来一些手雷，再试了一次。还能听见呻吟声。他们放弃了；让他自己慢慢地死去吧。
　　炮击停止时，天已蒙蒙亮，那呻吟还在继续，搅得所有的人心烦意乱。科布觉得他再也受不了了，便抓起一枚手雷，冲到河边，把它扔了过去，终于把那个德国兵给结果了。

　　那天夜里，利普顿中士被一发迫击炮弹打伤，一块碎片打在他靠右耳的面颊上，另一块钻进他的脖子后面。他去急救站包扎了伤口。（34年后，脖子后的弹片开始作痛，他这才请医生把弹片取出。）
　　第二天，2月16日，温特斯把利普顿叫到营部，发给他一张士兵光荣退役证书，2月15日生效，另有一道命令，授予他战地少尉军衔，2月16日生效。“我受伤的时候已经不是军人了！”利普顿说，“我已经退伍，我的授衔令还没有生效。我经常想，如果我被那发迫击炮弹打死了，他们将如何处理这件事。”他接着说，“我一直视那张战地授衔令为我所受到的最高荣誉。”

琼斯少尉在第一次侦察中表现良好－－很显然，意思是说他聪明地让默西埃来作决定。不到一星期，琼斯就走了，被提为中尉。“就侦察了一次！”福利中尉感叹道。“琼斯是西点毕业生，是西点保护协会的成员，他们都戴着该会的指环。'你没有指环就什么都不是！'”琼斯被提升到团部当参谋。马拉其写道：“有人传言说战争很快就要结束，西点的毕业生要在和平时期服务于军队，正受到保护。”

　　辛克上校对这次成功的侦察很满意，他决定第二天晚上再进行一次。但这时，天开始下雪，而且转冷。雪的顶层结冰了，走上去咯吱咯吱响。冷空气扫清天空，月光明亮。温特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去侦察无疑是去送死，所以他决心违抗命令。
　　辛克和一群参谋去2营指挥所巡视。他们随身带着瓶威士忌酒。温特斯说他要去河边看看侦察的准备工作。到了哨所之后，他让他们先不要准备。辛克喝了威士忌酒后，很快就会睡觉。小分队可以在第二天早上报告说他们过了河，进入德军阵地，但没捉到活口。
　　有些当兵的也想弄些酒。虽然有白天不准外出的命令，科布和怀斯曼还是溜出去偷酒去了。他们发现了一个存放着很多酒的地窖，每人拿了两瓶，德国狙击手向他们开枪，他俩就像偷了苹果的小学生一样沿街飞奔。
　　怀斯曼膝盖中弹，一个跟头跌倒在地上，把酒瓶摔碎了。科布的酒保住了。他俩冲进一个地下室开始畅饮起来。“如果有一些大兵在一起喝酒，”马丁指出，“你不可能只喝几口。不喝完就不能停下来。”怀斯曼和科布各喝了一瓶。他们回到1排指挥所时，已酩酊大醉，科布还和马什打了起来。
　　福利中尉把他们拉开。他大声训斥科布太放肆，不遵守条令，醉酒之后胡闹等等。科布被激怒了，嘴里胡说八道起来。他根本不听福利让他闭嘴的命令，反而指责福利。两个人上来把他抓住，按在地上。马丁中士拔出点四五手枪。福利让他把枪收起来，叫人把科布抓起来，把他送到团部关禁闭。
　　与此同时，怀斯曼大声拒绝卫生员罗要他撤下去的命令，说要和朋友们呆在一起。
　　福利把排里的事安排了一下，来到团部，为科布的事给军事法庭写报告。他写了几个小时。他把报告交给辛克上校，并向他汇报了详细情况。福利离开时，辛克对他说：“你当时真该一枪毙了他，那就省了我们大家很多麻烦。”
　　怀斯曼还是醉醺醺的，不愿接受治疗。他说他只想和雷德中士谈谈，别的人一概不行。雷德想给他说道理，但是没有用。他也被送上了军事法庭。雷德说：“胡布勒死了，豪厄尔在巴斯托涅受了伤，这次事件对我的精神又是一次打击。“
　　　2月20日，E连变成预备队，由506团3营接替他们的阵地。E连离开才几个小时，德军就把2号哨所打了个正着。这一天，温特斯被晋升为少校。2月23日，36师接替了101师。这个空降师转移到位于后方的萨维纳，准备返回莫米昂。
　　101师没怎么到过后方。在那里看到的一切，让他们弄不明白军需品怎么竟然能运到前线。他们在阿格诺时有2次每人发到了3瓶啤酒。拿到的香烟是很差的切尔西牌或罗利牌。没有肥皂，偶尔有包口香糖，有次还拿到了一些牙膏－－除了C号和K号干粮以及弹药，在前线能拿到的就这些东西了。由于住在离军需仓库很近的地方，他们弄明白了为什么会这样。物品从美国用货船运来之后，在港口负责卸货的营拿走了一部分，负责铁路运输的营拿走一些“银河糖”和施利茨啤酒，然后把这列为“破损”，卡车司机们成箱成箱地拿走“幸运烟”（很好的牌子），之后师里的军需军官、团里的、营里的军需参谋又把最好的东西拿走了，前线步兵若能拿到C号干粮和罗利香烟就很幸运了。

　希夫提。鲍尔斯得到了一把新的M－1枪。对他来说这真是喜忧参半。他一直在用国内发的那枝枪，他很喜爱它。“似乎我只要用它指向一个目标，就能瞄什么打什么。是我拥有过的最好的枪。但每次一检查，我就挨批评，因为它的枪管里有个小凹陷。你知道枪管里的凹陷是弄不掉的。它原本就在那儿。”他听批评听烦了，就把那枝枪交回去，换了枝新的M－1。“我断定，我用那把新枪连一个谷堆都打不中。那是最糟的枪。”但至少他从此不必再听批评了。
　　辛克上校下达命令，作为预备队要进行严格训练。斯皮尔斯认为这是个愚蠢的提议，并毫不掩饰自己的情绪。他告诉E连的人，他认为在基地时要进行严格合理地训练，在作预备队时就要好好放松。
　　但斯皮尔斯没法使连队免除两项规定的活动。一是通过抽签决定轮流回国的人。每个连可以有一个人回家休假30天，人选由连里抽签决定。中签的人必须在诺曼底、荷兰、巴斯托涅作过战，服役记录上没有不良记录。没有性病，没有不假外出，没有上过军事法庭。E连只有23个人合格。斯皮尔斯在一个钢盔里把名字摇了摇，抽出了福里斯特。古思的名字。大家礼貌地欢呼。斯皮尔斯说，他不想失去古思，但祝他好运。几个人与古思握了握手。其他人垂头丧气地走开。用韦伯斯特的话说：“像是去地狱的人在路上看了一眼天堂。”
　　第二项活动是营阅兵。斯皮尔斯的思想是避免是做不必要的事情，但要打起精神做好必要的工作。他告诉手下人，要精神抖擞。枪要擦亮，军装要洗干净。战士们架起一口大锅，把衣服和几大块肥皂放进去煮，这要花很长时间；二等兵赫德森决定不洗了。当他穿着脏衣服站在队列里的时候，被斯皮尔斯狠狠地训了一顿。排长福利也训了他一通。代理班长马什中士想让他意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赫德森腼腆地咧着嘴笑：“天哪，怎么了，大家都找我的茬儿？”
　　泰勒将军来营里阅兵，跟他来的还有师里公关部的一名摄影师。巧的是，他停在赫德森面前与他交谈。那名摄影师给他们拍了张合影，问了赫德森的姓名和家庭住址，把照片寄到当地的报社，还给他父母寄去一张。当然，将军与刚下火线、经历战火考验的战士交谈的照片，要比和一群接受检阅的预备队士兵交谈的照片意义大得多。“所以，”韦伯斯特说，“E连只有一名穿着脏军服的人，而他也是惟一和将军拍照的人。”

　　“我们都没有意识到，”温特斯说道，“不过我们走路时都变得小心翼翼的，连后脑勺都长了眼睛，确保不遭人暗算。”他解释说，阿格诺之后，“我们突然信心倍增：'上帝保佑，我一定能成功！'"

加尔福特 · 发表于 2006-7-20 12:19:42

兄弟连 -- 第十五章
　　　　　　　　　　　　　　第15章　“世间最美的感受”
　　　　　　　　　　　　　　　　　　　　莫米昂

　　　　　　　　　　　　　　　　1945年2月25日－4月2日

　　2月25日，E连乘坐“40－8”法国铁路棚车穿越法国。这种棚车因可容纳40个人或8匹马而得名。这是该连官兵的一段独特的经历，但对他们的父辈来说，却是平常的事情。由于是兄弟们在战争中第一次乘火车行动，他们格外欣喜和兴奋。天气温和，阳光明媚。棚车里铺着一尺多厚的稻草，大家食品充足，而且没有人向他们射击。
　　“一路颠簸穿越法国时，”韦伯斯特写道，“我们把脚耷拉在车厢门外，不住地向农民们挥着手，大口大口地喝着地瓜酒。我想，再没有比这样从前线上下来更好的了，这真是世间最美的感受。”
　　就这样，他们回到了莫米昂，但却没有回兵营，而是被安顿在可容纳12人的绿色大帐篷里。这里距离作为驻军营地的村庄莫米昂大约1英里。村里有六家酒吧、两所妓院、一个小型红十字俱乐部。韦伯斯特称该村为“自恺撒大帝时代以来就一直被士兵糟蹋得破得不能再破的驻兵点”。按照韦伯斯特尖刻的评判标准，“莫米昂比北卡罗来纳州的费耶特维尔还要差。”
　　到达后的首项任务是搞个人卫生。驻地有淋浴，虽然水充其量只是温热，但对于10周前离开莫米昂后就没有正经洗过澡的他们来说，已经是天大的乐事。他们打上香皂、使劲揉搓，冲去泡沫后再打上香皂，再揉搓，再冲洗，如此反复数次。洗完澡，他们分到了新衣服和新的A等军装。但当他们重新拿到去巴斯托涅之前留下的行李包时，欢乐变成了愤怒。后方梯形的“卫兵”在第17空降师开进突出部时对他们开放了储藏室，17师的家伙们肆意抢掠，如同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一样。丢失的有跳伞服、衬衫、团标、跳伞靴、英国空降兵罩衣、参加诺曼底和荷兰行动时保留的降落伞小标牌、鲁格尔手枪和其他一些极其珍贵的纪念品。
　　温特斯少校制定的管理制度加深了他们的不满。新兵已经补充进来，为了将他们融入连队，温特斯制定了严格的训练计划。这等于全面地重新进行一轮基础训练，大家都很气愤。韦伯斯特烦透了这种训练：“有时候，我简直宁愿回到相对自由的战斗中。”

　　补充进来的新兵里有一个名叫帕特里克。S。奥基夫。入伍时他才17岁，通过了跳伞训练以后，他由伊丽莎白女王号于1月下旬从纽约船运到这里。“船经过爱尔兰时我睡得正熟，”奥基夫回忆道，这点让他失望，因为他的父母都出生在横渡大西洋航行时抵达的第一块陆地－－克里县。他是在E连返回后不久抵达莫米昂的。他对弟兄们的最初印象是“他们都很结实、老练、灰头土脸的。我对自己说，'奥基夫，你可真是摊到了一块啃不动的骨头。'”他被指派到１排，归福利中尉和克里斯坦森中士指挥。
　　奥基夫在莫米昂的第三个晚上遇上了夜行难题。半夜出发后，弟兄们在黑暗中成一列纵队行进，走在他前面的人不见了，奥基夫跟丢了，他猛地倒吸了一口气，紧张地四处张望。
　　一个温和的声音从后面传来：“没什么，小家伙！只要跪下向上看，就能在天幕上看到他们了。”奥基夫照着做了，果然看到了前面的人员。他轻声道了谢，跟了上去。后来他发现，那条建议来自温特斯少校－－他的营部参谋在巴黎寻欢作乐，而他本人却亲自带着新兵在进行通宵演习。
　　天快亮时，奥基夫占据了第一侦察兵的位置。天一亮，就要进行一场模拟进攻。目标是一片旷野另一侧的固定的敌军阵地。奥基夫来到目标这边的最后一个山脊，挥手示意全营停止前进。一想到一个18岁的新兵在带领一队久经沙场的老兵，他就有些紧张。他向后面的第二侦察兵招手示意，要他上来；想和他交换位置。二等兵希克曼迅速走过来，未等他开口说话，就脱口而出：“老兄，很高兴你在前面打头阵！我是三周前才加入这个单位的。”
　　意识到营里很多人是补充的兵员，奥基夫又恢复了常态。“好的，小家伙，”他对希克曼说道，“我要翻过去，看看那边的动静。你回到原位去，准备传递我发给你的信号。”
　　两分钟后，奥基夫回到山脊的这一侧，双手举起步枪，示意发现敌人。福利指挥全排进入进攻出发位置，喊道：“射击！”进攻开始几分钟后，乔。利布高特跳出来，打了声印弟安式的战斗唿哨，朝目标猛冲过去。他用上好的刺刀攻击机枪掩体，挑破沙袋，一副英雄的形象，给奥基夫和其他新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月8日，辛克上校对两个月来一直担任代理职务的军官们予以正式任命。斯特雷耶中校为副团长，温特斯少校成为2营营长。还有一些人员调整，比如，马西森少校从团后勤股长调任作训股长，原作训股长尼克松上尉调到2营任作训参谋。圣诞前夜受伤现已康复的韦尔什上尉任2营情报参谋，索贝尔上尉接替马西森任团后勤股长。
　　尼克松从团部降到营部，只缘于他的酗酒。和其他所有人一样，辛克很了解他，知道他不仅是个勇敢明理的军人，还是个天才。虽然辛克自己也是一个酒罐子－－人们在他背后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波旁酒鬼”－－但尼克松每夜必饮、每饮必醉，还是使他无法容忍。辛克问温特斯是否能够管得住尼克松。温特斯表示没问题，他俩是最要好的朋友。
　　到3月份，E连里原来的军官都已在团（作训股长、后勤股长）和营里担任要职（赫斯特中校为1营营长，温特斯为2营营长，2营的情报参谋和作训参谋也来自E连）。他们中间，马西森最终成为一名少将，在越南战场上担任101空降师的指挥官。人们一定会说，索贝尔上尉1942年夏天在托科阿做的很对。
　　这一点绝不可能在温特斯那里得到证实，温特斯对索贝尔的印象就从未好转过。但索贝尔的归来的确让温特斯感受到了他一生中最扬眉吐气的时刻。那天，温特斯少校正沿着莫米昂的街道走，索贝尔上尉正从相反的方向走来。索贝尔看见了温特斯，他低下头，从温特斯旁边走过而没有敬礼。他刚走过温特斯身边一两步时，温特斯喊道：“索贝尔上尉，敬礼是看官阶的，不是看人的。”
　　“是，长官！”索贝尔说话的同时“啪”地敬了个礼。站在一旁的韦伯斯特和马丁看到这一幕很开心（“我喜欢看军官们互相比官阶，”韦伯斯特评论道），但他们的喜悦还比不上温特斯的一半。
　　（温特斯在莫米昂还有一件愉悦的事，而且这种愉悦的感受日日如此。德军俘虏当时在医院干活，每天黄昏时分，他们就整队回俘虏营。他们一边行进，一边唱他们的进行曲。”他们充满自豪精神抖擞地边走边唱。”温特斯写道，“实在是棒，不愧是真正的军人！”）
　　接替索贝尔和温特斯成为E连连长的斯皮尔斯上尉，也给官兵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韦伯斯特认为，“斯皮尔斯上尉有希望成为和温特斯一样的长官”，但他也意识到很多人不同意他的观点。“那些人讨厌斯皮尔斯，是因为他曾在诺曼底杀了一名自己人，还因为他很固执、多疑，根本不相信有消耗战之说。”但是在韦伯斯特看来，“他作战中勇敢简直到了不顾一切的程度。他理所当然地得到了银星奖章、铜星奖章和3枚紫心勋章。斯皮尔斯遵从常理，重视军士的作用，着重实战训练，而不是纸上谈兵。我喜欢斯皮尔斯。”
　　在军士中也有一些变动。塔尔伯特中士取代利普顿，升为二级军士长。塔尔伯特待人真诚，不做官样文章，根据常理做事而不是照搬书本，因此受到士兵们的赞赏。卡森成为连部文书，鲁兹成为排里的通讯员。副排长都是托科阿时的兵并且都至少受过一次伤。查尔斯。格兰特在2排，阿莫斯。泰勒在3排，厄尔。黑尔在1排。
　　黑尔的升职在1排引起了一些议论。但是除了说他是一个门外汉（他一直在连部当报务员）外，黑尔也没有什么可非议的。1排士兵散布了一个谣言，大意是，黑尔曾向温特斯抱怨说，他的妻子总缠着他要在符号上加一道杠，结果温特斯把1排交给了他。使得排里士兵不高兴的是，本该提拔的约翰尼。马丁却被跳了过去。“我推测长官们不会喜欢他冒失轻率的态度，”韦伯斯特评论道，“尽管他是我们中思维最敏捷，最合适的领导者，并具有当副排长的天分。”
　　马丁自己也是这么认为。在3次战役中都幸免于难并且毫发未伤的他决定让医生知道，他膝盖内有一块会突然支撑不住的软骨，使他不适合再参战。不久，马丁就启程回国了。
　　“托科阿时的弟兄升的升，走的走，已经像11月的槭树叶一样，留下的越来越少了，”韦伯斯特写道，“在莫米昂，老兵们的心里满是绝望和恼怒。可我们还得在这里，在草地里，沼泽中跋涉，在野外演习。”
　　老兵们想尽办法逃避野外演习。他们常常在早上就称病请假，斯皮尔斯询问一下情况，不满地咕哝几句，然后就送他们去救护所。在那儿，他们能获允住院一天，这一天里只是悠闲地躺着，看看杂志。称病住院休息很容易，他们都干过，但是从未超过两次，后来，就连韦伯斯特也宁愿参加演习而不去读书或无所事事了。
　　3月15日这一天，101空降师的弟兄们受到了他们应得的奖励。他们在曾见过的多数高级将领面前进行了一次师规模的阅兵。这些高级将领包括艾森豪威尔上将和泰勒上将，爵士弗雷德里克。摩根中将、刘易斯。布里尔顿中将，罗斯福总统和秘书斯蒂芬。厄利、马修。李奇微少将和其他高级将领。
　　阅兵准备期间，“官兵们把所有的武器都拆开清理，擦洗冲刷，磨光打亮，重新装配。”正像福利中尉回忆的那样，“绶带都找出来，一丝不苟地别在制服上。”钢盔都重新刷上油漆，在一侧印上“506”的标记，等干了以后再涂上油彩，直到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他们还进行了一次阅兵预演。当然，长官们命令受阅部队在艾克及其随行人员到达前3小时来到了阅兵场，同样的，弟兄们对长官的这种安排免不了骂骂咧咧。
　　艾森豪威尔终于到了。他乘车检阅了全师，然后走上阅兵台发表讲话。他宣布101空降师由于在巴斯托涅战役中的表现而获得总统特许嘉奖令。在美军历史上，整个师获得这样的嘉奖还是第一次。在简短的训话里，艾克毫不吝啬溢美之辞：“你们拥有了一次绝妙的机遇（在巴斯托涅），你们经受住了每一次考验……我因你们而感到无比的自豪。”
　　他用赞许和勉励结束了训话：“伴随着无上荣耀而来的是相应的责任。正因为你们是这一先河的开创者，你们必须认识到，从现在开始，聚光灯将伴随着特殊的光环投射在你们每一个人身上。不论何时，只要你们说出自己是101空降师中的一员，不管是在大街上，城市中，还是有前线，每一个人都会期待着你们的非凡表现。我相信你们会像在巴斯托涅战场上那样，经受得起未来的每一场考验。”
　　韦伯斯特曾越来越看不惯军队的状况，变得愤世嫉俗；并且一直积极运用士兵的权利抱怨这抱怨那。但这次，他也不知不觉地被深深打动了。奥基夫评论道：“甚至像我这样补充来的新兵，在那次阅兵队列中也感到无比的自豪。”
　　对福利中尉来说，这是次“惊奇中的惊奇”。站在泰勒上将身后的他的高级随行参谋，不是别人，正是诺尔曼。戴克上尉。
　　黑尔中士在法国阿登时喉部受了伤，军医允许他不扎领带。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向他颁发铜星勋章时询问他为何未系领带，黑尔照实回答了。泰勒将军证实以后，艾克大笑着说黑尔是整个欧洲战区惟一一个不系领带的军人。
　　官兵们开始了休假，有去英国的，去里维埃拉的，巴黎的，布鲁塞尔的，还有去兰斯过夜的。斯皮尔斯上尉去了英国，因为他已经在那里与一位英国妇女结了婚，这个女人认为自己的丈夫在北非被杀害了。福利去了巴黎，回来后说他什么也记不得了。驻地还有一些美劳军联合组织的慰问演出，其中不乏一些大牌演员，包括玛琳。黛德丽。
　　守备部队的生活是安稳的，但也有它的代价。为了将军容风纪提高到后方梯队应有的水平上，陆军不得不采取措施强化制度与条例。对一个刚从前线下来、并将重新回到前线上去的步兵连的人来说，关禁闭没有多大威慑作用，仅仅是一种约束。而从那些正期待着去趟巴黎的弟兄们手中扣现金，却足以引起他们的重视。
　　101师一名二等兵每月基本薪水是50美元，还有50美元的危险任务特殊津贴和10美元的战区额外补助。泰勒上将在莫米昂设立了一个简易审判庭，对违规者施行重罚。着装不规范，罚款5美元；口袋中私藏鲁格尔手枪，罚款25美元；吉普车或卡车超速行驶，罚款20美元；妨碍治安行为，罚款25美元。
　　训练在继续。从班到排，再到连，一直扩展到营的范围。全师在为一次白天的空降任务做着准备，此次是空降到柏林及周边地区，被称为“遮天盖日行动”。
　　对柏林的空降作战要到盟军渡过莱茵河之后才会开始。几个月来，E连的兄弟们一直期盼着参加空降到莱茵河对岸的行动，但任务下来后，却发现没有E连的分。艾森豪威尔决定把这次空降作战机会交给第17空降师，派其参加“主力队行动”－－战时规模最大的空降行动（参加单位除了第17空降师外，还有英第1、第6空降师），而留下第82师、第101师在对柏林作战时使用。
　　新补进来的弟兄都经过了跳伞学校的严格训练，进入了参加过比利时或德国作战的世界上最著名的空降师，却从未参加过战斗跳伞。这次无缘参加“主力队行动”，许多人感到大失所望。在莫米昂，部队运输司令部的一个单位圆了这些人的战斗跳伞梦，让他们跳了几次伞，得到了些许乐趣，也使他们感到有资格领取伞兵特殊津贴。福利少尉跳了两次，但那毕竟和真的空降作战不一样。
　　因此，3月24日，E连的弟兄注视着一架架C－47运输机从附近机场的跑道上隆隆起飞，低空盘旋后，形成一个或多个“V”形编队，9架飞机一波一波地朝东北方向飞去时，心情十分复杂。福利后来回忆道：“这样美好的景象让你的心跳呼呼加速。像我这样的已经融入到一支曾经参加过两次伞降作战连队的人，确实感到错过了最后一次机会。”
　　一些老兵也有同样的感受。就连韦伯斯特也惊异地发现自己竟希望自己能和17师一起往下跳。“那该多有趣啊。”这时，他和弟兄们站在那里，欢呼着，手臂高举成代表胜利的“V”字形，喊道：“弟兄们，搞定敌人！让他们见鬼去吧！”后来，韦伯斯特写道：“我望着他们在沉闷的轰鸣声中消失在远处，突然间，我有一种孤独和被遗弃的感觉，好像我已被甩在了后面。”
　　506团中有一位没有被丢在后面。这就是尼克松上尉。泰勒上将选派他作为101师的观察员同17师一起空降，尼克松幸运地被指派担任所在战机的跳伞长。后来飞机被击中，仅有尼克松和另外3个人在飞机坠毁前设法跳了出去。尼克松只有这一个晚上配属于17师，3月25日就被送回莱茵河这边，然后乘坐一架特种小飞机，回到了驻在莫米昂的2营。这次跳伞使尼克松成为506团中在伞兵服上佩带三颗星的两人之一。这3颗星分别代表参加过诺曼底、荷兰和“主力队行动”。另外一个是空降导航分队的赖特军士。在托科阿时，他是E连的人。
　　“主力队行动”遭到了德军的凶猛抵抗。同时，美第1军的步兵师和装甲师正经由最近占领的雷马根的吕登多夫桥，拥过莱茵河，然后北进，去包围在鲁尔保卫德国工业中心的德军。
　　艾森豪威尔需要加固在鲁尔周围形成的包围圈，82师和101师可以派上用场。3月底，命令下来了，要求E连开拔，返回前线，但这次是在莱茵河上空。
　　老兵们决定不做任何冒险了。战争结束在望；安全，这个在巴斯托涅时还不能相信的东西，现在他们相信了，他们将努力做到。安全！尽量完整无缺！他们想逃离这令人厌烦的驻军生活，他们知道怎样照顾自己，他们做好了继续战斗的准备，但不是为了当英雄。
　　新补充来的弟兄却不这样想。他们认为莫米昂是一个极好的地方。在这里，他们在E连的传奇人物温特斯少校的严格管理下，日夜同老兵一起演练实战本领。他们学习了救生课，已经对老兵有所了解，也得到了老兵的肯定。他们为能在这个连，这个团，这个师感到骄傲，并且渴望证明自己当之无愧。
　　因此，3月底，当准备开拔的命令到来时，E连早已准备就绪。他们将乘卡车去莱茵河。韦伯斯特很高兴能够离开莫米昂，对重返战场既担忧又兴奋，且对不是空降参战感到失望。“我还想空降进入战斗，”他写道，“而不是乘卡车奔赴前线。因为执行空降任务很刺激，各种可能性都有－－也许艰难，也许容易，也许根本就没有敌人。而步兵作战，敌人知道你在哪里，知道你什么时候到达，相比之下，就显得平淡无味了。”
　　二等兵奥基夫将第一次参战。他对当时的场景记忆犹新：“我们头戴钢盔，手拿步枪，野战服下是轻便的毛衣，裤子束在作战靴外，右腿上绑着挖战壕的双刃短刀，手枪带连着野战背包，连同一枚磷光弹和一枚普通手榴弹都捆扎在胸前的降落伞背带上，野战背包里塞着军用水壶、急救药箱、K号干粮。放置弹匣的老式子弹带换成了布子弹带。野战背包装的是最少量的短裤、短袜、刮胡刀、针线包、香烟等等。”在听完随军牧师约翰。马洛尼的弥撒和对全体官兵的赦罪文后，奥基夫跃上卡车，向德国进发。
　　E连即将进入它征战历程的第15个国家。弟兄们非常喜欢英国和英国人民。他们不喜欢法国人，因为法国人看上去沉闷、懒惰、肮脏，而且对他们毫无感激之情。弟兄们对比利时人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是因为在巴斯托涅时，当地的平民曾竭尽全力支持他们这些美国人，双方关系密切。
　　他们热爱荷兰人，赋予了荷兰人大量赞美之词。勇敢，机智，感激之情超出一切，拥有欧洲组织最好的秘密团体，把藏满食物的地下室瞒着德国人却告诉了美国人，爱清洁，勤勉，诚实等等，这些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现在他们要同德国人碰面了。在敌军国土内的前线上与敌方的平民住在一起对他们将是第一次。有传闻说，他们将不住在散兵坑里，而是要被分配到德国人的房子里住。如果这一传闻属实，他们将能以密切的方式了解德国人。一旦鲁尔的小股敌军被消灭，挺进德国中部的行动开始，这种可能性就更大。到那时，他们每天晚上都将住在不同的房子里，而房主只能在几分钟前得知有人来住的消息。
　　他们将作为胜利者来到德国。在这之前，他们已被告知不要相信任何德国人，“不友善”政策禁止他们与德国平民有任何接触。但是，除了利布高特和其他少数几个人，战士们与德国人并没有世仇。他们中许多人钦佩与他们战斗过的德国士兵。韦伯斯特觉得所谓德军暴行大多只不过是一种宣传，还有几位也有同感。不管怎么说，反正不久他们就会亲眼看到是否所有的德国人都是纳粹分子，是否纳粹分子都像盟军的报纸、广播中说的那样坏。

　　　

加尔福特 · 发表于 2006-7-20 12:20:09

第16章　开始认识敌人

　　　　　　　　　　　　　　德国

　　　　　　　　　　　1945年4月2日－30日

　　E连的弟兄们对德国人的认识，取决于他们各自的先入之见和经历。一些人找到了加深对其仇恨的理由，另一些人则喜爱这个国家和人民。但是，最终几乎每个人都改变了原先的看法，对德国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一般说来，美国大兵对在二战期间所遇到的外国人的看法大抵是：阿拉伯人是卑鄙的小人、说谎者、贼，并且肮脏、丑陋，无一可取之处；意大利人爱撒谎，是小偷，并且邋遢，怪异，他们有许多长处，但永远不值得信任；法国的乡下人老是愁眉不展、反应迟钝且忘恩负义；而巴黎人则贪婪、狼狈，他们谁都欺骗，不管是德国人还是美国人；英国人勇敢，机敏，优雅，但却保守、沉闷。荷兰人，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不管哪一方面都是完美的（但除了空降兵外，普通美国大兵都没有到过荷兰）。
　　然而，他们最后得到的认识却完全出乎意料。普通美国大兵们发现自己最喜欢、最愿意与之相处的、与自己最相像的竟然是－－德国人。整洁、勤奋、守纪律、有教养，中产阶级的品位和生活方式（许多美国兵发现，就他们所知，除了美国人外，德国人是世界上惟一一个将抽水马桶和柔软的白色卫生纸看成是不可或缺的必需品的民族），提到德国人，许多美国兵都说“他们跟我们太像了”。
　　美国兵带着赞赏的眼光注意到：战斗头一天刚进行过，第二天早晨德国人就开始清理战场上的瓦砾；而相比之下，法国人却是不会花费精力去清理废墟的。很显然，他们也极其欣赏德国的少女，而且也没有什么德国小伙子和他们竞争。他们喜爱德国菜和啤酒，但他们最爱的还是德国的民宅。
　　从莱茵河到巴伐利亚再到奥地利，他们住过许多民宅，有时甚至每晚换一下。在这些民宅里，他们都会毫无例外地发现冷热水、电灯、舒适的盥洗室和手纸以及烧炉子的煤。
　　韦伯斯特曾记录过这段时期的生活：“在陆军部队里，下防后能够回到自己的家，是一件让人感觉无比兴奋的事。我们打开大门，将那充满敌意的黑暗抛到身后。屋子里罩着防空遮灯窗帘，灯光闪烁。我们把步枪挂在衣帽架上，抖干雨衣上的水。悠闲的聊天声从厨房传来，让人觉得温暖、安定。炉子上正煮着一壶咖啡，想喝的话可以自便。里斯正在说着他的伦敦时的情妇，詹诺威克、希克曼、科利特和肖提在玩二十一点。你可以在水池里洗手，这儿就是家，我们属于这儿。几个关系融洽的朋友，一间干净、明亮的房子，一杯咖啡－－这儿简直就是天堂。”
　　更妙的是，在这儿兄弟们不会遭到攻击，也不用向别人开火。这就难怪他们中的这么多人如此喜爱德国。但正如韦伯斯特所说：“在解释美国大兵为何喜爱德国人时，恐怕不能不指出，他们在这个敌国土地上享受到的物质条件是在其军旅生涯中任何别的地方都不曾享受过的。”
　　E连的弟兄们在德国的经历表明，战争期间德国的经济状况要比英国、法国、比利时和荷兰要好得多。当然，到1945年4月中旬的时候，德国的大城市已是一片世界末日的模样，但在乡村和小城镇，虽然一些主要的连接主干道的道路受到了一定破坏，但房屋基本上完好无损，大多数人认为在1945年只有美国才有的丰衣足食的景象，在德国民宅里也同样存在。
　　不过，也并不是所有的美国士兵都被德国所诱惑，韦伯斯特就是其中之一。他是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态进入德国的：他不喜欢德国人，他认为所有的德国人都是纳粹，但他也不完全相信宣传中说的集中营之类的暴行。他发现德国人“面部表情过于严厉”。他觉得法国人“死气沉沉甚至正在腐烂”，但德国人只是“一只失去战斗力的老虎，舔着伤口，但这只是暂时的休整，它的胸中燃烧着仇恨的火焰，时刻准备着卷土重来。而且它的确做得到”。
　　但即使是韦伯斯特也不由得被德国人所吸引。4月14日，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迄今为止我对德国人的印象是整洁，办事高效，遵纪守法，”他们是经常上教堂做礼拜的信徒。“在德国，每个人都出门劳动，把士兵在野地里挖的战壕填平，不像法国人连一根手指头都懒得动。比起英国人和法国人，德国人更干净，更进步，更有进取心。”
　　上级下达了不准与敌国国民亲善的命令。除公务外，士兵们不得与任何德国人交谈，甚至包括儿童。这明显违反人的本性的荒唐命令是不可能受到拥护的。可军官们，尤其是那些憎恨德国人的军官们都想千方百计使这一命令得以执行。韦伯斯特就对福利中尉过激的情绪感到忍俊不禁。韦伯斯特写道：“福利成了反亲善政策极度狂热的支持者，他甚至下令要求将所有的烟蒂都'拆卸检修'（就是撒碎后再四散丢弃），这样德国人就无法享受美国烟草了。”
　　韦伯斯特还回忆起他和福利挑选民宅过夜时发生的事。“我们走到后院想仔细看看时，一个'可怕'的场景映入眼帘：两个美国步兵正友好地同两个德国姑娘交谈。这一下子激起了福利的反亲善狂热症，将他俩一顿臭骂，'恶劣透顶、令人发指、严重违规、绝对禁止'，然后命令他们离开。这两位风流男子意识到得执行反亲善政策，不容辩解，只好闷闷不乐地离开了。”
　　现在让我们暂打住话头，以E连为例看看作为征服者的美国人的作为吧。在德国，他们任意取走自己想要的东西，但这决不是说他们在德国奸淫妇女、烧杀掳掠、无恶不作。从他们强占民宅过夜而不给任何补偿这点来说，他们的确是无视了德国人的财产权，但至少在他们离开以后，德国人回来时会发现，他们居住过的地方或多或少还算完整。当然也存在一些强奸、虐待个别德国人和抢劫的现象，但事实上，二战中的其他征服军，日本人、德国人、或许绝大多数的俄国人也会做同样的事，只不过方式不同罢了。
　　韦伯斯特讲述了一个道破实质的故事：“里斯对寻找女人比交换鸡蛋有兴趣得多，为搜寻更多的鸡蛋，我们又向西走了1英里，来到一个没有美国兵的较大的村庄。像麦克里里那样，里斯对母鸡显得极不耐烦，却对女人发生了极大兴趣；甭管多大年纪、长得怎样，只要是女人，他都会对我说，'她长得不错。嗨，伙计，她可真是个宝贝儿。韦伯，上去说说话，真他妈的！'不过，一来因为我生性腼腆，二来那些德国妇女看上去好像全都不谙世事，我也就不理会他那心急火燎的样子。另外，德国女人不会在邻居看得到的公众场合对敌人表示友善，她们的友好或许只会出现在室内或晚上。最后，我们到了一个农场，一个丰满的农家少女跟我们打了个招呼。里斯笑了。我拿了一些鸡蛋后，里斯还在不停地朝她使眼色，并且给了她一枝烟和一块巧克力，眼看爱情之花就要绽放在D号干粮（一种新发放的食物包）和切尔西面包构成的美妙花园里时，我关上门走了出去，在太阳地里等着他。里斯出来时，只说了句'落空了！'回家的时候，我带着满满一头盔的鸡蛋，里斯却带着一颗破碎的心。但对那个农场，里斯仍不死心，'还真是一个亲善的好地方呢。'当天晚上在6点的宵禁令实施之前，他又去了一次那个农场，依然无功而返。”
　　如果里斯是一个俄国、德国或是日本士兵，这件事也许就不会这样收场了。
　　E连乘坐卡车从莫米昂来到了鲁尔矿区。101师在莱茵河西岸驻扎下来，对面就是杜塞尔多夫。2营的防区北起斯吐尔塞伯格、南到沃林根，其右侧是82空降师，该师正面是科隆。
　　这里与其说是前线不如说是占领区。各排沿莱茵河设置了前哨，人员散居在各个小村庄的民宅里。这里，双方时不时地会有一些零散的炮击，但没有出现轻兵器的交火。
　　每晚都有弟兄放哨。二等兵奥基夫在这里站了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岗。那晚他与同在莫米昂加入E连的二等兵哈里。拉格一起在堤坝边上挖好的散兵坑里放哨。突然，他们听见“砰、砰、砰”的声音。奥基夫在拉格耳边小声说，“你呆在坑里，留一个位置给我，紧急的时候我会跳进来。我到堤坝上去看看那是什么东西。”
　　奥基夫后来回忆道，当他上了堤坝，“我什么也没看见，但那声音却几乎就在我头顶上。突然,一个小型坦克的炮口破雾而出。我大喊一声，'站住，谁？'接着就准备跳下堤坝，跳进拉格待的散兵坑里。”
　　坦克里传来一个声音：“我们是几个英国兵，我们迷路了。”奥基夫命令那人下来接受检查。那人照办了，是个英国中士，他说，“上帝呀，美国人，看到你们真是太高兴了。我们半夜从那个该死的堤坝出发，但找不到出去的路了。”
　　“刚才是什么声音在响？”奥基夫问道。
　　“哦，那个呀，”这个英国人回答，“我们的一根链条出了毛病，每小时只能开行2英里。那是它着地时发出的声音。”奥基夫建议中士让他坦克上的同伴下来，走在坦克前面，否则他们在前面的关卡处还会被盘问。中士表示同意。奥基夫回到了散兵坑，高兴地看到拉格一直用M－1步枪做着防守准备。这个小插曲让拉格和奥基夫对自己有了信心，感到自己已经开始摸着门路了。
　　又一个夜晚，在沿着河岸的另一个地方，奥基夫和一个新加入的二等兵詹姆士。韦灵一起值勤。30岁的韦灵来自西弗吉尼亚，总以E连中年纪最大者自居。而奥基夫恰巧是年纪最小的。尽管韦灵刚刚加入E连，但他已是老兵了，他曾在突出部战役中受伤，从英国的医院出院后自愿加入空降兵，一天中跳了5次伞，全部合格，成了101空降师中的一员。
　　他们正站在齐腰深的散兵坑里放哨时，一辆10吨卡车沿着公路飞驰而过。奥基夫大叫了3次“停车”，没人理会。一共9辆大卡车组成的车队，一辆紧跟着一辆伴随着发动机的呼啸声从他身边疾驰而过。
　　“当你大喊'停车'而你知道没人理会时，该怎么办呢？”奥基夫问韦灵。
　　“那你也没办法。”韦灵回答。
　　半小时后，卡车又全速开了回来，只是这一回只剩8辆了。
　　“吉姆（詹姆士的昵称），这条路往下走是什么地方？”奥基夫问道。
　　“不知道，没人告诉我。”
　　45分钟后，斯皮尔斯上尉出现了，“简直疯了，”他朝韦灵咆哮，“你为什么不阻止那些卡车？那儿的桥塌了，一辆卡车现在悬在那里了。”奥基夫在这之前就听说过有关斯皮尔斯脾气很爆的许多故事，这时只能等待着最可怕的后果。但韦灵却咆哮着回击斯皮尔斯：
　　“我们怎么阻止那些不要命的见鬼的卡车？再说，为什么没人告诉我们桥塌了呢？见鬼，我们甚至不知道那儿有座桥。”
　　“还有个哨兵在哪里？”斯皮尔斯问。
　　奥基夫从阴影里往前走了一步，行了个持枪礼，尽可能壮着胆子理直气壮地答到：“在这里，长官。”斯皮尔斯哼了哼，离开了。
　　也许是第二天，也许是几天以后的一个晚上，一辆没有打信号灯的吉普车开了过来。韦灵喊了一声“停车！”吉普车里坐着斯皮尔斯上尉和另外一个上尉，后座上坐的是一位少校。韦灵喊了一声口令，斯皮尔斯用平时说话的声调答了回令。韦灵没听清，又重复了一遍口令。斯皮尔斯以同样的声调又答了一次，韦灵仍没有听清。紧张又有点迷惑的奥基夫用M－1步枪对准了后座上的少校，他再靠近一看，原来是温特斯。
　　韦灵第三次盘问口令。开车的上尉终于意识到韦灵没有听清楚回令，于是大声喊出回令。斯皮尔斯跳出吉普车对韦灵大骂起来。
　　韦灵打断了他：“我说'停车'，你就得停车，我给出口令，就一定要听到回令。”斯皮尔斯气得要对韦灵进行惩罚，温特斯打断了他。“走吧，上尉。”他压低声音说。就在他们发动车子的时候，温特斯对韦灵喊了一声：“干得好！”

　　官兵们有时需要渡过莱茵河去巡逻，当时350米宽的莱茵河正发着大水，水急浪大，但除此之外，过河巡逻并没有什么危险。4月8日，温特斯接到派兵到河对岸去巡逻的命令，他决定在观察所里对巡逻队进行监控，以保证无人员伤亡。温特斯设定了巡逻目标，安排了掩护的炮火，巡逻队踏上东岸的每一步都是在他的监控之下完成的。韦尔什中尉作为营里的情报参谋，一直陪在他身边，对温特斯严格坚持按安全规定，决不往前多走一步的做法很不以为然。温特斯后来回忆说：“我们进行了作战巡逻行动，在对岸没有发现异常，所有的人都安全返回了。”
　　大多数的巡逻行动都像这样无功而返。马拉其讲述了这样一件事，一个替补军官组织了一次巡逻，渡过河后向内陆进发了数百码，一个敌军步兵开了火。此军官通过无线电汇报说遭遇了激烈的抵抗，最后他终于回到了友军的防区。他的弟兄们为他的脱险松了一口气，同时对他的行为感到不齿。
　　几天后，事情就不再这么理想了。这次带队巡逻的是威廉。李奇少校，他刚被辛克提升为团里的情报股长。他佩着少校军衔一回到莫米昂就受到了大家无情的嘲笑：“李奇，你什么时候带队巡逻啊？”他的同级军官问他。大家嘲笑他是因为他从未参加过战斗，什么勋章也没得过。温特斯曾说他是“依靠人格和交际技能得到提升的一个好的参谋”。李奇决心在军队里干出一番事业。他感到自己需要一枚勋章。
　　4月12日晚上，他带领团部情报股的4个弟兄渡河巡逻。但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没有把这次巡逻行动告诉任何人。正在执行警卫任务的E连弟兄们听到巡逻队用划艇渡河时的划水声，对他们而言，只要没有被告知该时刻有美军的巡逻任务，那么所有的船只搭载的都是敌军。于是，他们朝船开了火，很快机关枪也加入了进来。船断成两截，船上所有的人，包括李奇本人，都被击中落水。他们痛苦地喊叫起来，而机关枪手根本不予理会，一直猛烈地朝他们射击，直到他们的尸体被水流冲走。几天后，他们的尸体在下游被发现。在E连弟兄们看来，李奇和4个弟兄“死得既不必要也不可原谅，因为李奇犯了一个显而易见、不可宽恕的错误”。

　　那天，罗斯福总统逝世的消息传到了E连。温特斯在日记中写道，“好消息－－麦利中士（F连）被提升为上士；坏消息－－罗斯福总统逝世了。”
　　“就像春天和复活节的百合花那样，”韦伯斯特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我一向不大在意罗斯福的存在，但现在他真的走了，我才有点怅然若失起来。”
　　艾森豪威尔命令所有部队都要在4月14日星期日这一天为罗斯福总统举行一个简短的悼念仪式。E连以排为单位举行悼念仪式。“从来不曾仰慕罗斯福总统”的福利中尉将排里的弟兄们集合起来，他从自己的野战背包里拿出一本圣约瑟祷告书，从中找了一段祈祷文念给兄弟们听。后来，他宣称自己是“惟一把富兰克林。罗斯福作为天主教徒而为之举行葬礼的人”。

　　总的来说，E连在莱茵河边守卫鲁尔矿区期间的生活是单调无味的。“时间实在难捱，”心生厌恶的韦伯斯特写道，“我们无聊到每天都检修一遍步枪。我们除了晚上在交叉路口站站岗，白天听福利中尉做个简短的时事报告外，别的时间就没有事可干。”他们精力充沛却鲜有发泄的途径，只好靠体育活动来打发。他们找了一些网球拍和球，在后院的场地上打起了网球，或在附近的场子上玩垒球。
　　韦伯斯特没有什么运动才能，但他的好奇心却不小。一天，他和二等兵约翰。詹诺威克爬上了一个高达250英尺的工厂烟囱，在那个高度上他领略到了一种好像“实现了毕生的雄心壮志的感觉”。到达最高点以后，他们俯瞰着河那边的壮观景色。韦伯斯特觉得，尽管“我们放眼望去到处都是工厂、铸造厂、钢铁厂、制糖厂和金属板材制造厂，但鲁尔区看上去仍毫无生气，就像是被肢解了的芝加哥、匹兹堡或圣路易斯。”

　　4月18日，德国在鲁尔区的抵抗结束了，32万多名德军投降。
　　E连被派去守卫多尔马根的一个难民营。那里有成千上万的难民，有波兰人、捷克人、比利时人、荷兰人、法国人、俄国人和其他一些被纳粹占领的欧洲国家的民众。他们生活在同一个简陋的收容所，根据性别被隔离开来，个个饥肠辘辘，各个年龄段的都有。刚一解放出来，他们最直接的冲动就是赶紧休息和娱乐，这是他们过去几年里最缺乏的。韦伯斯特描述说：“他们心满意足于什么事也不做，他们在德国人手下辛苦地劳动却只得到很少的食物。现在他们终于可以休息了。”
　　难民们都很快乐，整日唱着歌，而且他们乐意听士兵们的吩咐，这使E连的弟兄们喜欢上了他们。帮厨已经成为过去了。在看守难民营之后，E连的弟兄们再也没有削过一个土豆、扫过一间屋子、洗过一个野战食具，打扫过一次空地。这些事都被难民们做了，美国人支付酬金时十分大方，这也让难民们乐于为他们做事。
　　还有不少的弟兄找到了既能当侍从又能做儿子的难民。鲁兹就收养了一个瘦弱的小男孩－－穆其克，穆其克穿着一双过大的破烂鞋子，他的父母死在难民营。穆其克那黑黑的大眼睛和机灵的、充满活力的举止深深打动了鲁兹。他给穆其克找了一套军装，而且在德国服役期间一直把他带在身边，在行进的路上还教给他一些军队里常用的脏话。正如该师的史志所记录的，“尽管上级严令禁止带着难民走，但种种迹象表明带难民行进的事时有发生，难民中的一些人从不在集合的队伍里出现，他们说着蹩脚的英语，并且看来做了大量的厨房杂务。”
　　简而言之，E连就是这样开始了德国之行，这段日子无论在哪方面都是无可挑剔的。每天晚上都有舒适的房子住，绝妙的食物和酒，基本上想要什么就可以拿什么，还能在专用的高速公路上行驶，悠闲地坐在橡胶胎的大汽车上，欣赏着奇异的景象：一边是令人热血澎湃的阿尔卑斯山，另一边是德军－－这支曾经是世界上最令人闻风丧胆的军队－－戏剧性的溃败。还有随身“侍应”对他们的惟命是从。
　　但有一点却不如他们的愿。他们原想带走一些难民营中的女孩，但他们在这些女孩身上却和在德国女孩身上一样什么好处也没得到。像其他地方的美国兵,他们也以为D号干粮和几个切尔西面包就可以打动女人的心，不料这招根本就不奏效。
　　此前的一段日子里，连里一些父辈具有捷克或波兰血统的人都特别兴奋。他们搭上了所有的空闲时间，不分日夜地用他们那点儿有限的语言能力去追求那些来自他们父辈土地上的结实而胸部丰满的农家少女。但这些带有天主教家教和中欧背景的姑娘们都很洁身自好，这让他们的期待又落了空。
　　对韦伯斯特来说，难民营激起了他对德国人的仇恨。“这些人为什么会在这里呢？”他问自己。他们可是什么也没有做过啊。没有政见，没犯过罪，什么财产也没有。他们之所以在这儿只是因为纳粹需要劳动力。
　　“这就是德国，这就是他们所干的一切，”韦伯斯特得出了结论，“德国人把这些人从他们的家乡抓来，强迫他们在第三帝国的某个工厂里劳动一辈子。这里还有婴儿和老年妇女，有很多无辜的人被强制住在带刺铁丝网围着的简陋的收容所里，每天像奴隶一般为铁石心肠的雇主干12个小时的活，吃的是甜菜汤、发霉的土豆和黑面包。这就是第三帝国。对这些人来说，所谓的新秩序就是：干到死为止。这些德国人根本不顾别人的死活，一心想着德国自身的利益，要把整个欧洲大众变成自己的奴隶。”在韦伯斯特眼里，“德国人都有罪，没有一个是清白的。”
　　守卫任务仅持续了几天。重新回到莱茵河后，温特斯制定了一个训练计划，包括早上按号音起床，列队集合，检阅部队，军体操和密集队形训练，班战术演练，地图识别，一直搞到吹了降旗号才结束一天的训练。这就好像又回到了新兵基本训练阶段，弟兄们都颇有怨言。
　　由于部队又处于后方梯队的区域，上下级关系又得到强调，这就增大了军官与士兵之间的距离。拉尔夫。D。里奇中尉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新补充来的军官，在营里担任人事行政参谋，就特别地招人讨厌。一天他把连里弟兄集合起来检阅，一个德国的老年妇女骑着自行车不经意间从队伍中间穿过。里奇暴跳如雷，给了那妇女一拳，把她从车上打翻在地，那女人哭了起来，里奇朝她大发雷霆，叫她立即离开。弟兄们对他这种举止都十分不满。
　　第二天，E连的弟兄们进行时速5英里的强行军，由里奇带队。途中，弟兄们卷着衣袖，以尽可能舒服的姿势背着武器。里奇被激怒了。他叫连队停下后，把弟兄们痛骂了一顿。“我从来没见过这样松垮垮的连队，”他咆哮着，“连里120个人，我就看到了120种不同的背枪姿势。可你们这些家伙还觉得自己是军人呢！”
　　这件事激起了韦伯斯特的满腹牢骚。“这个人居然在快速行军中因为我们想舒服一点就责骂我们，他真让我们为身上的军装感到羞耻。”他写道。“这就是军队。军官们是绅士，只要我高兴，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不准顶嘴。你是个兵，你懂什么？你要是有一点能耐的话，你早就成军官了。来，替我扛铺盖卷儿。把我的房间扫了。把我的卡宾枪擦干净。是，长官。你为什么不向我敬礼？没看见我？那好吧，退回去好好敬。少尉、中尉们，愿上帝保佑他们。他们的特权总是高于职责啊。”
　　也并不是所有的军官都像里奇那样。比如斯皮尔斯上尉，尽管他常朝人咆哮，而且名声不好，但他很关照弟兄们。他觉察出了大家的厌倦情绪，就组织大家去科隆观光。他想让弟兄们看看这座城市，看看遭空袭后的结果（科隆是德国遭空袭最严重的城市之一）。
　　有两件事给弟兄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是空袭的破坏程度之大。窗户全被震坏，教堂无一幸免，每条小街小巷都堆满了瓦砾。镇中心处宏伟的大教堂也有损伤，只不过还没有倒塌。俾斯麦骑马的雕像虽然还在，但手中那把指向法国的剑已被弹片炸飞了。
　　一群E连的弟兄们漫步到了莱茵河，他们笑着对汉格布鲁克悬索桥被炸后奇形怪状的废墟指指点点。一对年长的德国夫妇站在他们旁边。让美国兵们羞愧的是，这对夫妇看到他们的举动一边哭泣一边摇头。他们所有美丽的桥都被扭曲和破坏了，而这些美国小伙子却还在笑。
　　德国人也同样使他们难忘。福利中尉注意到“德国的居民自觉地下决心清理和扫除战争废墟。大多数街上整齐地堆着尚可再用来铺路的鹅卵石。房屋的残垣断壁已经得到清理，虽然房子外形依旧残破，但已显出即将重建的模样。真是不可思议。”

　　月19日对E连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师军需官给每个排下发了34双袜子，差不多每个人都能得到一双，另外每人还领到了3罐可口可乐（要求空罐必须上交）和2瓶美国产啤酒。弟兄们领到了2月份和3月份的津贴，津贴是以同盟军马克的形式下发的，这是弟兄们第一次领到马克，上级要求他们把手上的法国、英国、荷兰、比利时和美国的货币都上缴以换成马克。
　　4月22日，全连坐上了德式的“40－8”货车。车厢里已用滴滴涕喷洒过，铺上了稻草。每个弟兄都领到了5份K号干粮。
　　他们即将开赴巴伐利亚和阿尔卑斯山区。布莱德利已经把101师配属给了美第7军。这次的目标是慕尼黑、因斯布鲁克和不伦纳山口，行动的目的是在德国人之前进入阿尔卑斯山，以防德国人建立起防守阵地继续顽抗。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的鹰巢被假定为这次行动的总部。这次行动既是防御战的结束，又是对占领军游击战的开始。最令艾森豪威尔担心的是，一旦希特勒回到鹰巢，他就会得到很好的保护，而且他就能通过无线电装置号令德国人继续抵抗或开展游击战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德国人既无周全的计划也无足够的人力物力去建立高山防守阵地，但是别忘了，仅仅在4个月前，当每个人都认为德军完蛋了的时候，却突然在突出部地区遭到了抵抗，所以不安依旧存在。但实际上，E连的弟兄们在向贝希特斯加登开赴的时候距离前线已有100英里之遥，这里是后方，没有受到任何威胁。因此，E连这次德国之行与其说是战斗机动，不如说是一次相当不错的旅行。

　　这次旅行先是乘火车走200公里，共穿越4个国家。德国铁路系统遭到盟军严重的摧毁，以致于盟军从鲁尔区到德国南部必须要绕道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弟兄们坐在露天的载货车厢里，睡觉、唱歌，把脚伸出车门外随着火车一起晃荡，在40－8车厢顶上晒太阳，颇为自在。“泡泡眼”温领着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唱着欧洲战区的主题曲－－“让我飞黄腾达吧”。
　　火车仅离巴斯托涅不到25英里了。师部的大事记中记载道，“任何一点与3个月前艰苦卓绝的巴斯托涅战斗有关的蛛丝马迹，都会让参加过该战的老兵头皮发麻。但与此同时，回想起巴斯托涅的大雪、严寒、黑暗和可怕的森林的这些老兵，却惊异于在春日的嫩绿下，这片起伏不平的土地是如此的美丽。”
　　火车再次进入德国，来到了莱茵河的路得维希港。在那里他们下了火车，换乘一种被称为DUKW的交通工具，D指1942年制造，U指水陆两用，K指各轮均有驱动力，W指双后车轴。这些DUKW是在法国南部受到侵略时进来的。这是E连的弟兄们第一次见识它。DUKW的性能在各方面都很优越，但由于它是水陆混合体，陆军部和海军部都没有对它倾注太多的热情，二战期间仅制造了21，000辆。
　　E连的弟兄们恨不得有21万辆甚至210万辆DUKW。一辆DUKW能让20个全副武装的步兵坐得相当舒适，它在风平浪静的海上每小时能航行5海里，它装有超大号的橡胶轮胎，能在陆地上以每小时50英里的速度行驶。它行驶起来非常平稳，比运载大兵的普通卡车要平稳得多，也没有吉普车直上直下的剧烈颠簸。韦伯斯特说，“坐在DUKW里，上下悠悠然，就好像在平静的水面上行驶着的帆船。”
　　他们从欧尼派尔桥上驶过莱茵河前往慕尼黑，欧尼派尔桥是一座由工程师建造的浮桥。途中，韦伯斯特被海德堡的风光迷住了。“当我们看到所有没被破坏的桥和供游人散步的漂亮沙滩时，当我们看到那些安然自得的平民在阳光下漫步时，我真想永远留下来不走了。郁郁葱葱的青山、温暖的阳光、静静的迷人的河水、香醇愉悦的空气－－海德堡以它的一切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天堂画卷。”
　　离开海德堡后，车队朝东南方开去，车队绕着群山在大路和小道上迂回行驶。韦伯斯特描述道，从头至尾“我们一直惊异于德国令人叹为观止的美丽。正如一位作家在《纽约客》中说的那样，这样的国家给了德国人，真是一种令人遗憾的浪费。”
　　每到下午3点左右，斯皮尔斯总是派卡森和马拉其两位中士先生去某个村庄找房子作为连部。他们要找到最好的房子，并将最好的卧室留给斯皮尔斯上尉。
　　卡森中学时学过德文。他总是先挑选好房子，然后敲开门叫住在里面的德国人在5分钟内赶紧离开，而且不准带铺盖。斯皮尔斯曾对他们说，如果给德国人多于5分钟的时间，他们会把整个房子搬空的。
　　一次，他俩找到了一幢三层高的公寓大楼，正适合作连部，而且住得下大半个连。卡森挨家挨户敲开门用德语叫他们在5分钟内离开。德国人哭着、哀嚎着惊慌失措地往外拥。“我又敲了一扇门，”卡森回忆着，“一个老年妇女开的门。我看着她，她也盯着我。天呐，她太像我的祖母了。对视了一会儿后，我用德语说，'你就呆在里面吧。'”
　　马拉其把故事接了下去。“斯皮尔斯不知到哪去了，两三个小时后才现身，我从没见过像他这么差劲的抢劫犯。一想到周围有项链啊什么的，他就一晚上睡不着。”一有机会他就把抢到的东西寄给在英国的妻子。“他需要这些东西换来的钱；他的妻子刚生了一个孩子。”
　　像其他欧洲战区的弟兄们一样，几乎所有的E连弟兄都参与了抢劫。这是一种战争现象。许多人在这之前从未拿过任何不属于自己的贵重物品，但现在只要想要，就可以拿走，这似乎已经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了。抢劫既有利可图又有趣，而且没有什么风险，自亚历山大大帝以来的征服军都这么干，毫无例外。
　　鲁格尔枪、纳粹徽章、手表、珠宝、初版的《我的奋斗》和酒都劫掠的首要目标。从德国兵手上抢是正大光明的事，从平民那里抢就有些说不过去，不管怎样，这样的事也发生了。钱并不很受欢迎。爱德华。赫夫龙和卫生员拉尔夫。斯拜那中士在一所房子里抓获了6个德国兵，德国兵投降后，赫夫龙和斯拜那抢走了他们的手表和一副精巧的双筒望远镜等东西。他们从架子上找到了一个保险箱。斯拜那打开一看，是纳粹德国国防军的薪金，全是马克，他们就把它拿走了。用斯拜那的话来说：“来自费城南部的两个小伙用一枝卡宾枪和一把手枪制造了一起抢劫钞票案。”
　　回到住所，赫夫龙和斯拜那一口气喝干了一瓶科涅克白兰地，商量好如何处置这些钱。第二天早晨，他们来到天主教堂，把钱分给了那些做弥撒的人，“那些大面值的钞票当然是被我们分光喽，”斯拜那坦白道，“我们还没醉到什么也不给自己留的地步。”
　　官兵们还强占了各式各样的军用车和民用车。在阿格诺加入陆军的二等兵诺曼。耐特塞克记得有一次，他所在的班正准备把一辆德国救护车开走，突然发现车后座上一位德国医生正在给一个妇女接生，于是美国兵们赶紧跳了出来。
　　一天早晨，一位德国妇女正对着美军车队拍照，里奇中尉一把夺过她手中的照相机，他没有把它据为己有，而是把它扔到地上，对着它就是一枪。从此以后他便赢得了一个外号－－“相机杀手”。
　　美军车队向东南方向开进的路上也碰到了德军，但双方没有交火。起初，弟兄们看到的是准备投降的小群德军，接着是大群的，最后，超乎想像的漫山遍野的灰色军装开始出现。
　　E连驶入了大群溃败的德军之中，他们的供给线已经瘫痪。所有的德国士兵只想安全地进入俘虏营。“我无法抑制控制德国人的激动，不久以前，这些德国人还那么难以驯服。”韦伯斯特这样写道。美军车队开上了盟军专用的高速公路，该路向东通往慕尼黑。德国人顺中间的路向西步行前往俘虏营。戈登。卡森回忆说，“中间的路上放眼望去满是全副武装的德国战俘。没有人会停下来受降，我们只是朝他们挥挥手而已。”
　　韦伯斯特称在中部区域看到的投降的德军是“一个令人震颤的场面”。德国战俘“成群结队地出现，我们看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情景：两个美国兵监视着大约2，500名敌军”。看到这一切，E连的弟兄们意识到德军已经全线崩溃，这个春天，他们再也不能像去年秋天那样卷土重来了。
　　分散的、零星的顽抗依旧存在。德国工程师破坏了每一座盟军要经过的桥。党卫队的一些狂热分子偶尔也会从河的对岸向盟军射击。这些举动对盟军来说，构不成什么威胁或危险，只是感到有些恼火而已。美军会用一些轻炮武器将党卫军赶走，然后等工程师把旧桥修好或造一座新桥。
　　温特斯对德国人的狂热感到震惊，德国工程师们在这种狂热的引导下，把自己的桥破坏掉，尽管连傻子都知道这种破坏是毫无意义的，而且“对既定的败局也毫无帮助。经常是一队准备投降的德军正沿着高速公路向北走，另一队德军正在破坏通往投降路上的桥，以放慢投降的步伐”。

　　4月29日，E连在位于阿尔卑斯山脚下、兰茨贝格附近的布赫洛厄过夜。在那儿他们第一次看到了集中营。这是一个劳动集中营，而并非用于种族灭绝的那种集中营。像这样的集中营有6个以上，都归达豪大集中营管辖。尽管它规模不大而且是用来生产战时物资的，但那种可怕的场景仍显示出德军曾在这里犯下的滔天罪行。上千个犯人们穿着肥大的条形睡衣裤，四分之三的人都濒临饿死，集中营里还堆着几百具几乎只剩骨架的尸体。
　　温特斯在作为营指挥所的房子的地窖里发现了大量的成堆的干酪卷，他下令将这些干酪卷分给集中营里的人。温特斯还通过无线电向团部汇报了集中营的情况并请求援助。
　　E连在布赫洛厄停留了两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兰茨贝格的居民们出动了，他们带着耙子、扫帚和铁锨来到了集中营。弟兄们后来才得知，泰勒上将被集中营里的情形激怒了，于是下达了戒严令，命令所有14岁到80岁的居民都要集中起来到集中营里清理、掩埋尸体。当晚在回家的路上，仍有人呕吐不止。
　　“我至今仍记得那些饥饿和神智不清的人，”温特斯写道，“当我们从锁着铁链的围墙里看他们时，他们垂下了眼帘、低下了头，就像被殴打和虐待的狗那样战战兢兢，那种难以描绘的感觉让我永生难忘。这一幕给我的心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我不禁暗暗对自己说，'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我会在这儿了！'”

加尔福特 · 发表于 2006-7-20 12:20:36

第17章　喝希特勒的香槟
　　　　　　　　　贝希特斯加登

　　　　　　　1945年5月1日－－8日

　　5月的头两天，E连的弟兄们从慕尼黑乘车南下，在反方向行走的德军人流里缓慢行驶。常常是带着武器往北走的德国兵比南下的美国还要多。“我们很好奇地相互打量着，”温特斯回忆说，“我敢肯定双方都有同样的想法－－别惹我。我只想结束这一切赶紧回家。”
　　5月3日，辛克上校得到命令，要求506团准备好次日9点30分出发，目标是贝希特斯加登。

　　贝希特斯加登对在德国南部、奥地利和意大利北部的所有部队都是一块极具吸引力的磁铁。这个巴伐利亚山中小镇位于萨尔茨堡的南部，是个供奉纳粹偶像、君主和首领的类似神社之处。希特勒在这儿有一处家宅，并在8，000英尺高的山顶建有一座石头建筑物作为避难处，称为奥尔德绍斯特（鹰巢）。由于道路修建得非常好，车能够开到离奥尔德绍斯特仅几百英尺的地方停泊。有升降机通往山中心，从那里，乘电梯便可抵达奥尔德绍斯特，电梯的墙壁上还饰着金箔。
　　希特勒就是有贝希特斯加登使那些1930年后执政的欧洲领导人一个个面上无光的。过去，法国的达拉第、意大利的默索里尼、英国的张伯伦等等都害怕希特勒，全世界都害怕希特勒。现在希特勒死了，恐惧不存在了，但这更增强了希特勒和他钟爱的老巢的神秘感，鹰巢似乎就是揭露他性格的关键所在。
　　纳粹的最高领导者们正是在贝希特斯加登聚集在他们的元首周围的。希姆莱、戈林、戈倍尔、马丁。褒曼都在这一区域建有自己的宅邸。党卫队也在这里建造了十分宏伟的公寓大楼。
　　纳粹从欧洲各国搜罗来的劫掠品有许多存放在贝希特斯加登。这地方储满了钱，有黄金，也有各国现行流通的货币，还有珍贵的艺术品（仅戈林一个就收藏了五幅伦伯朗、一幅凡。高和一幅雷诺阿的作品，还有其他许多艺术家的作品）。这是一个充斥着美酒、珠宝和豪华车的地方。
　　因此，贝希特斯加登有两点特别吸引人：第一，它是希特勒疯狂的权力欲望的象征地，第二，它是从欧洲各地劫来的宝贝的积聚地。每个人都想到这里来－－法国兵与101师肩并肩地向这里开进，英军从意大利赶了过来，德国领导人也急于拿回他们的财产，在欧洲的每一个美国人也都同样地迫不及待。
　　E连是最先赶到的。

　　5月4日，以2营为先头部队的101师车队沿慕尼黑和萨尔茨堡中间的高速公路向南行进，途经罗森海姆和基姆湖。他们在塞格斯道夫右拐驶上通往贝希特斯加登的高速公路。刚刚行驶约14公里，弟兄们就碰上了雅克。菲利普。莱克勒克将军率领的法国第2装甲师的尾部，他们的第1装甲师去了巴黎。
　　上星期，许多人以为法军第2装甲师在101师的右翼，但美军没能和他们保持联系。法军总是有些神出鬼没的。依美国兵的看法，法军在德国是走一路抢一路。他们只要抢了一两卡车东西就会把它寄回法国。现在他们正对贝希特斯加登垂涎欲滴，眼看着进山后再往南开一个小时就到了，却被一座断桥拦住了去路，桥下是一条很深的峡谷。他们没有架桥的设备，一些党卫队的顽固分子用自动武器和迫击炮在峡谷南岸死守。
　　E连以及2营的其他弟兄和法军混站在一起，一边等着101师的工程部队，一边注视着两边相隔甚远的交火，这样的战斗显然没有任何效果。温特斯请求辛克是否要派一个排去对德路障实施侧翼包抄。“不，”辛克回答，“我不想让任何弟兄受伤。”
　　这个决定是合情合理的。战争到了这个阶段，再发生伤亡实在是没有必要。但贝希特斯加登就在路障的同一侧，眼看唾手可得，辛克改变了主意。“带2营退回到公路上，”他告诉温特斯，“看看侧翼包抄路障能否得手，能否到达贝希特斯加登。”如果成功了，辛克要温特斯把著名的贝希特斯加登旅馆留出来作为团部。
　　温特斯带领营里的弟兄们退到了公路上，然后向东到达巴特赖兴哈尔，那儿的另一座断桥迫使他们在此滞留了一夜。第二天，即5月5日早晨，由E连打头，第2营的弟兄们未遇任何抵抗就抵达了贝希特斯加登，最后未发一枪一弹占领了该镇。
　　贝希特斯加登美如仙境。白雪皑皑的山顶，郁郁葱葱的森林，闪亮的结着冰的小溪，豪华的宅邸，古雅多彩的民服，一切令人赏心悦目。美食，好酒，豪宅，大批的德国空军和国防军女服务生加上从难民营带来的各式各样的侍从，让美国兵们如同生活在天堂。
　　膳宿是头等大事。温特斯和韦尔什中尉去了贝希特斯加登旅馆。他们走进旅馆的大门，看到服务员们的背影消失在拐角处。他们进了主餐厅，一个侍者正把一大套银餐具放进一个4英尺长的、镶着天鹅绒衬里的盒子里。
　　这儿不需要命令。温特斯和韦尔什径直走向他，侍者立即逃走了。于是，两个美国人就把这些银餐具瓜分了。45年后，这两个伙计家中用的仍是贝希特斯加登旅馆的银餐具。
　　在得到了他最想要的东西之后，温特斯在旅馆设置了双岗“以防发生更严重的抢劫”－－在一次采访中他一本正经地对我们说。但是他却责怪自己，“我没让2营的弟兄们进去是多么的愚蠢啊。”因为后来想继到达的团部和师部的人拿走了所有可以搬动的东西。
　　温特斯挑选了一个纳粹官员的宅邸作为营部，这所房子建在贝希特斯加登的一个陡峭的山崖上。他叫他的后勤参谋考因中尉让房子里的人15分钟内离开。考因是2月中旬在阿格诺补充进来的军官，还没有被战争磨砺出来。几分钟后，他回来告诉温特斯，“房子里的人说不，他们不搬。”
　　“跟我来，”温特斯说。他来到大门前敲门，开门的是个妇女，温特斯宣布道，“我们要搬进来，马上！”说着，带着考因就往里进，德国人转眼就不知道消失到哪里去了。
　　“对此，我内疚吗？”在采访中温特斯这样问自己。“我会因为强占了这所漂亮的房子就感到良心不安吗？不！在诺曼底我们住在散兵坑里，在荷兰我们住在泥地里，在巴斯托涅我们睡在冰雪里，仅仅几天前我们还看到集中营的惨状。这些痛苦都是德国佬造成的。我对他们的麻烦一点都不同情，我也不认为需要向他们做什么解释。”
　　同样，士兵们强占党卫队的兵营也没有感到丝毫的不安，无论是生理上的还是心理上的。这里的兵营是一群阿尔卑斯山一带风格的公寓楼，才建不久，设计得相当现代，铺设了管道，内部也装修过。军官和士官都住上了豪华的、可以俯瞰整个贝希特斯加登的房间，这些房间都是属于原纳粹军官的。
　　温特斯在镇周围设置了警卫，主要用来指挥交通，集合前来投降的德军并将他们送交后方的俘虏营。那天，二等兵赫夫龙正在一个交叉路口执行警卫任务，一个由31辆车组成的车队从山中开过来。打头的是西奥多。托斯多夫将军，他是德军第82军团的指挥官。西奥多。托斯多夫将军是个怪人，这个35岁的普鲁士人几乎创造了国防军中晋升速度的记录。他受过11次伤，他的手下称他为疯子托斯多夫，因为他从不顾惜任何人的性命，包括他自己的。他对E连的弟兄们很有兴趣，1月3日，他曾指挥第340国民掷弹兵师在布瓦雅克和福伊、诺维尔附近与E连苦战。
　　托斯多夫希望在投降时能保住尊严，能获准住在一个相当有排场的俘虏营里。他的车队装满了私人包裹，酒、雪茄和香烟，还有众多随身女友。车队碰上的第一个美国兵就是赫夫龙。赫夫龙命令车队停下来，托斯多夫说他是来投降的；赫夫龙便就近叫来了一个少尉；托斯多夫很不满地打发这个少尉去找一个军衔合适的人来。赫夫龙抓住机会缴了上将的鲁格尔枪和公文包。在公文包里他找到了两个铁十字勋章和500张色情照片。他心里暗想，南费城的一个小伙接受一个纳粹将军的投降，感觉还真不赖呢。

　　大家都在疯狂地抢劫。到处都是投降的德国官兵－－国防军、武装党卫队师、纳粹空军、军官、士官、小兵，最早接受投降的是506团的D、E和F连。从那些官兵手上“我们得到了手枪、刀具、手表、带毛衬里的外套、迷彩的跳伞夹克”。5月13日，韦伯斯特在给父母的信里写道：“大多数的德国人都很合作，但偶尔也有不愿交出手表的人，于是，就当面扣动扳机，给了他个大花脸。这显然起了杀一儆百的作用。我现在有一把鲁格尔手枪、两把P－38和一枝斯开麦塞若冲锋枪，还有两件跳伞服、一件迷彩的冬季夹克衫、几面约三英尺长两英尺宽的纳粹旗和一块手表。”
　　美国陆军航空部队早就把鹰巢翻了个底朝天，鹰巢的电梯已经不能用了。但对于上上下下科拉希山无数次的弟兄们来说，爬到顶端就像散步一样轻松，根本不是什么难事。奥尔顿。莫尔是最先到达顶端的人之一。他在碎石堆里发现了希特勒的两本相册，里面都是欧洲一些著名政客的照片，他们都曾是希特勒的贵宾。连里的一位军官命令莫尔把相册交给他，莫尔拒绝了。那军官就威胁说要对他军法从事。
　　莫尔是马拉其那个排的，马拉其到营部把情况向温特斯汇报了一下，温特斯命令他的吉普车司机：“你带马拉其回兵营，把二等兵莫尔和他的所有宝贝都带到我这来。”莫尔来了，温特斯任命他为营部的驾驶员。如此这般，莫尔就可以正大光明地把相册带回他的老家怀俄明的卡斯珀了。

　　住的问题解决了，但里面堆放的东西多得已经到了无法搬运的程度，弟兄们从未想过居然能抢这么多东西回家，这些美国小伙子们下一步需要的就是汽车了。车根本就不是问题：镇里和周边的停车场有德国军用卡车、轿车、大众公司产的车和其他类型的车，城里和山边住宅的车库里也停放着不少豪华汽车。黑尔中士得到了一辆梅塞德斯消防车，警铃、喇叭和蓝色闪光灯一应俱全。塔尔伯特中士得到了希特勒的一辆指挥车，车上装有防弹门窗。卡森中士得到的是希尔曼。戈林的车，他回忆道，“那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车。我们甭提有多高兴了，大家孩子般又蹦又跳。那时候，我们就是公路之王！斯皮尔斯发动了车，一溜烟就不见了，他穿过贝希特斯加登，绕着山路，一直驶过那风景如画的农场和乡村。”
　　5月7日和8日，随着越来越多的高级将领拥入贝希特斯加登，一个小小的上尉霸着一辆梅塞德斯就显得不大可能了。斯皮尔斯收到了将汽车上缴给团部的命令。斯皮尔斯宣布这个让人沮丧的消息时，卡森和比尔。豪厄尔还正围着车转悠呢。
　　卡森问豪厄尔这些窗子是否真的防弹，豪厄尔也想弄清楚。于是，他们向后退了10码，用M－1步枪对准左后方的窗子开了枪。窗户一下子全碎了。他俩把碎玻璃堆在一块儿，见团里一个上尉走过来提车，便溜走了。
　　塔尔伯特把梅塞德斯上缴之前也在车身上做了些实验。他把实验结果汇报给温特斯：窗户确实能防弹，但如果用穿甲弹，它就防不住了。温特斯对他的研究表示感谢，还认为指不定什么时候这种情报就能派上用场呢。
　　弟兄们还做了另外一种实验。他们把梅塞德斯车水箱里的水放干后看它还能否开动。作为实验品的第三辆豪华车也倒了霉运，弟兄们决定在上缴前看看如果它从30米高的地方掉下去会变成什么样，就把它推上了悬崖。
　　最后，那些将官们得到的是没有窗户、只剩空水箱或干脆是一堆废铁的豪华车（在试图爬上鹰巢的路上，塔尔伯特那辆梅塞德斯车的发动机被烧毁了）。弟兄们最后领到的是卡车、摩托车、大众车、侦察车之类。他们觉得还不错，而且和车一样，汽油也是免费的，美国兵们总是加满油，直接开走。
　　“那是一种十分独特的感觉，”温特斯回忆道，“我们的权力超出你的想像。想要什么，尽管拿。”

　　住的问题和车子问题都解决以后，弟兄们又瞄上了酒。每个地窑都储有一些葡萄酒，但发现最大储酒窑的人却是营里少数几个不喝酒的人之一－－温特斯少校。5月6日，温特斯独自一人出来巡视，碰巧找到了戈林的官邸和俱乐部。在一间房子里，他发现了一位德国将军的尸体，他穿着礼服，一颗子弹从耳朵里横穿头颇，手里握着把手枪。这是一位中将，后来被认出是卡斯特纳。
　　温特斯游荡着，随脚踢开一扇扇门，“天哪！我从没见过这种场面。”在一个长15米宽10米的拱形地窑里，放着一排排的酒架，酒架从地板一直顶着天花板，上面摆着各式各样的世界著名的白酒。后来经估计，里面至少有一万瓶酒。温特斯在这个俱乐部的入口处和地窑口都设了双岗。接着他颁布了一项命令：不准再喝酒，营里的每个兄弟都必须戒酒7天。
　　1990年回顾这个不当的命令时，温特斯说：“我可不是傻子。这样的命令当然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执行，但我的目的很明确－－把局势控制住。我可不愿整个营的弟兄都醉得一团糟！”
　　发现酒窑的当天下午，温特斯叫来了尼克松，“尼克，”他说，“你清醒清醒，我要给你看一些你这辈子都没见过的东西。”
　　第二天即5月7日早晨，尼克松头脑清醒地来找温特斯，问他道：“你昨天说要给我看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温特斯弄了辆吉普车，两人上车后直接开到俱乐部门口。温特斯打开地窑门时，“尼克松仿佛觉得自己已经死了，升入了天堂。”
　　更让他难以置信的是温特斯的话：“想要什么尽管拿，然后让各连和营部都开辆卡车来装一车走，由你负责。”
　　想拥有无尽美酒的梦想成真了，真是妙不可言。一来，他能从世界顶级名酒中随意挑选；二来有机会让弟兄们拣好的拿，拿个够；再就是庆贺的理由再充分不过了－－战争结束了，而他还活着。
　　结果呢，看看尼克松在5月8日早晨的照片就知道了。
　　对全连上下来说，庆祝活动可谓盛大而无节制。尽管温特斯有令在先，尽管要有人正常轮值，但庆祝活动照样进行。而且的确应该有个庆祝：5月7日，在兰斯的德军向艾森豪威尔将军投降了。停火令已传遍了欧洲，人们纷纷拿掉防空管制的遮灯窗帘，让和平之光普照大地。温斯顿。丘吉尔说，德国投降的消息是“人类历史上爆发出最大欢乐的信号”。E连的弟兄们也极尽所能让贝希特斯加登的欢庆人人尽兴。
　　卡森回忆道，戈林的酒被分发出去后，“你从早到晚都能听到香槟的软木塞冲出瓶口的'砰''砰'声。”随着欢庆的声音越来越大，斯皮尔斯上尉开始担心弟兄们闹得过头了。默西埃中士－－在奥基夫的记忆中是“我们之中职业军人味最浓的”－－穿上了全套德军军官的军装，右眼戴着单片眼镜，他的滑稽行为正和那天的欢乐氛围想吻合。有个弟兄想了个怪招：用步枪把默西埃押送到连部办公室，交给斯皮尔斯上尉。
　　有个弟兄抢在默西埃一行到达前就泄露给了斯皮尔斯。一干人用刺刀抵着默西埃来到斯皮尔斯的办公桌前时，斯皮尔斯头也没抬。有人“啪”地向斯皮尔斯敬了个礼，说：“长官，我们抓住了这个德国军官，怎么处置他？”
　　“拉出去，毙了。”斯皮尔斯答道，仍然头也没抬。
　　“长官，”默西埃叫了起来，“长官，求您了，长官，是我呀，默西埃中士。”
　　“默西埃，把这套破军装脱下来！”斯皮尔斯命令道。
　　过了一会儿，斯皮尔斯把连队集合起来。他说他发现有些新兵对胜利的贡献不大，庆贺得倒挺起劲。他希望弟兄们节制一些，不准再打枪，特别是不准用德军的武器开火，因为枪声一响，会使大家心惊肉跳。
　　但企图阻止欢庆就好像企图阻止涨潮一样徒劳无功。就连斯皮尔斯自己也无法抑制兴奋的心情。回到连部后，他和卡森中士坐在办公室里频频开香槟，空瓶就从法式玻璃门往外扔，很快外面就堆成了一座小山。过了一会儿，斯皮尔斯和卡森来到阳台上呼吸新鲜空气。他们看着那堆空瓶。
　　“你擅长用点四五手枪吗？”斯皮尔斯问卡森。卡森说他枪法不错。
　　“看看你能不能把一只瓶子的瓶颈打飞。”斯皮尔斯说。卡森瞄准瓶子开枪，打碎了一个。斯皮尔斯开了一枪，也打碎了个瓶子。接着他们就砰砰地射击起来。
　　默西埃特中士怒气冲冲地走了过来，他的脸胀得通红，准备惩治违反连里军纪的家伙。他先看见了卡森。“卡森，你的屁股是不是欠揍。”塔尔伯特咆哮着。他刚要重复斯皮尔斯上尉禁止打枪的命令时，斯皮尔斯从卡森身后走了出来，手上的点四五手枪还冒着烟。
　　沉默了几秒钟后，斯皮尔斯开了腔：“我很抱歉，中士。是我叫他干的。我忘了自己宣布的命令。”
　　与此同时，韦伯斯特、鲁兹和奥基夫发现了通往戈林酒窑的路。可惜他们迟了，E连的其他兄弟早就来过这儿了，温特斯已经把警卫撤了，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出入。就在韦伯斯特、鲁兹和奥基夫坐着鲁兹的大众车来到酒窑门口时，他们看见一股连绵不绝的由德国卡车、大众车甚至是装甲车组成的车流，正逶迤于来俱乐部的路上。
　　最后这一批E连来的弟兄带了个木箱，他们往里面塞满了酒。“我惊讶地发现，大部分香槟的酿造年份都不长，而且品质一般，”韦伯斯特这样评价，“这儿没有拿破仑白兰地，香槟也只不过是30年代后期生产的。希特勒真让我失望。”
　　可韦伯斯特忘记了一点，尼克松在他之前已经来过了。尼克松可是个鉴定美酒的行家，他为自己和其他军官挑选了5卡车酒，而也自称是品酒行家的韦伯斯特却来晚了。“这一次，”对此忍俊不禁的温特斯评述道，“耶鲁男人（尼克松）的档次高出了哈佛小伙子。”
　　在俱乐部外面，韦伯斯特、鲁兹和奥基夫遇到了一群法军，他们一边喝酒一边大喊着，“战争结束啦！战争结束啦！”有的还用冲锋枪朝空中放枪，他们拍着美国兵的脊背讨要香烟，并把酒递给他们。
　　三个美国兵散了香烟，和周围的人握了手，然后以最快的速度驾车回营。韦伯斯特写道：在营房里，“开始了一场无与伦比的庆祝会。”满眼是横飞的软木塞、喷射的香槟、摔碎的瓶子；满耳是喧闹的笑声、刺耳的尖叫和结结巴巴、口齿不清的说笑。再来一、一杯。这儿，该死的，让、让我来开瓶、瓶子－－该轮、轮到我了。真是太妙了，不是吗？给我、你满上。希特勒在哪里呀？我们要、要感谢希特勒，这个狗娘养的。贝希特斯加登，我爱你。
　　“战争就这样结束了。”

　　每一个身处欧洲的人，无论是胜利者还是战败者，都在欢庆战争的结束。欢庆队伍中最高兴的是身着军装的年轻人，他们没有被打死，他们活下来了，他们将继续生活下去，他们最有理由庆祝战争结束。
　　5月8日早晨，奥基夫和哈里。拉格出去搜寻鸡蛋。他们来到一个位于林中空地上的农舍，袅袅的炊烟从烟囱里升起。他们一脚踢开门，端着步枪冲了进去，随时准备开火。里面两个意大利逃亡者吓得僵直地跳起来，呆住了。
　　桌上有一瓶香槟，离得近的那个意大利人迅速抓起瓶颈把香槟伸到奥基夫面前，此时，奥基夫的步枪正指着这个意大利人的腹部，意大利人示意让他喝酒，并说了声“和平！”
　　紧张消除了。他们为和平共饮之后，美国兵们继续去搜寻鸡蛋。他们来到了林中的一个小木屋。“小屋四周环境优美，”奥基夫写道，“一个穿着平民衣服将近30岁的男子正站在房前低矮的门廊下。我们踏上门廊前的台阶时，他微笑着走下台阶，用英语对我们说，'战争结束了。我一直在听无线电广播。'
　　“他努力使身体保持竖直，但还是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的右腿受过严重的伤。看见我盯着他的腿，他解释道，'我一直在非洲军团里干，右腿受了重伤，被送回了家。我也曾是军人。'
　　“他请我们进屋去喝一杯葡萄酒。我们说'不用了'，他说，'等一下，我把酒拿出来。'接着就进去了，出来的时候端着三杯葡萄酒。我们举起杯向他致敬，他说，'为战争结束干杯。'我们也举杯一饮而尽。都是当兵的，某些基本的东西可算心意相通。”
　　他们找到一些鸡蛋后回到了营房，用炒鸡蛋和希特勒的香槟庆祝战争的结束。

加尔福特 · 发表于 2006-7-20 12:21:17

第18章　军人梦寐以求的生活
　　　　　　　　　　　　　　　　奥地利

　　　　　　　　　　　1945年5月8日－－7月31日

　　月8日傍晚,温特斯接到命令,要求把2营准备好当夜出发,到距贝希特斯加登以南30公里的奥地利的滨湖采尔去执行占领任务。22点,亮着大灯的车队出发了。卡车上,弟兄们喝酒、唱歌、赌博,继续开着他们的晚会,第二天早晨到达滨湖采尔时,他们个个胡子拉茬,工作服上满是污垢。
　　到处都是德国兵。滨湖采尔是国防军可以撤退到的最南方,再往南就是阿尔卑斯山的山峰,再过去就是意大利,迄今为止,所有的道路仍旧被雪封着。后来才发现,在不足600名弟兄的2营管理的地区内武装德军竟多达25,000名。
　　两军外观上的鲜明差别绝不亚于数量上的悬殊对比。征服军看上去懒散、军容不整,纪律松散,败军看上去倒是一支精锐之师,有令人过目难忘的军容和良好的纪律。温特斯想,当德军和奥地利的平民好奇地看着这第一支到达该地的美国兵时一定会很惊讶:他们怎么会输给这样一帮年轻人。
　　温特斯把营指挥部设在滨湖采尔南面4公里的卡普伦村。这里的山谷是世界闻名的旅游胜地,尤其受德国富人的喜爱。从农场空旷的房子到豪华的旅馆,住宿条件都好得惊人。所有的房间原先都被德国伤兵占据了。他们被迫搬出来,被用卡车或火车运到慕尼黑的俘虏营里。美国人搬了进去。
　　弟兄们的任务是维持秩序,把所有的德军都集中起来,收缴他们的武器,然后把他们运到俘虏营里去。5月9日早晨车队一到这里,温特斯就开始了工作。他叫人把这一地区的德军最高指挥官带来见他。“我当时是27岁,”温特斯回忆道,“像所有的弟兄一样,我穿着一套脏兮兮的、破旧的工作衫裤,头上顶了个水桶作为头盔。当我面对着这位大约年长我20岁、穿着干净的野战军装、胸前挂满勋章的职业德军上校并朝他发号施令时,我不禁感到有些可笑。”
　　不管怎样,温特斯还是下达了命令。他要求这个上校收集这一区域的所有武器并将他们堆集到飞机场、学校和教堂的院子里。他允许德国军官保留腰佩武器,允许宪兵保留枪械。温特斯还说第二天他将检查德军的营地、部队和厨房。
　　第二天——也就是5月10日——早晨,温特斯和尼克松开着吉普车去检查被收缴武器的堆放点。他们对看到的场景感到震惊:三个武器堆放处都堆满了成山的武器。温特斯意识到他说“所有武器”时犯了一个错误。他指的是军用武器,但那个德军上校却太死抠字眼了。收缴的武器真可谓洋洋大观:除了足够一个师使用的军用武器外,还有猎枪、打靶用的步枪、猎刀和各种旧式的轻武器,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都绰绰有余了。
　　温特斯检查营地和厨房的时候发现一切都组织得井井有条。列队接受检查的德军队伍如同接受检阅一样军容严整、衣着笔挺,情况良好。厨房秩序井然,炊事兵正在炉子上用大锅做土豆汤。
　　后来,温特斯开始通过一位说英语的德国参谋来进行管理,该参谋每天早上到温特斯的指挥部里来汇报情况并接受命令。一切都很顺利,用温特斯的话来说,“我们不干涉他们,他们也尊重我们。”德国参谋告诉温特斯他在东线服役时和在巴斯托涅与101师作战的故事。他对温特斯说:“我们两国的军队应当联合起来消灭俄军。”
　　“不,谢谢,”温特斯回答,“我只想退役回家。”
　　这几乎是每个人的心声,包括德国人。然而,在释放任何一个德军前,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必须受到监视。德国人的营地里隐藏着纳粹分子,他们中的许多人换上了士兵的衣服以免被认出。(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个是阿道夫·艾希曼,他穿着德国空军下士的衣服躲藏在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一个营地里,身份一直未被发现。他成功地逃到了阿根廷,和他的家人过着不错的日子,直到1960年,以色列特工发现了他的行踪,突击队实施了突然袭击,将他抓获,送往以色列接受审判,最后被处以绞刑。)
　　利普顿中尉是2营营直机关枪排的排长。温特斯派他去监控一个有几百名犯人的营地。其中的一个犯人便是大众车、豹式和虎式坦克的设计者费迪南德·波尔彻。5月中旬,利普顿清理出了150名准备释放的犯人。一个德国高级军官,是一位上校,请求在他们被释放前对他们说几句话。利普顿同意了。
　　“他的讲话很长也很精彩,”利普顿回忆说,“他告诉他们德国战败了,但他们都曾是优秀的军人,他为他们感到自豪。他说他们应该重返家园,重建自己的生活。他还说德国的重建需要他们每一个人的力量。他讲完之后,那些德国人报以响亮的欢呼。”然后他们就动身离去。
　　那些有理由担心自己会被以战争罪起诉的德国高级将领正躲藏在山中。有难民告诉斯皮尔斯,这个地区有一个纳粹分子,曾是奴隶营的纳粹首领,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斯皮尔斯进行了调查,又问了一些问题,认为他们所说的是事实。进一步的调查表明此人就住在附近的一个小农场里。
　　斯皮尔斯叫来了军士长林奇,把情况解释给他听,然后向他下达命令:“你带着穆尼、利布高特和西斯克去找他,然后干掉他。”
　　林奇把人召集齐后向他们宣布了任务,弄了一辆兵器载运车就向山上开去。途中,穆尼盘算着这次行动,感到有些为难。他很明白斯皮尔斯没有这样的权力,他仅仅基于从难民那里搜集来的证据就下达处决的命令是不合适的。但斯皮尔斯是连里的指挥官,而他穆尼只不过是一个执行任务的士兵。最后他决定:“我不会遵循这种胡闹的命令。如果说必须要有人下手的话,那可不是我。”
　　他们到了农场,没怎么费劲就逮住了那个纳粹狱官。利布高特盘问了他半小时,然后断定没错,他就是要找的那个人,他犯的罪和难民们指控的一致。几个美国兵用枪口顶着他,把他推上了兵器载运车,然后开动了车子。最后,林奇把车停在了一个峡谷旁。他们把犯人推下车,利布高特拔出手枪朝他开了两枪。
　　犯人尖叫着转身朝山上跑。林奇命令穆尼朝他开枪。
　　“还是你来吧,”穆尼回答,“战争已经结束了。”
　　斯金尼·西斯克向前跨出一步,端起M—1步枪对准逃犯,一枪击毙了他。

　　把战俘和难民进行分类,然后用船运出这个地区的工作完成后,下一项工作是对缴获的德军装备以及战争不再需要的美军装备全部进行分类和汇总。这些物资被集中起来登记造册之后,就由卡车车队运到在法国的军械库。
　　军官被要求上缴诺曼底空降前领到的丝制法国地图,这是一种标明了逃脱路线的地图,不上缴的要被罚款75美元。这些地图对于参加过D日空降的老兵们几乎是一种圣物,因此这个决定遭到了普遍的抵制。当被告知不上交地图就要被罚款时,温特斯借用了麦考利夫将军的一句台词——“屁话”,代表全营对赫伯特·索贝尔上尉做出了回答,作为团供需官的他只好无奈地转身离开。

　　由于没遭到反抗,再加上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的确给予了积极的配合,到5月的第3个星期快结束的时候,几乎已经没有什么真正需要美国人做的工作了。所有的帮厨、勤务、洗衣服、清扫营房以及建筑方面的任务,都被那些急于赚钱或想要食物和香烟的当地居民承担了。于是,时间对于这些渴望回家的年轻人来说就显得太难捱了。
　　温特斯让人修了一条跑道、一个网球场、一个棒球场和一个射击场。连、营、团乃至整个欧洲战区展开了各式各样的竞赛。温特斯还组织了日常密集队形的训练。
　　有的弟兄很喜欢这些活动。对那些把运动当回事的人和那些希望将来能上大学或成为职业运动员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锻炼的绝好机会。他们被免除了各项勤务,住在独立的运动员宿舍,每天都有训练或比赛。对几个想当职业军人的人来说,这也是个培训职业技能的好机会。
　　但对大多数既不想当运动员又不想当职业军人的弟兄来说,训练和竞赛是令人厌烦的。他们找到了另外4种发泄方式:游览阿尔卑斯山、打猎、喝酒和追女人。滨湖采尔是一个大约4公里长2公里宽的湖,景色非常优美,5月底6月初那些阳光灿烂、日照时间长的日子里,在湖里游泳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我的游泳衣太破旧了,”韦伯斯特5月20日在给母亲写的信中说,“请你尽快从阿伯克龙比和菲奇给我寄一件颜色鲜艳的游泳裤来好吗?32的腰围,最好是短裤,而不是游泳裤。”
　　卡普伦后面的山上有一座滑雪旅馆。通往那里的缆车已经彻底坏了,但人们还是可以从山间小路爬上去。温特斯制定了一个计划,每3天派一个排到这所房屋内疗养、休整。屋内有奥地利的用人和厨师、滑雪教练和打猎向导。滑雪和捕猎石山羊都是非常刺激的运动。
　　这里是欧洲贵族的主要狩猎场,因此这儿最少有上百头鹿。101师总是最后才拿到分配下来的食物。每个从瑟堡和阿弗尔港口来的人有机会最先领到食物,但他们都有平民女友要养,同时活跃的黑市交易也在诱惑着他们,所以带到阿尔卑斯山上来的食物并不够吃。空降兵们组织了打猎队去猎杀鹿,鹿肉成了餐桌上的主食。二等兵弗里曼弄到了一枝勃朗宁猎枪,用它打来的鹌鹑和其他鸟丰富了餐桌上的内容。
　　“女人、妓女、少女、女朋友、姑娘、少妇、德国小姐、法国小姐:这就是小伙子们想要的。”韦伯斯特写道。他还描述了大家在这方面的成果:“厨师们包养了情妇;排里的情侣频频光顾库房;麦克里里在镇上有了一个已婚妇女作情人;里斯把他的那位安置在一处私宅里;卡森养了一个受过教育、漂亮而老于世故的波兰金发女子(后来她与卡森结了婚);排里当官的每晚都去光顾难民营里的女人;滨湖采尔是欧洲最漂亮女人的集中之地,伴着这些肌肤晒成古铜色的金发女子,小伙子们实现了他们的梦想——空谈女人整整3年之后,他们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东西。反亲善政策彻底失败了。”
　　小伙子们曾经想要伦敦、巴黎和鲁尔区的女人,这些女人也能满足他们,但据韦伯斯特的观察,“奥地利的女孩比欧洲任何其他地方的女孩都更整洁、更漂亮,身材更好,并且更好交往,因此小伙子们在这儿度过了特别愉快的时光。”
　　可供享用的酒源源不断。5月28日,韦伯斯特给他的父母写信道:“离开贝希特斯加登后,我们每晚都会喝醉。两天前我们抢了一所德国国防军仓库,发现了足足两箱烈酒——总计48瓶。所以你们寄给我的橘子粉就派上用场了。”

　　关于喝酒,斯皮尔斯上尉只制定了一条长期生效的命令——不准在兵营外面醉酒。士官们对这条命令是严格贯彻的,他们不想看到执行警卫任务的弟兄因为喝醉酒而发生什么事故,也不想看到喝醉的弟兄一个劲地在街头或山路上晃荡。然而在营房里,弟兄们只要不喝醉,就可以不受限制尽情地喝。但大多数人都会喝得酩酊大醉。
　　韦伯斯特所在的班里总有一满罐现成的冰茶和烈酒。他描述当时的情景说,每天晚上,“喝到8点钟时,马修斯开始结结巴巴、口齿不清起来;马什吹嘘起他的班和他的弟兄们是如何地对他惟命是从;肖提安静地坐在一张床上,呲着牙咧着嘴;温又是大笑又是大喊着一些巴斯托涅的旧事;麦克里里在夸耀自己的勇敢——‘整个排再没有比我更勇敢的人了’——这话毫不谦虚但确实是事实;吉尔摩在拼命地烫衣服,他这种表达高涨情绪的独特方式最受大家欢迎;黑尔一边流口水一边又往嘴里灌进一杯酒;从不吵闹的克里斯坐在后面冷冷地沉默着;里德烂醉如泥地瘫在扶手椅里;我醉得还比较有风度,不声不响地睡熟了。”
　　小伙子们会游一整下午泳或打一场垒球,来摆脱由宿醉引起的不适。温特斯是不喝酒的,他对饮酒既不赞成也不反对。他的两个最好的朋友,韦尔什和尼克松都酗酒。他从不责备那些在自己的空闲时间喝醉的人。每当他想尝试一下的时候,每天下午发生的那些过激行为就会提醒他不要去碰酒。温暖的阳光下,打垒球的弟兄们都只穿着一条运动短裤。几乎每个人身上都至少有一处伤疤。有些弟兄在前胸、后背、手臂或腿上有两处、三处甚至四处伤痕。“请别忘了,”温特斯总结说,“我在卡普伦看到的只是一些伤得并不严重的弟兄。”
　　还有件事同样提醒人们:E连和其他单位为了到达卡普伦付出了怎样的代价。6月5日22时,弟兄们在一起庆祝诺曼底空降一周年。韦伯斯特感到虽相隔仅一年,他们的处境却是天差地别。一年以前的22时,“我的心跳得就像吉恩·克鲁帕敲出的鼓点一样,饿得前胸贴着后背……而现在的我呢,坐在阿尔卑斯山上一间舒适的屋子里,一手拿着一大杯加了冰的杜松子酒,一手握着笔。从德文郡机场出发的许多弟兄已经牺牲了,分别葬在圣母教堂的公墓、索恩和比利时,但我还在这儿,真是老天保佑,今晚我们应该用死去的弟兄们会认为最合适的方式纪念他们——开一个无拘无束的热闹的晚会。”
　　军官们也正在举行晚会。斯皮尔斯抢到了几箱上好的白兰地,在宿舍和一个带着小孩的漂亮的波兰难民享用美酒。辛克上校在团部——采尔旅馆举办了好几次令人难忘的晚会。有天晚上,他安排了506团的所有军官与泰勒将军及其参谋会面。那晚弟兄们玩得很痛快。斯特雷耶上校还和一位将军打了一架,用福利中尉的话来说,“他一喝多就不知天高地厚了”。福利中尉和其他几个人想出了个好主意。他们来到露天停车场把泰勒将军的梅塞德斯车(原来它属于希特勒)的汽油抽走了一大半。他们想像着半夜时分,泰勒在回贝希特斯加登的路上因为没有汽油而只能困在路上的场面一定很有趣。
　　第二天是星期天,一大早,辛克上校就特意把所有军官召集起来训话。大家在旅馆外面排好了队。辛克痛斥了他们一顿,说他们的行为是不光彩的。他特别提到了昨天夜里的吵闹和恶作剧。他刚接到泰勒将军的电话,泰勒的车没油了,他在车上坐了4个小时,直到他的司机找到了一个5加仑的大汽油罐。福利没有站出来坦白,他说:“辛克并不在意大家伙儿有没有听他说的话,他只是很生气地把我们痛骂一顿,并不在乎我们是否在听,只是一字一顿地大喊着让我们见鬼去。”
　　辛克很快就恢复了常态。一个星期后,他宣布7月4日举行大型庆祝活动。但4号下起了雨,5号仍然下雨。不过没关系,6号是一个好天,庆祝活动开始了。“辛克第六”是弟兄们对这次事件的称呼。
　　各种体育活动层出不穷。滑翔机乘着高山气流飞越湖面的场面随处可见。一天下午,伞兵运输机司令部借给弟兄们一架C—47,有12个人从这架飞机上空降到了湖里。食物和酒的供应十分充足。公园里,当地的音乐家穿着皮短裤演奏着“翁巴、翁巴”的调子。美国兵们要他们演奏美国流行歌曲,可惜他们演奏得并不熟练。大家都在翩翩起舞。每个女孩都带着难民的臂章(反亲善政策仅适用于德国人和奥地利人;难民不受此政策的限制,然而当地山区的女孩子们也有许多标识难民的臂章),但就像福利中尉印象中的那样,“狂欢的人群里没有一个是难民”。
　　山区的好天气,丰富多样的体育活动,无拘无束地与女人交往,放开肚子喝酒,轻松的勤务工作,受欢迎的狩猎运动,加上一个脾气暴躁却人见人爱的上校,在韦伯斯特看来,在滨湖采尔的日子正是“军人梦寐以求的生活”。

　　这个夏天对E连的弟兄们来说可谓有生以来最完美的夏天。可事实上,头几个星期一过,大多数的弟兄们就都厌倦了。军队的官僚作风使他们失望和厌烦,他们过量地饮酒,他们很想回家。
　　要想回家就得积到相应的分数,于是积分几乎变成了弟兄们聊天的惟一话题,这个话题又让大家的心情变得更糟。按照陆军的积分系统,服满一个月现役、参加一次作战、获得一枚奖章、结婚都可以得到加分。那个让人感觉遥不可及的基本分数是85分。只有达到或超过这个积分的人才有资格退役,可以马上坐船回家。分数不够者注定只能留在师里,很有可能还要参加在中国或日本的“大空降”。
　　军官和士兵破天荒地特别重视起奖章来。一枚铜质紫心奖章可以积5分。毋庸置疑,军队的等级制度和官僚主义体系不可避免地对积分产生了不公平的影响。福利中尉回忆道:“有传闻说团里的某个副官仅仅因为挑选了采尔旅馆作为辛克的团部,就捞了个铜质紫心奖章。”
　　E连的弟兄们在另一方面也同样有受骗的感觉:在伞兵部队,除了紫心奖章外几乎不可能赢得其他勋章。“比如在101师吧,”韦伯斯特写道,“只有两个人被授予过荣誉勋章——502团的一个二等兵和一个中校——他们都在行动中牺牲了。温特斯少校参加过在诺曼底与德国炮兵连的激战,理所当然地应该得到荣誉勋章,但他只获得一枚优异服务十字勋章,而且这在2营也仅他一人。在E连,获得银星奖章的只有斯皮尔斯上尉和另外两三人,约有12个弟兄获得过铜质紫心奖章。但是,获得紫心奖章的人很多,而且它算不上什么奖章,只不过是步兵的徽章而已。”
　　E连的大多数弟兄在他们的欧洲战区饰带上只有4颗星形战斗奖章,不比那些从来没有离开基地的文书所获得的更多。“比如说麦克朗,”韦伯斯特抱怨道,“他沉默寡言、瘦高、看上去一点也不起眼,没人注意到他。但和他同在第3排的弟兄们却敢发誓,这个老家伙干掉的德国人比营里的任何一个人都多。麦克朗能嗅到德国佬的踪迹,寻而歼之;他在黎明的进攻和夜晚的巡逻中追杀他们;他费尽周折地杀德国人,他冒的风险和自愿承担的危险任务比E连的任何其他弟兄都要多。麦克朗一天不落地参加了诺曼底、荷兰和巴斯托涅的战斗。他得到了什么功绩呢?仅仅是一个欧洲战区的饰带和4颗星形战斗奖章。”
　　希夫提·鲍尔斯中士也和麦克朗的情况差不多。和101师的其他优秀战士一样,他没有奖章,连紫心奖章也没有,所以也没有足够的积分。大伙的怨气日趋高涨,泰勒将军不得不决定以连为单位举办一次抽签活动,抽中的人可以轮流回家。鲍尔斯不想参加抽签。“见他的鬼去吧,保罗,”他对罗杰斯中士说,“我这辈子啥也没赢过。”罗杰斯劝他去试试,没想到他真的被抽中了。
　　他刚一抽中,就有一个士兵提出用1,000美元跟他换这次回家的机会。鲍尔斯回忆道,“我想了一会儿,1,000美金的确是一个大数目,但最终我还是回答他,‘不,我还是要回家。’”
　　鲍尔斯收拾了他的战利品,主要是手枪,办好了必要的文字手续,领了回家的路费,和另外10名幸运的弟兄一起去了慕尼黑。没想到他们乘坐的那辆车在转弯时出了车祸,一辆美国大兵的卡车迎头撞了过来。鲍尔斯被甩出车厢,摔在车道上,摔断了好几根骨头,还摔出了严重的脑震荡。另外一个“幸运”的士兵在这次事故中死了。鲍尔斯住进了医院,在那儿他的路费和纪念品都被小偷偷走了。最后,他坐一艘医疗船回了家,比原先被他甩在后面的弟兄们还要晚几个月。
　　厨师和文书也能得到和身处一线的步兵一样的积分,这已经让弟兄们十分恼火,而混乱的积分制度更加深了这种不满。弟兄们花费了大量时间计算分数,但关键在于使团里的副官相信。韦伯斯特确信自己积了87分,但积分记录却显示他的分数还不到80分。
　　泰勒将军竭尽全力帮助他的这些老兵。他宣布任何一个曾参加过诺曼底、荷兰和比利时或由于受伤而错过其中一场战役的弟兄都将获得一枚铜质星形奖章。当然,这一举措受到了普遍的欢迎;但在起初的一段时间里却招致了大家更大的不满,那是由于在泰勒宣布该决定之后,又拖了好几个星期,奖章和嘉奖令——以及随之而来的最重要的那5分——才变成了现实。
　　所有这些琐碎无聊的军纪细节都让弟兄们对军队及其作风的不满与日俱增。征兵人员正在军官和弟兄们之间来回游说,劝他们加入常备军,几乎无人响应。韦伯斯特说出了大多数军人的心声:“我对陆军厌恶至极,这种深深的憎恶从来就没停止过。我只要活着就不会说它一句好话。”他在给父母的信中这样写道,“我觉得我在军队中90%的时光都被浪费了。”惟一一件让他有收获的事是“我确实学到了如何与人相处”。当辛克想给韦伯斯特一个正式任命时,韦伯斯特想了一会儿后说他情愿放弃。

　　除了记分体系会带来不满与怒气外,陆军里随处可见的酗酒现象、过量的手枪和缴获的汽车过多也都成了引起麻烦的祸根:对在奥地利的101师来说,交通事故的危险性决不亚于当初在比利时面对的德国军队。在奥地利最初的3个星期里一共发生了70起车祸,比6月和7月内的6个星期发生的事故还要多。共造成20人死亡,近百人受伤。
　　一天晚上,罗伯特·马什中士开着辆德国卡车带着二等兵约翰·詹诺威克从关卡走小路回营房。詹诺威克斜靠在一扇不结实的车门上。车撞上了一根木头,詹诺威克失去了平衡,摔下了车,头部着地。马什火速把他送到滨湖采尔的团救护所,但由于颅骨破裂,詹诺威克死在了路上。他的私人物品很少,只有一只手表、几枚空降徽章、钱包和伞兵绶带。斯皮尔斯上尉把它们收拾在一起,寄给了詹诺威克的父母。“他已经走过了漫长的旅程,”韦伯斯特写道,“他曾空降在荷兰,战斗在巴斯托涅。他讨厌陆军,但当今天,战争已经结束了,回家的美好前景就在眼前的时候,他却死了。”
　　马什并非酒后驾车。让弟兄们引以为豪的是,在这方面,E连始终保持了良好的记录:一向只委派那些头脑清醒、责任心强的士兵去执行守卫任务或在关卡执勤,而且弟兄们从不酒后驾车。其他连就没有这么小心谨慎了。二等兵奥基夫回忆起某天晚上,他和二等兵劳埃德·盖伊在萨尔费尔登和滨湖采尔之间的关卡里执勤时遇到的一件事。“一辆德军的敞篷小汽车沿着路飞驰而下,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盖伊和我跳出来挡在路上迫使车停了下来。车里有两个穿着德国军装的人,都喝醉了。他们喊着‘见鬼,你干嘛拦我们?都是自己人。’
　　“他们是我们的空降兵,但不是我们连的。我们警告他们,‘该死的,你们不要脑袋了吗!’
　　“他们最后答应减速行驶。我们告诉他们再开约10英里会遇到另一个岗哨,他们必须小心而且开得像爬那样慢。他们打包票叫我们放心。
　　“我们下了岗之后才得知那两个该死的傻瓜试图高速穿过韦灵驻守的关卡,韦灵大喊,‘停下!停下!’喊了三声后,韦灵开了一枪打中了开车的那个家伙。”
　　后来韦灵到医院去看望了这个被他打伤的人;这位受伤的老兄说他并不怨恨韦灵,如果换成他,他也会这样做。
　　格兰特中士是托科阿时的老弟兄,他来自加利福尼亚,身强体壮,长着一头金发,总是笑咪咪的,大家都很尊重他——他在荷兰曾有过惊人的表现——也都很喜欢他。一天晚上他开车带着几个二等兵去关卡换岗。他们到了以后发现出了事。
　　一个醉醺醺的美国兵站在那儿,手里握着把手枪,他的脚下横躺着两具德国人的尸体。这个美国兵的汽油用完了,就强迫这两个德国人停车,并向他们索要汽油。但他不懂德语,德国人也不懂英语,他就认为德国人在拒绝他,于是就开枪杀了他们。
　　一个来自军事情报部门的英国少校刚好驾车从旁边经过。他和一个中士走下吉普车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那个美国兵用枪指着他们要他们掉头走路。
　　恰在此时,格兰特开车经过。美国兵对着格兰特就是一枪,偏了。英国少校上前一步想夺下他的凶器,美国兵转身朝他射击,他应声倒地而亡。接着,他又一枪打死了英国中士。见格兰特向他跑过来,美国兵开枪打中他的头部后跑了。
　　斯皮尔斯非常敬爱格兰特。他一听说格兰特受了伤,立即和福利中尉跳上吉普车赶往事发地,他们把格兰特抬上担架,车呼啸着朝团救护所开去。救护所里乱糟糟的,医生胡子拉茬,穿着一件满是污迹的衬衫,一副邋遢相。他扫了格兰特一眼说,“没救了。”
　　“胡说。”斯皮尔斯说着,把格兰特抬上担架,又一次呼啸而去,这次去了萨尔费尔登。斯皮尔斯听说这儿住着一些德国专家,其中一位是来自柏林的脑科专家。这位专家立即给格兰特动了手术,救了他的命。
　　枪击事件迅速传遍了整个兵营。E连的弟兄们集体出动搜捕肇事者。凶手是在滨湖采尔企图强奸一个奥地利女孩时被发现的,是才加入I连的一个新兵。尽管许多弟兄表示了对他无法抑制的厌恶,大家还是把他活着带到了连部。
　　他觉得他还不如死了好。连里的一半弟兄都围在他身边拷问他,威吓他,对他拳打脚踢,恶毒地咒骂他。弟兄们还没来得及对他施加更严重的刑罚,斯皮尔斯上尉就冲了进来,他是直接打医院来的。
　　“枪在哪?”斯皮尔斯对凶手咆哮道。
　　“什么枪?”
　　斯皮尔斯拔出自己的手枪,手握枪管,用枪把对准他的太阳穴狠敲了一下。凶手尖叫起来。“跟军官说话,要称呼‘长官。’”说着,斯皮尔斯又敲了一下。
　　那美国兵瘫在椅子里,昏了过去。与格兰特同在2排的哈克·汉森是格兰特的亲密好友,他冲进总部,拔出手枪,“你这狗娘养的,你比我杀过的所有人都不如。”他一边骂一边把枪抵在那人的脸上。4个人从身后抱住汉森试图把他拉开,他们喊着:这样就让他死了太便宜了这个畜牲。汉森扣动了扳机,偏了。
　　“你真该看看那个家伙的样子。”采访中,戈登·卡森对我说。
　　弟兄们把那个家伙打得失去了知觉,把他抬到团禁闭所交给宪兵。他醒来后,宪兵们又把他打得血流不止。
　　辛克来到连部,一跨进门就问卡森中士:“斯皮尔斯在哪里?”
　　“在二楼,长官。”
　　辛克上楼后从斯皮尔斯那里了解了情况。大约半个小时后,辛克走了,斯皮尔斯走下楼。
　　“怎么样?”卡森问。
　　“挺难办。”
　　“那么,辛克怎么说?”
　　“他说我应该把那个狗娘养的给毙了。”
　　他没有这样做,这是很难得的。我从E连几个弟兄那儿得到的一种解释是,斯皮尔斯肯定是对那个抓来的人究竟是不是真正的肇事者有所怀疑。当我向斯皮尔斯求证时,他回答:“在对格兰特中士开枪一事上,你的怀疑是有道理的。我想当时我肯定有这方面的怀疑,因为在需要当机立断的时候,我还从未犹豫过。”
　　但我却认为也许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有机会杀死那个懦夫的不只是斯皮尔斯。格兰特刚遇到他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机会。他一发现这个I连的酒鬼时就有机会当场毙了他,而且几乎所有我访问过的E连弟兄都觉得那个畜牲应该被干掉。但当肇事者被带到连部时,虽然E连的很多人都在场而且都带着手枪,但他们中真想杀掉这个美国兵的只有一人,而且还被其他弟兄拉住了。
　　当年那个屋子里的人几乎都杀过人。面对凶手,他们的血在上涌,面对凶手,他们只剩深深的仇恨和冷酷的心。但在整个事件中,最值得注意的不是用手枪敲打,也不是殴打,而是弟兄们的自制。
　　他们已厌倦了杀戮。

　　这件事发生后不久,斯皮尔斯给福里斯特·古思中士写了一封长信。古思正在英国的医院里住院,他曾在给斯皮尔斯的信中流露出害怕被调到其他师的想法。斯皮尔斯喜欢古思,觉得他是一个好军人,他欣赏古思总是能将所有的武器都保持在最佳状态的能力。尤其让他佩服的是,古思只要用一把锉刀在M—1枪的自动解扣装置上摆弄几下就能让它变成全自动的。(古思改造过的枪温特斯拿了一把。他一直保留着,参加朝鲜战争时也带在身边。不幸的是,古思自己现在已经记不得当时是怎么弄的了。)
　　在回信中,斯皮尔斯讲述了他这边的情况。这是一封冗长而且罗嗦的信,讲的是自打古思住院后E连发生的事,都是些古思最想知道的消息:“鲁兹从摩托车上摔了下来,胳膊受了伤,但并不严重。塔尔伯特中士不想当二级军士长,所以我叫他负责2排。2排的林奇中士现在是二级军士长。阿利中士又喝醉了,我们只好降了他的衔。利普顿中尉正在苏格兰度假,过得非常开心。我熬到最后总算获准去英国度假,看看我的妻子和孩子。鲍尔斯中士坐卡车回家,路上车翻了,摔断了头骨,现在在住院。施特罗中士(3排的)现在正在返回美国家乡的路上。格兰特被一个喝醉了的美国兵开枪击中,他的头不是太好,现在住在附近的一家德国医院里,正在恢复中。马拉其中士刚住了很长时间的院回来。莱茵哈德中士刚从里维埃拉回来。麦格拉思不愿去休假——他正在省钱。”
　　斯皮尔斯详详细细地告诉古思铜质紫心奖章的事,说古思因参加了诺曼底、荷兰和比利时的战役而有权得到一枚,并许诺这件事一变成现实就尽快通知他。最后,斯皮尔斯还加了一段附言:“克拉克现在是军械技工了,伯林盖姆因为不能让你设计的杀德国佬的自动枪正常工作而重新回到了他的排里。我们在奥地利这里每天都有电和热水供应。
　　“顺便告诉你,现在不管你到了哪个部队,你都有权佩戴别着栎叶形小徽章的‘总统通令嘉奖单位’绶带——表明你是在101空降师赢得这个荣誉的。”

　　E连处于解体的过程中。泰勒将军把所有积分高而还没回过家的弟兄都调到了驻于贝希特斯加登的501团。501团就快要被撤消了,它现在的作用是把所有的高积分弟兄从师部送回美国退役。E连的其他老成员不是在医院住院,就是已经退伍。在莫米昂或阿格诺入伍的新兵现在已经算是老兵了。
　　泰勒将军回了趟美国,6月底回来后,他宣布,回美国休过冬假后,101师将移师太平洋。同时,陆军部坚持既然101师要重新参战,该师四分之三的成员是新兵,就必须建立完备的训练体制和严格的训练程序。
　　因此密集队形训练和军体操又成了家常便饭。弟兄们不得不重新温习M—1、勃朗宁自动步枪和卡宾枪的编类名称和功能。公路行军、手势信号、班战术、兵营检查、野战炊具检查、军事礼仪和军纪、急救和卫生知识、着装检查、识图、携枪体验演习、连续7天的三角测量、打靶。“就这样,”韦伯斯特写道,“我忍受着这一切,厌烦与日俱增。”
　　皮科克中尉回来后变得比以往更加琐碎无聊。“对于他强加给我们的超负荷训练,”韦伯斯特写道,“我们都感到忍无可忍,那些在荷兰或巴斯托涅就认识他的弟兄甚至连看都不愿看他一眼。这些训练弄得我极为恼火,快要发疯,要是我的积分还没有达到85分,我就宁可志愿到日本打仗,也不愿在皮科克手下多受一天基础训练。”

　　到7月中旬,参加过诺曼底战役的老兵们都走了,除了长期受罪的韦伯斯特,因为他仍无法使人事参谋相信他的总积分数。辛克上校给那些高分弟兄们做了一次临别讲话:“身为团长,看着你们这些优秀的官兵离开,心情是很复杂的。我为你们每一个人感到高兴。是你们自己的努力和战斗使你们有资格回到你们的家乡和朋友身边。
　　“看着你们离去我感到难过,因为你们既是我的朋友又是我的战友。
　　“你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被我熊过一两次。我希望你们能够理解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我对你们从未有过任何恶意。
　　“我要求你们争取总统嘉奖令,你们做到了。这将永远是你们的光荣。
　　“愿上帝保佑你们一路平安;愿那些在诺曼底、荷兰、巴斯托涅和德国与你们手牵着手的战友在天上注视着你们,保护着你们,引导着你们直到伟大的最后一跳!”
　　7月底,101师奉调乘40—8到了法国。E连来到位于巴黎南部的小镇茹瓦尼的兵营。温特斯、斯皮尔斯、福利和其他一些人在英格兰度假。8月6日,广岛原子弹的爆炸消除了弟兄们到太平洋再打一场战役的担心。从那之后,空降师一直处在不断的变动中,积分低的弟兄被调进第17空降师,其他的调到了第82师。101师的杂志《啸鹰》不满地评论道,“整个部队不像一个作战师,倒更像是一个补充兵集中配拨站。”
　　8月11日,辛克上校被提升为副师长。8月22日,泰勒将军离开101师,后来成为西点军校的校长。不久以后,506团全团撤出,编入了在柏林的第82空降师。据说当辛克的手下弟兄行军至茹瓦尼兵站以便乘船到82师的时候,辛克哭了。韦伯斯特认为他的这种反应也是正常的,因为他是“我们团的灵魂和核心”。1946年,韦伯斯特写道:“我们那绣着科拉希山、一道闪电和六个降落伞的漂亮的深蓝色丝绸团旗,已经卷放在盒子里,正在华盛顿的国家档案馆里落灰呢。”
　　1945年11月30日,101师被撤消。E连解散了。

　　E连于1942年7月诞生于托科阿。差不多3年后，它在奥地利的滨湖采尔结束了使命。在这3年中,E连的弟兄们经历过的复杂情况、忍受过的艰难困苦、做出的贡献，是大多数人一生无法企及的。
　　陆军对他们来说是让人厌烦、没有人情味和琐碎的代名词，他们厌恶陆军。他们发现战争是丑陋的，极具破坏性的，充满了死亡，他们也厌恶战争。再没有比血腥和残杀、艰苦和肮脏、非人的肉体负荷更糟糕的事了，但是，抛弃战友却比这一切更加让人难以忍受。
　　在战争中，他们还感受到了世界上最亲密的兄弟情。他们感受到了什么是无私。他们发现他们可以爱同一战壕中的战友胜过爱自己。他们发现在战争中，热爱生命的人可以为了战友献出自己的生命。
　　他们连曾有3个出色的担任连长：赫伯特。索贝尔，理查德。温特斯，罗纳德。斯皮尔斯。他们每个人都对E连产生过一定影响，但温特斯这位从E连建立的第一天到它解散的总共1，095天里都与连队息息相关的人，让全连弟兄最为难忘。接受过我采访的那些曾在E连服役的人都把E连叫做迪克。温特斯连。
　　军士们的这种感觉尤为强烈－－那些在托科阿时是二等兵，后来在战斗中成为下士和中士的弟兄们－－他们在E连生活了整整3年。军官们有来的有走的，不过他们中有许多作为2营或506团的干部继续和E连保持着联系。但是，能够见证和说明E连每一天经历的却只有温特斯和这些军士们（除非住进医院）。是他们把E连弟兄团结在一起，特别是在巴斯托涅森林中遭遇的令人生畏的枪林弹雨中，在攻打福伊而斯皮尔斯尚未取代戴克的关键时刻。无论是根据文字材料还是实际情况，威廉。埃文斯、詹姆斯。代尔、卡伍德。利普顿和弗洛伊德。塔尔伯特等军士长都是公认的军士领袖。

　　1945年9月30日，塔尔伯特中士住在印弟安纳的本杰明。哈里森堡的医院里。他给温特斯写了一封信。他虽然远不是韦伯斯特那样的作家，但他是用自己的心在写，而且他道出了每一个曾在E连服役的弟兄的心声。
　　在信中，他说希望能有机会和温特斯一起交谈，因为他有许多事想要告诉温特斯。“我想说明的第一件事是……迪克，曾在你手下当兵或和你并肩作战的每一个弟兄都爱你，而且永远也不会忘记你，你靠自己的领导赢得了这一切。你是我做梦都想遇到的最优秀的军人。
　　“一个人从战争中获得的某些东西从别的地方是不可能获得的。我似乎总是在增强自己的自信心或别的一些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但你明白为什么。
　　“好了，就暂时写到这里吧。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要是能和你一样的优秀就好了。战斗中，你的我的榜样，是我的动力。那个我们都认识的小少校用两个词来总结你的为人，说你是'他所认识的最勇敢、最无畏的军人'。我非常赞同他的判断。他也是一个出色的军人，不过我对他说你是最优秀的。我愿永远跟随你，即使是去地狱，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和你在一起时，我知道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温特斯对弟兄们怀有感情与弟兄们对他的同样深厚。1991年，他总结E连的历史和意义时说：“第101空降师由许许多多优秀、坚强的连队组成。但是，第506伞降步兵团E连更是出类拔萃，因为弟兄们之间是通过一条特殊的纽带而彼此紧紧相连的。
　　“这种非常特别、纯粹和亲密的感情是在托科阿训练营地时，在索贝尔上尉施加的压力下萌发的。在那种压力下，弟兄们得以生存的惟一办法就是团结起来。后来，军士们搞兵变靠的也正是紧密的团结。
　　“承受了训练的压力之后，E连在诺曼底为取得对犹他海滩的控制权而争取关键性的战斗任务又遇到了新的压力。在战时，圆满地完成了一项任务所得到的奖励是另一项艰巨的任务。E连在荷兰－－巴斯托涅－－德国的征途中圆满地完成了一项又一项艰巨的任务。
　　“E连的弟兄们在训练与战斗中共同承担所有的压力，结果，在他们之间建立了一条永久性的纽带。”

　　